祭祖后的晚饭，由于备了米酒，每个人都喝了，蔚洲也来了兴趣，抢着倒了小半碗，母亲说：“你还喝酒？”叔公笑了：“能喝，是好事，让他喝吧！”但当他看到可樱倒了满满一整碗，眼珠一下凸出来，可樱笑嘻嘻：“你说了，能喝，是好事。”她仰头喝了小半碗，筷子也不拿了，右手抓起烤乳猪的前腿，递给蔚洲：“猪腿给你，比赛我们两个谁能吃。”蔚洲“嘻嘻嘻”地傻笑。酒一下肚，话都多了起来，不过没有人醉，酒已经把头烧得很晕了，但每个人的话中都有一个界线，怕一不小心就跨进雷区。爷爷此前是滴酒不沾的，却也喝了几口，脸红得厉害，叔公笑话他：“原来就你外家福最大，原来就你外家福最大。我还以为是我呢，原来，是你！哈哈。”爷爷碗一搁：“哈哈，时代不好，不过我吃的苦是挺少的，你们拿锄头的时候，我拿粉笔，不用力。”父亲也笑了：“这么说，我脸白，最没外家福。”惹得母亲风凉话一句接一句：“对，娶到我，是你命苦，你命最苦，你还想着外家呢。我命太苦，连累你了。”可樱说：“武哥，你再说酒话，小心嫂嫂晚上不给你被子，不让你睡蚊帐里，让你养蚊子。”叔叔则一言不发，他把最多的目光放在了蔚洲身上。
另一个不说话的人，是我。
散席后，其余人都趁着酒劲睡了。我身上烧得厉害，脱了上衣，就跑到楼顶上吹风。现在住的这间房，面积是村中老房子的三倍，而且是两层楼，房子宽大，家中人不少，但每个人住一个房间也绰绰有余。房间在1996年夏落成时，村里很多人的目光中除了羡慕，还有些许的仇视，我们几乎不用任何劳作，而只因为有了一个台湾归来的亲人，便有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新房。这房子是曾祖父陈嘉栋1995年自台湾回来后，就一直谋划着修建的，当时我们还全部住在村中老屋里。曾祖父原先计划在老屋的原址上建新房，考虑了好久，一来觉得老房里有他少年的记忆，推倒舍不得；二来要是在老房上重建，修建期间全家吃宿也是大问题。他走出村子，在靠近县城长安路的地方看中一块分别属于村中两个人的宅基地。曾祖父问了地价，那两人都不愿出售，曾祖父只能抬高价格，那两人也晓得他是从台湾带了钱回来，把价格抬得更高。爷爷最先否定了，说这价格分明是宰人。曾祖父则只是一笑，就把地给买了，并当即动工，修了这座二层的小楼。但他没能在新房住满一年便匆匆离世，死前他曾联系替他在台湾打理事务的朋友，让那边想办法寄一笔钱回来，消息石沉大海，他的遗嘱里说明台湾有什么什么归我们家所有，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遗嘱其实是一个空头许诺。他带给我们家的，除了这一栋新房，还有因为他归来而变得意洋洋如暴发户的叔叔。后来村里多人传说，曾祖父在台湾其实另有家庭，那所谓代他打理的朋友，就是他那边的家人，那边怎么可能同意把他遗嘱里说的财务交出。村人同时怀疑曾祖父还给我们家留下了一大笔的钱财，可我们家后来一直还在靠种田谋生，若真有遗留存在爷爷那的，奶奶那场大病，也肯定把爷爷的口袋掏空了。
和村人持有同样想法的，就是叔叔陈可文，在曾祖父去世后的两三年内，他把自己在县城经营的小五金店败完。他结交了一帮猪朋狗友，整天窝在县城的环城西路喝茶赌博，店里的生意也无心顾及，钱财便很快地被挥霍殆尽。他开始回来找爷爷要钱，给不出，就闹，还经常带着一帮人，在新家的楼顶上打牌，闹到深夜三点，家里人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家里人和他闹过很大意见，吵过，也打过，都没什么效果，当时正是我刚上初三，正面临中考，无心顾及这些狗屁事，只好收拾包袱回村里老房子住。陈可樱则是一副不怕死的架势，爬上楼顶把正摩擦得火热的麻将桌掀翻，扔到楼下，被叔叔狠狠打了一顿。陈可樱一声没哭，她冷冷地说：“你竟然是我的哥？真丢脸，以后我不可能喊你一声哥！”那之后，她果然没有和叔叔说过一句话，也没正眼瞧过他。即使后来叔叔被挑断脚筋，她也只是在家里帮忙煮饭熬药而已，不愿去医院看。
从楼顶往家后面远处看，是无边的庄稼地，深夜中也能看出那些庄稼的绿色。但很奇怪的，每当我从楼顶直接看地面，发觉幽深无比，只有一团黑，其实，这不过两层楼，不过八米高，为什么地面会那么遥远？而那幽深中，又有一股对我的吸引力，让人看着看着，忍不住要探个究竟。夏天的晚上，我曾在楼顶上睡过，我怀疑后来纠缠我的梦，都是随着楼顶上的星光和微风浸入我内心深处的。我满身酒气地靠在楼顶半人高的围墙边，觉得空间有时是可以跨越时间的，比如，在此时，在这个熟悉的地方，我好像一下回返了多年，我在省城、在福山中学的工作消失了，桑桑消失了，不久前在北京的事消失了，更久更久以前，我因为学画而和跟叔叔一样跟家里闹翻了的事，也消失了，我好像一下返回房子刚建好后，我在楼顶枕着夜色的情形。叔叔也上来了，他依旧摇船人一般，高一下矮一下。
他坐在了我身旁。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还是问他了，自从他回来，家里就没人问过他这些事，我知道他憋得难受。
“还能怎么样，在那种地方，能活着回来，就好了。你要知道，我是瘸了一条腿的，能活着，就好了。”
“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我想确认一下。”
“监狱。”
“哦！”
“你知道，我是瘸了一条腿的。”他强调后，继续说，“刚进去时，‘监祖’打得厉害，他们坐牢久了，什么招都有，我被打得很惨。你吃过大便吗？你喝过尿吗？你被人把自己的手指塞进自己的嘴巴，让自己咬出血吗？”
“……”
“后来，我横下一条心了，这么被打下去，必死无疑。有一天吃饭，我拿着筷子走到‘监祖’面前，狠狠地插进了他的手背，直接插穿手心。我当时跟他说：‘今天，是警告，下一次，我从你鼻孔捅进去。’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敢惹我了。谁不怕死，谁就活得好一点。”
“坐了多久？”
“将近六年。”
“你离开家不止六年了，七年多了。”
“我并不是一离开就进去的，我也不是从监里出来就回家里来的。”
“为什么进去的？”
“……”
“为什么？”
“……”
“不愿说？”
“知道不愿说，你还问？”
“我不知道你不愿说。”
“你呢？你这几年怎么样？听说你在打两份工？”
“能怎么样？过一天算一天。当老师太闲，多打一份工，多赚一些钱，洲仔是要花钱的，动不动就要买很多药，动不动就要请师傅公来看封建，你哥你嫂拿着锄头，怎么赚得出来？”
“也不能太累。”
“不累，这都是我喜欢做的。”
“嘿嘿，你什么时候带个女的回来？你也不小了吧？我也忘了，你今年是多少岁了？”
“二十五，二十六。”
“那还不找人结婚？”
“你不更大？你都没结，我怎么敢带头！”
“我不一样，我以前做错事，误了时间。”他说这话时，已有点哽咽——我宁愿把那当成酒气上涌的结果。
“现在还来得及，我在后面守着。”
“你说……洲仔……是……不是真……的好不了……了？”
他的问话不深奥，可我却给不出答案，就只好不说了。
他也靠着围墙，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身子软还是怎么的，靠着靠着，他弯成一只虾。风很轻，但也是有声音的，酒气越涌越重，我渐渐分不清，到底那是风声还是叔叔的哽咽声，或者说，那是一种哽咽融化在风里的声音。
3
叔叔陈可文在家里住了大半个月，不大愿意出去见人。七年多，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十几个他熟悉的老人在这几年中去世。和他同龄的人，儿子女儿大多都上小学了，甚至很多比他小十五六岁的人，也都抱着个小孩当父做母了，他对此十分诧异。在他看来，一个人年轻的时间并不长，而这么点转瞬即逝的时光，竟然拿来结婚生子、作茧自缚而不是及时行乐，是人生极大的损失，他跟我说：“即便那几年我不在里面，我也不会结婚这么快的。”他说话时，对那段六年的监牢时光并没有多少后悔，他甚至多次炫耀他挫败“监祖”后，在很长时间内过得安逸而风光。他不主动惹别人，但绝不允许别人打到自己头上。有后面进来的人也曾想通过击垮他树立自己的权威，欺他腿脚不便，扫倒他，拳打脚踢，直到他动弹不得，那人才心满意足地拍拍手，以为地位从此确立。而就在那人放松警惕之时，在地上已一动不动的陈可文猛地扑去，一根筷子就捅进那人的左鼻孔，刺穿鼻梁，陈可文手上用力一提，把那人鼻孔撕裂，那人从此容颜可怖、说话漏风，看到陈可文便惊恐发抖，远远躲开。叔叔说：“我身边永远都带着根筷子，我想在‘监祖’身上做的事，后来用在那小子身上，你知道他后来外号叫什么？叫‘破玻璃窗’。知道为什么叫‘破玻璃窗’吗？因为漏风！他讲话，一直漏风。”
爷爷看不得他的小儿子无所事事，一如当初问我一样，问他：“想好做什么没？”叔叔有点茫然，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我以为他其实还没从下狱前的生活中抽出身来，他肯定还在觉得，他出来后，应该跟入狱之前一样，喝茶打牌饮酒寻乐，过得悠然自得。他去找过那些旧友，可那些人都是有家室的人了，兴趣在老婆孩子或者情人流莺身上，没人愿意和走路都有困难的他多有交涉。唯一一个和他出来喝了一次茶的，是因为街上见到后被他拉着无法脱身，那人硬塞给他两包烟，在喝茶后，电话号码都没留便回到了省城打理生意。爷爷对叔叔说：“校警你愿不愿意当？”叔叔眼睛都直了，估计爷爷的话让他对自己前几年的人生产生彻底的怀疑，让他觉得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当卧底。他笑了：“你让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人去当校警？”“你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外面没人知道就行了，你说你在外面打工刚回来就是。”“你能弄成？”爷爷淡淡一笑，果然发挥了他在县内教育界的影响力，把叔叔安插进我们博潭村小学当校警。
时逢汶川地震后不久，县内对各中小学加强了管理，博潭小学虽小，校领导却也尽量让管理正规起来，至少是显得正规。正规的标志有好几个，其中有一点和服饰仪表有关。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是天生的，不能强求，但所有老师要衣服整齐，不一定要皮鞋但至少要是运动鞋，严厉打击穿拖鞋进教室的老师；还有就是尽量让学生穿校服；还有另一个是校警也要穿上正式的保安服。从叔叔对制服的仇恨程度，可以想象让他穿上那衣服目光无神地端坐在小学门口的工作对他有多折磨，他一定从这山寨的警服上想起了过去的水深火热，他一定在看着学生进进出出时，想到世事的荒诞。当然，山寨警察比真警察好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办案，只每天坐在校门口的小房间里看着外面就行；比真警察不好的地方在于，看着外面看久了，极度犯困却不能睡。本来一个乡村小学，虽说是沾了县城的光，教室也还擦了新灰，篮球场上的铁框也还没锈完，但摆设一个校警，实在是大炮打蚊子，过于小题大做了。而爷爷如何说服校长以及校长的上级增加这么一个职务好把叔叔安插进去，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叔叔当了校警几天，没有保护到学生，还差点把几个学生给打了。那天有几个学生进校时指指点点，有人问：“这保安是谁啊？”另一个说：“那‘走神州’家的。”还有一个说：“哦，走神家的啊！那呆子，上次被我拿石子扔都不知道疼，皮真厚。”……一直昏昏欲睡的叔叔操起一根棍子就朝那几个学生扑去，几人见他气势汹汹，哗啦逃散了，他苦于腿脚不便，只能看着几人的背影长叹。打人虽未遂，他却受到了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并告到爷爷处。爷爷不多说话，只去买了一把新锄头回来，哐当扔地上：“你不想当校警，明天锄田挑粪去。”叔叔向学校做出检讨，塞给校长和教导每人一条芙蓉王，才得到校长“下不为例，再犯，滚”的批示。
博潭小学离我们家两百多米，横着走过长安路，斜着向东走一段，就是掩映在茅草中的学校南门；北面是新建几年的南渡江防洪堤，堤坝外是静静流淌的南渡江，当年曾祖父雄姿英发写下打油诗的地方；东边是茂密的树木和竹丛、过人高的茅草；下课铃响后，是叔叔最安逸舒服的时候，他野兔一般，不断往那些茅草里钻，或者拎着张破网，爬过防洪堤去网鱼。偶尔周末回来，我拿着篮球到小学的篮球场乱投时，总会看到他的身影在高草间闪烁，本想招呼他来一起投，看到他的右脚，想这无疑是对他自尊的强烈打击，也就算了。
那些浓密的林木茅草间，好像埋进了他很多新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