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搬进新办公楼好几年了。
具体是哪一天搬进来的，我已经不太记得，离开旧楼的情形，却记得很清楚。但离开之后就很少想到旧楼，除非跟新办公楼进行对比时，这不是凉薄，是感情基础决定的。
它作为一栋建筑，只不过曾经给我的肉体一个存身之地，然后我把一段时光交给它。我们没有多少情感交流，它关心不了我，假使我在哪儿受委屈了，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再不济去骚扰朋友，但不会去办公楼里，搂着几只文件夹抹眼泪，我怕同事看到了会做出千万种的猜测。这些猜测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是它们沉淀下来会在人身上蒙上一层讨厌的灰尘，拍打不尽。
年少时候搬家，我住的老房子拆迁的那一天，我特意到工地上去看了看，我看到我的房间被挖去一半，立在一片废墟中，有一种奇异又陌生的熟悉。门槛已经被敲掉一半，我小时候曾经一次又一次被它绊倒过。
当看到残垣断壁上有许多我涂涂抹抹的印迹，我站在废墟上流眼泪了。可是在一栋机关办公楼里，我怎么能随意把自己的感情往里面涂涂画画呢？
那天我在旧楼的办公室里拎起最后一只编织袋，走到门口时，很认真地看了看身后那个空间，那个实实在在装着我十几年时光的空间，我与它耳鬓厮磨了几千个日子。
我看到屋里几只留下来的铁皮柜子兀自站着，柜门大开，里面空无一物，那里面曾经不甚整齐地放了许多东西，搬家之后，它们通通消失不见，粉碎的粉碎，扔掉的扔掉，带走的带走，飞鸟各投林，空荡荡几节柜子真干净。
屋里地面上有一些飘零的纸片，被风一吹，不时地掀起一角又赶紧合上，欲说还休，想要说出什么又想要守住什么秘密似的。
秘密是有的。那年夏天，一只麻雀从窗户里闯进来，我把它留在办公室，从家里带小米和碎菜叶喂它。
为此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看看有没有把它驯化的可能，我觉得它待在我这儿，至少衣食无忧。查了资料后才知道，麻雀性格刚烈，是最难驯化的鸟类之一，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另外，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就像做慈善，还要看对方接不接受，以什么方式接受，比如作秀式的慈善就是伪善，因为它的重点在秀，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
所以我又想，如果那天飞进来的是一只老鹰，估计我会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就因为它是麻雀，我就打着关心的旗号，把它关在门里小小欺负了几天，主要还是满足自己施与关心的需要。办公室工作很枯燥，我给自己增添点乐趣而已。
那天站在门口，我还看到墙皮有点脱落，有一面墙有几条浅浅的横贯的裂缝，那是“五一二”留下的印迹。记得我追随着消防楼梯上滚雷般的脚步声，仓皇地奔下楼。后来才知道在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叫汶川的地方发生了地震。
大自然真是太伟大了，一个两秒钟的不宜察觉的抖动，就能让几百号非常有思想、非常有独立人格的人迈着差不多频率的步伐，在两分钟内奔到楼下集结。在奔跑的瞬间，那些五花八门的心思，一路跑一路丢，只剩下一个念头：跑。
后来我跟同事扎了很多小白花，在一块黑纱布上别出“五一二”的字样，然后大家站在楼道里，一齐向着汶川的方向默哀，笛声四起，眼眶真诚地湿润。那是一段黯淡的日子，留下多少遗恨，现在，渐渐淡了。时间是好东西，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它修复不了的伤痛。
墙上的通讯号码还贴着，有些发黄了，上面除了打印的号码，还用碳素笔横七竖八地记着一些数字，那都是打电话时仓促记下的，一手拿着话筒，一手在墙上急急地画，那些数字别人看着是天书，写的人却一定看得懂，看似很随意地乱涂一气，但不管有多乱，看一眼就能报出来，还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经常听人说：我这个人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说是这样说，其实心里跟镜子似的，每一条足迹都走得很用心，至于能走到哪里去，有的时候自己不能把握罢了；或者是性格决定命运，哪句话不该说，哪一步不该迈，清楚得很，就是控制不了情绪，一滑，就离自己的目标远了，但是一点不糊涂。
有的时候看起来糊涂，不过是一件外套，破帽遮颜过闹市，以期不引人注意地接近自己的目标。真糊涂的人，说不出自己是个糊涂人这样智慧的话来，但这样的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福气。像严监生那样，临死前还伸着代表两茎灯草的两根指头，清楚地不肯咽气，活着有多么辛苦而无味。
那天我出来把门掩上，走下楼梯，上车前望了一眼那栋形似神剑的大楼，就此把自己的一段过往尘封在里面。
记得刚分配到那栋楼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赶写一份材料，在办公室待了一个通宵，写到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赶紧收拾一下，骑车回到租在办公楼附近的小屋里，洗漱一下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装作早上才来的样子。
那时候年轻，觉得要熬一夜才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材料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干了不少类似的事，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脸皮终于厚了一些，知道凡事不可强求，但尽心尽力就好。
那天，老楼从视线里消失后，有点惆怅，却不怎么留恋。也许留恋还没来得及开始，总要等到发现新楼的许多不好后，才会重新念起老楼的好来。
搬到新办公楼后，每天跟住一个小区的女友同车上下班。她在省直一家经济部门工作，过着跟我差不多的楼里人生。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师姐辞职了。”师姐跟她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部门一把手，一度入围了厅级干部公选考察，那时才三十出头。在学校时跟我门对门，长得既漂亮，又泼辣能干。据说递上辞职报告的第二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办公楼里。
常常有人把“辞职、不干”等等幸福地挂在嘴上，许多时候只是表达一种抗议或者舒缓压力罢了，或者压根就是在撒娇。实际上，能把语言变成行动的人不多，尤其像师姐这样，别人眼里的既得利益者，辞掉的东西就更多了。
看来她真的放下了，而且放得很坚决，毕竟是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一段光阴，否则，都忍了多少年了，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接着忍一忍，等待即将到来的跃升呢？
自己年少时也干过辞职的事，辞职考研。不过是从一栋楼里走到另一栋楼里，也是运气好，赶上计划经济的余荫，毕业后分配了工作，没有一脚踏空。
这种辞职，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打开另外一扇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另外一些风景而已，转过身，屋内的布置都差不多。
那天带着一车零碎在新楼停下后，我也认真看了看新楼，楼不高，灰灰的，挺严肃的样子。走进新办公室，安顿好之后，已是晚上，窗外参差树立的几栋楼亮着三两点灯光，在黑暗的衬托下，透出些许孤寂，别人看我的楼，也是如此吧？
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只是在几栋楼里分别打了个转身，也是走得山一程水一程的。从来不曾看见时光在哪里，也猜不透它们从哪条路上离去，只有那些让自己喜欢过的、心酸过的、满足过的、惆怅过的点点滴滴偶尔从记忆的角落里冒出来，展示着它们停驻过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