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自觉”，是指领导阶层和知识阶层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识和弘扬。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要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异民族文化的“优劣”。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概括具有时代意义，有利于世界各种文化多样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国力的落后，使不少人迁怒于中国传统文化。例如，近代的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初衷在于了解西方，重新认识中华元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继承之、发展之。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引起国人对中华元文化尤其是对《周易》这部经典的重视。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没有得到正常的延续——祖先开其端，子孙没有续其尾；祖先拟其大，子孙没有专其精。所以，他在《天演论》的译序中写道：“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他还连续举例证明我们的确“往往先之”，“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晶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天演论》并没有架起祖先与子孙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古代易理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引起的却是对西方文化的狂热。祖先所开的端、所拟的大，在当时不是如何续、如何专的问题，而是如何批判与抛弃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文化受到抵制、蔑视甚至践踏，也造成了人文素养教育严重的缺失，于是，社会上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为此，人们认识到应当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人文底蕴的培养，应当自觉开掘传统文化的宝库，在文化上继承创新。
（二）重新认识孔子的道德学说
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儒家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地位？在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主题，并成为社会面临的两大任务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利用儒学的积极思想指导社会的实践？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东西方文化与基本价值观均衡发展的曙光已经闪现，东方的道德观应该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是东方道德观的核心，而孔子的道德学说则是其形成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认识孔子的道德学说，从而认识儒家深蕴的智慧与理性，对于建设新文化、联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十分必要的。
1.孔子的道德学说与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的道德学说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曾经有不少学者加以论述。不过，应当承认，这些论述对孔子道德学说特征的把握尚有不足。为了全面认识孔子的道德思想，让我们对孔子的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进行分析：
（1）孔子的道德学说与其“礼”的思想
在孔子思想中，“礼”的思想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孔子向往周礼，对周代以来的礼乐文明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礼”，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看法尚不一致。但人们公认，儒家文化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孔子的思想同样如此。“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强调的“礼”，其实就是周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礼义规范等的总称，其内容十分广泛，单就维护社会秩序的层面而言，对每个社会成员，诸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都有具体的规定。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一提到“礼”，人们往往把它与“封建礼教”联系起来。其实，作为一种人文文化，周礼比夏、商时期的“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更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即使在今天，其秩序性内核也是不应否定的。孔子执着于周礼，对实现礼治，实现文、武、周公之治抱有极大的热情。为推行周礼，维持礼治秩序，孔子对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具体的要求，他强调臣“事君尽礼”（《论语·八佾》）、“事君以忠”（同上）、“事君，敬其事而后食”（《论语·卫灵公》）、“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也强调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
孔子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不主张实行“刑政”，这其实即是人们所说的孔子的“德政论”。为了推行“德政”，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要求“为政者”不仅本人以德治国，而且还要对下层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希望在君子的影响下，社会成员都具备优良品德，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本质上看，孔子的“德政”思想实际就是他的“礼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2）孔子的道德学说与其“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广，但以伦理道德价值为核心，以义务至上为准则，力图追求完美的人格。伦理道德的社会化成果便是公共道德。孔子是一位道德至上主义者，他希望实现西周时期的那种礼的统治秩序，要求人们自觉地以“仁”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由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道德学说。
孔子较多地谈论“仁”，反复论述“仁”。如果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仁”首先应该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以“仁”为中心，孔子又提出了孝、悌、忠、恕、信、义、慈、恭、宽、惠、敬、诚、温、良、俭、让等一系列德目，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孔子曾经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又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作为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所有做人的道理。孔子论“仁”，以“复礼”为目标，以“孝悌”为基础。“爱人”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其他德目都由此引申而来。
孔子不仅提出了仁德的标准，更指出了养成仁德的途径和方法。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具有仁德的人，首先应当承认人是区别于其他天地万物的存在，承认人的人格，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个个体的人才能具备人化意识和行为，进而推己及人，在人己关系中自觉地表现出爱护、同情、帮助等行为，相互友爱和团结。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孔子反复论述过立志于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行己有耻、过勿惮改、周而不比、慎重交友等等。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实践，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德育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如“因材施教”“重视鼓励”“循循善诱”等，而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则是受教育者“内省”，这也是孔子摸索出的道德教育的重要规律。所谓“内省”，就是要经常自我反思，严格要求，扬善改过，提高修养。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通过自觉的省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样，才能使自己具备君子人格，真正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3）孔子的道德学说与他的人性论
孔子的道德思想与他对于人性的认识密切相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认为“人性”中有一种天赋的德行，此即他所谓的“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或者“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无论是“德”还是“直”，其本质都是善良的。而这种天赋的善良德行彼此是差不多的，它深蕴于人们的心中，只有经过后天的道德教育，才能发展表现出来。
孔子认为人生而不同，可以有“上智”与“下愚”之分，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论语·季氏》）显然，孔子的“上智”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在两者之间的人，孔子称之为“中人”，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样，孔子道德教育学说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学而知之、困而后学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后天的熏染改变自己的本性。孔子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人”之列，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出身贫贱，但他刻苦奋发，修德讲学，终于见闻广博，德术兼备。
（4）孔子的道德学说与他的“中庸”思想方法
孔子“中庸”的思想方法是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非常重视“中庸”，他给“中庸”以极高的评价，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思作《中庸》，专门阐发孔子的观点。《中庸》说：“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是“中庸”的根本精神，它与所谓的“折中主义”有显著区别。《孟子·尽心上》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孟子所说的有“权”的中即是“时中”，具有随时变化的意思。孔子将这种“时中”的精神贯彻于道德教育中，希望人们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人们的道德便达至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在具体行为中，孔子要求尽力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从容中道”“中立而不倚”。孔子重视“中庸”之道对德育的指导作用，因此君子为人处世应当“时中”，以合适的尺度来衡量，使社会关系随时得到改善，以维持社会安定的局面。
2.孔子的道德学说的特征
孔子的道德思想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孔子，就是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孔子的道德思想学说，我们应该把握其特征，肯定其合理成分，服务于今天的道德建设。
（1）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春秋时期，崇德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共识。一般人要名垂青史，“大上有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统治者“为政以德”更为重要，“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在孔子所处的鲁国，春秋前期的著名大夫臧文仲就是一位崇德的典范。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评论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就是说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是可以的；而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推己及人，以德为标准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十分重要。臧文仲的这一说法很有代表性，后来，郑国的子产说：“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左传·昭公四年》）二人的话如出一辙。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其精神是相通的。
孔子的思想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产物，孔子的道德思想自然也同样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现在，我们要深入发掘和正确概括传统文化中具有进步性的部分，领会其固有内涵的精神实质，并把它提升到普遍的理念上来。
（2）孔子的道德学说首先是对为政者阐发的
在周公那里，无论是“明德”还是“慎罚”，这些思想主张都是以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的。具体而言，“明德”的对象是周族的臣民，“慎罚”则纯是对臣服的殷民等异族的统治方式。《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说法，即表明了“德”与“罚”的对象不同。
由“德”与“罚”的不同对象，我们能看出前者主要对在位统治者而言，后者则主要是对下层人民而言。但归根结底，明德、慎罚还都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在春秋时的鲁国，在位之君受到尊重，然而，尊君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要求君主以德待民，建立德行，以“德”训民。人们认为，“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作为民之“主”，君主说话做事不可苟且，否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正因如此，鲁君的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便受到臣民的谏阻。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之“体”体现于周礼，遵从周礼便是“明德”的重要表现。君主的行为要足以“训民”，就必须守礼，必须以德的标准要求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