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的思想界也是如此，臧文仲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臧文仲主张君主应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则民之无援”（《左传·文公五年》）。鲁文公五年冬天楚公子燮灭蓼时，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都灭亡了，他们的祖先皋陶、庭坚一下子就没有人祭祀了，感到很伤心。他们的国君不建立德行，百姓也没人尽忠效力。在臧文仲看来，要做到使民心无违，就必须“在位者恤民之患”（《国语·鲁语上》），实行德治，以使国家没有怨恨和敌对者。这与后来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孔子看来，实施道德教化，“为政者”的垂范作用至为关键。因此，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正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同上）。
道德问题实际就是社会风气的问题，管理秩序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协调，无不与道德问题相关。由于领导者或者社会管理者的身教重于言教，因此，他们应当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来感召和带动他人，这就要求领导者严于律己，努力做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不计名利，积极奉献。在对道德问题的论述中，孔子一再提到过领导者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如志向远大、以身作则、知人善任、讲信修睦、慎言敏行、坦荡无隐、自控远虑、灵活变通等等，在领导者的影响下，人人自觉注重品格修养，由修身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
（3）孔子的道德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修己”思想上
孔子的思想既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又具有民本主义的思想，这决定了他首先必须注意到社会上层的道德问题。然而，意欲安人，必先修己，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安人、安国、安天下，都应该从自身做起。
孔子常论述人格问题，相关概念除“君子”外，还有“圣人”“志士”“仁人”等，但他提到“君子”一词最多，仅《论语》一书中，“君子”就出现了百余次。孔子用君子人格培养学生，也用君子人格律己律人。君子，笼统言之，应该是指居家处国或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了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当官为政者可以为君子，平民百姓同样可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爱人”是仁者之德，君子显然也是具有仁德的人。而作为仁者，注重“修己”十分重要。据《论语·宪问》记载，当弟子子路“问君子”时，孔子三次说到了“修己”，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说，君子应当加强自身的修养，首先应该认真地对待工作；进而则要使一些人生活安乐；再进一步，则要使天下所有的人都生活安乐。在孔子看来，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都安乐，这是连尧舜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却应该以之作为努力的目标。具有这种精神和胸怀，就不会为一己之利和小的宗派团体利益而进行争斗，所以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孔子认为，人的变化除受他人的影响，被动地接受外来教育，更应自觉地要求自身，化被动为主动，加强自我修养，主动接受外部好的影响，自觉向善。此即孔子本人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孔子那里，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学习成为君子，成为既仁且智的“圣人”。如果人们自觉地以礼“克己”，主动以礼的标准来约束言行举止，成为仁人君子并不困难。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说“为仁由己”（同上），能否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个人的主观努力最为重要。
在当今社会，倡导人们注重“修己”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的管理方式，但传统理念仍然值得借鉴。如果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孔子儒家的仁义之道和礼治观念，其实也是一种管理之道。关于前者，孔子主张对人的重视，提倡人本主义，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爱护、谅解、容忍，相互尊重和理解；关于后者，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实行合理的分工，建立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孔子所谈的礼制便具有了它的合理性。事实证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任何组织实体和组织活动，都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否则，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是不可想象的。
孔子的道德思想特别强调礼让，就是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协调和谐的关系，而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时，“人和”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讲人和，即是讲团结，讲协调，讲礼让。只有上下一致，左右协调，相互团结，相互配合，才会产生巨大的集体力量，才会产生巨大的生命力。归根结底，社会成员对自身主动加以约束才是根本。
（三）关于儒家的“中道”哲学
前几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价值极高。最初公布的第一篇文章被定名为《保训》，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首先认定这是周文王临终时训诫太子的“遗言”。学者们惊奇地发现，周文王临终时谆谆嘱托太子的，竟然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字。周文王要求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了解民情、了解人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从而准确把握矛盾，尽量处事以“中”。孔子儒家的“中道”哲学与《保训》里的“中”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的。由此，引起人们对于孔子“中道”哲学的重新思考。
1.“孔子智慧”在于“中道”
周文王如此重视“中”，而且这一文献属于战国时期，它一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正是如此，《逸周书·五权解》记载，武王临终时，同样希望儿子尽力做到“中”。于是，他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说：“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要他勤勤恳恳，力求避免政治上出现偏失。武王还强调希望儿子“克中无苗”。“苗”通“谬”，即谬误、偏失。意思是尽力做到适中无邪，以保王位。武王接着说：“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长”其于位，使他在王位上尽快成长起来。那么，怎么成长？就是要“维中是以”，“以”的意思是“用”，即维中是用。
文王、武王以后，周人认真遵行“中”的思想。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或礼制，以之教育后代。《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符合礼的为“中”，否则就不是“中”，就是“失”。师氏具体掌握邦国中符合礼和不符合礼的故事，用以教育国子弟，凡国中的贵游子弟都参加学习。原来，西周时期是以“中”来教育国中子弟的。
周人之所以重视“中道”，是因为他们以“中道”为“人道”。《逸周书·武顺解》有一个重要论述，反映了那时人们的观念：“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他们认为，天之道以左为尊，日月都是东升西落；地之道以右为尊，河川都是自东向西入海；人事的规律是以中正为上，所以耳目要顺从于心。人道尚“中”，就像“日月西移”“水道东流”那样，自然而然，理当如此。所谓“耳目役心”，就是“耳目役于心”，这是说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信息，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逸周书·武顺解》还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这里的“礼”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朴素的“人道”主张将“天”“地”“人”合观，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没有孤立地看待人的问题。从中还可看出，这个“人道”之“中”，其标准就是“礼”。
周代重视“中道”，并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接受了尧舜以来的思想成果。在《保训》的叙述中，既说到了尧舜，也说到了商朝的先人以至商汤，这些都可以得到其他相关文献材料的印证。
据整理者介绍，“清华简”的时代在战国中期偏晚。这些珍贵的早期文献记载的早期历史，让我们透过中国学术史上的种种讨论，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民族“先圣”“先王”思考“中”的历史。唐宋时期，思想家们说的“道统”，便是“中道”的传承。从尧舜时代到西周时期的文王、武王，这个“道统”传承直接影响了孔子的学说，直到子思作《中庸》，将孔子儒家的中庸思想记录下来。《中庸》所包含的，实际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成果。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集上古历史文化之大成，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其进行系统地凝练提升。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集中在孔子的手里”[12]，孔子所继承的前人成果，其精髓就是“中道”思想。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交流中，曾经有人（如林语堂）向西方介绍“孔子的智慧”。1988年1月，“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讨论“面向21世纪”的问题，经过四天讨论，七十五位参会者（包括五十二名科学家）得出重要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这一结论的是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13]不论阿尔文博士对孔子儒学了解多少，但孔子儒家的社会主张、政治理想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向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希望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互相关爱，尽力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尽力做到“泛爱众”。孔子相信“道不远人”，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伦理学说，孔子往往从浅近的道理出发。有人认为孔子“只有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其实，正如中国的《周易》不太容易读懂那样，真正读懂孔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孔子的智慧来源于他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历史给了孔子一个制高点，在他的时代，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仁德，也没有人比他更博学、更睿智。他与常人所不同的，就在于他立足更高，所见更远。他思考人性，思考人道，同时也思考天地之道，他整体、系统而动态地观察世界。从他敬仰的“先圣”“先王”那里，他看到了“允执其中”，看到了“中道”。通过继承、凝练与提升，孔子达到了他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不理解“中庸”，就难以真正了解孔子。
孔子思想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孔子思想产生之初，他关注最多的应该是“礼”，即周礼。孔子名声日隆，从学弟子众多，是因为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后来，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到处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改造社会，但处处碰壁，遂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继续提高，他晚而喜《易》，作《易传》，对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他“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
2.“礼”与“刑”的“中道”哲学
对于“中庸”，历代学者都做出过很多解释。“中庸”十分神奇，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简单，因为“中庸”就是“执中”，就是“用中”。无论从《易经》，还是借助新出土的地下文献（郭店楚简《五行》），我们都能发现“庸”在先秦时与“用”相通，“中庸”即“用中”。用中就是“用心”，按照《礼记·中庸》的思想，用心之道就是“诚”。所谓“至诚”，所谓“诚外无物”，就是“用中”之道。
宋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庸”的解说越来越复杂，让人如坠云里雾里。近代以来，大家都误认为“中庸”就是“调和”，就是“和稀泥”，甚至是“没原则”，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西方有人认为孔子的学说“只是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其原因恐怕也主要是没有理解“中庸”思想的精妙。“中庸”绝不是简单的“调和”，也不是简单的“折中”。难怪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仔细思考这些话，就能觉察出“中庸”的分量。
其实，“中庸”这一概念的意思，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也就是“用”。《中庸》通篇所讲都是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在实际中使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