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概念，“中庸”特别简单，但真正把握“中”道、做到“用中”却并不容易。不难理解，“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中”实际就是在现实中不断纠偏的过程。因此，孔子所说的“时中”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中”因时而变，“与时偕行”“与时偕极”（《易·乾卦·文言》）。“中”，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一眼看透，它不是数理意义上的“中间”。人在具体行为中对“中”的把握，就好像掌握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一种稳定、一种和谐。不稳定、不和谐，就谈不上发展。所以《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就是和谐，“万物育”就是发展。
对于事物“中”的把握，必须有一个整体、系统、全局的观念。《荀子·大略》篇中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治理国家，就像使用秤或者天平，秤或天平达到平衡状态时，可以称为“中”。但是，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和谐、这种平衡绝不会是不变的，不会是静止的，随着时间、空间等相关条件的变化，“中”的标准也应相应改变。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就是说，就像天平中物体增加或者减少，平衡就被打破了，要维持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权衡必须进行相应的移动。但是，就像事情必须综合处置那样，这种移动一定要适当，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第一，方向，往哪移动？第二，距离，移动多少？第三，速度，移动快慢？任何方面做不好，这个平衡都会被打破。而要在新的条件下求“中”，就必须讲究科学，就应该全面认知事物，懂得见微知著，洞察变化。
真能把握“中”的人一定境界很高。“时中”也是为人处世的重要道理或原则。《论语·乡党》记载了这样的故事：“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里好像是说孔子和子路在山间散步，发现一群雌雉（即母野鸡）。子路看见野鸡，似乎有一个举手之类的动作，野鸡便警觉地飞翔到前面的树上。见此情景，孔子感慨地说道：山梁间的野鸡呀，它们懂得“时”呀。野鸡懂得“时”，就是它们发现了“变化”，而且及时做出了正确反应。孔子的意思是，野鸡发现自己可能遇到危险，便远离这种危险，把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所以，孔子感慨雌雉知“时”！
《大学》引《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他是说那些小鸟很不简单，它们知道停落在山丘安全的地方，对此，孔子感慨地说：何以人还不如这些小鸟呢？正像现在学生学习与将来找工作的关系，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应只是担心将来能否找到工作，最应该自问的是自己将来能干好什么。《论语》编者将这一章放在《乡党》篇之末，其深意应该就在这个“时”。
孔子“时”的思想意义重大，儒家典籍里面有好多相关记述，很多都是相通的。《周易》里面“卦以藏时”（王弼语），也给今人以很好的启发：我们都应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谁，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了解自己能不能干好自己该干的事。那么，踏踏实实做好当下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宋朝以前，孔子故里曲阜孔庙的大门名曰“中和门”，后更名为“大中门”，可以想象在宋代人心目中孔子“中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中道”思想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导人们的重要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国家治理，“中道”的应用体现在“以礼制中”。西周时期用“中”来教养国中子弟，其实就是教育引导他们“守礼”。同样，人的行为符合“中道”，也就是明理修身，循道而行。《逸周书》说“人道尚中”，同时说“人道曰礼”。礼，自然就是事物的道理，正如《孔子家语》中说“礼也者，理也”，《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把握“人道”，就应该了解事物的本质，了解社会和人生的发展规律。不然，要做到“中”，也只是空想。
人们要守礼，要修身，就是需要把握好行为的尺度和原则。如儒家特别提倡敬、恭、勇，这些都是优良的品质，值得提倡，但也不能简单化。孔子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敬，做过了头，就流于粗野；恭，做过了头，就流于奉承或者谄媚；勇，做过了头，就流于忤逆。
以礼制中，就是以“礼”（即“理”）为行为准则，做事遵从客观规律。把握好这一方法，就要做到既不保守，也不冒进。例如“信”与“恭”，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人生境界高的人，不会像“硁硁小人”（《论语·子路》），而应像孟子所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如“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时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和”。这也是“中”的要求。
每一个人刚出生时都天真无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认知。在外物的诱导下，“好”与“恶”的情感产生了。人被外物所“化”往往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是这样，“好”与“恶”的情感就应该有所节制，不然就会滑向危险的边缘。这个“节”能够作为人“情欲”与“天理”之间的平衡，以防止“人化于物”，防止“灭天理而穷人欲”（《礼记·乐记》），避免产生人间的罪恶。这个“节”就是“礼”，处理得当，就做到了“中”。
孔子儒家思索人性，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其中心的思想应该正是为人处世之“中”的问题，这也是儒学的核心议题。他要求人们关注“人情”与“人义”，他向往社会的和谐与“大同”。他深信，只要人们正心修身，推延亲情，放大“善性”，秉顺理性，循道而行，社会就不难达至“至善”之境。
为了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孔子还强调“以刑教中”。所谓“以刑教中”，不是指单纯地强制性地以刑罚强迫人们遵守“中道”。正如政治治理中“徒法不足以治”的道理一样，“以刑教中”还具有树立典型、正确引导的意义，而且这应该是“中道”方法教育中重要的方面。
西周时期，“以刑教中”是“大司徒”社会教化手段的“十二教”之一。这时期的“以刑教中”，是通过刑罚判决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但绝不仅如此，因为周代的教化系统比较完备。《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太宰”一职，其具体职掌“建邦之六典”，用来辅佐王者治理天下邦国。所谓“六典”，其中有“刑典”时，其表述为“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太宰怎样“刑百官”？许多注释、翻译都径直理解为“惩罚恶吏”“惩罚不法官吏”等。其实，《周礼》刑典的“刑”应该与“型”相通，有法式、典范、榜样的意义，强调的是对百官的管理，即为政者的表率作用，以此进行社会人心教化。
孔子的认识与之完全一致。在他看来，对百官应“以礼御其心”，“属之以廉耻之节”（《孔子家语·五刑》），树立法式和典范。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如果社会没有正气，礼乐不兴，那么刑罚就很难做到公正，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
3.“中庸之道”是“和谐”之道
从实质上讲，“中庸之道”就是修身之道，也是君子之道。孔子主张仁政德治，他教育弟子，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教以诗书，导以孝悌，用仁义礼乐加以引导和启示，以成就道义、德行。这是人具体的修行方式与途径。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里对外界的正常反应是喜怒哀乐，这是人情之“中”；表达时有度有节，其结果被称作和。人都有喜怒哀乐之类的情绪，这些情绪是对外部事物的正常反应。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便是“率性”之“道”，这正如《尚书·盘庚》中所说：“各设中于乃心。”人心里面的那个“中”，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它的正常、适度、有节的表达，才会得到“和”的结果。而人“发而中节”，决定心里的那个“中”。没有“中”，就没有“和”。
人生的和谐体现在“中庸”或者“时中”的认识境界中。人之执中，首先应当“知中”。《易·乾·爻辞》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传统上，认为“终日乾乾”是终日戒慎恐惧，自强不息。“夕惕若厉”，到晚上还是心怀忧惕，不敢有一点的松懈。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说人应有“忧患意识”。
其实，这样理解《周易》并不准确。实际上，“夕惕若”的“惕”，帛书《易传》作“沂”，沂本作“析”。衣、析、惕，意义相同，本义为解除，引申为安闲、休息义。《乾》九三爻辞强调的是一个“时”字，要求君子要因时行止。所以《淮南子·人间训》认为：“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孔子解释得好，他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析），虽危无咎矣。”（《易·乾·文言》）人生贵在正确对待升迁进退，因为“上下无常”“进退无恒”，重要的是不断“进德修业”，关键的时候才能及时抓住机遇。
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时候，人的行为未必合宜，未必适当。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用道德教化人心，其次则是以政治引导人民。但政教不是万能的，它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适用，也有的人“化之弗变，导之弗从”（《孔子家语·刑政》），其行为伤义败俗，负面影响很大，对这些人就只能“用刑”，采取强硬措施。这种对“伤义败俗”者的惩罚，是对社会扭曲行为的矫正，也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刚性引导。这是从特殊的角度，告诉人们什么是“中”，什么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
中庸之道作为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其基本点在于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君子人格的人，其理论的基础在于人道应当符合天道，将天人合一，尽心知性知天，做到将人的理性与情感统一起来，完善自己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进而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中庸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人生和谐的追求需要以“义”为准则，国家的、天下的和谐同样如此。“中和”之境追求的“和谐”不是暂时的，它建立在“礼”的牢固基础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儒家既主张“以和为贵”，同时又强调“以礼节和”。所以礼贵得“中”，只有知有所“节”才能知其所“中”，只有得中庸之常道，才可以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对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和”都极其重要。
要保持“和”，重要的是守礼、有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只有人有恒心，做到至诚，才会坚守德行，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能坚持自己的德行，一味追求和别人保持一致，而不讲求原则，就很难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同样既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
二、儒学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
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其他的古国文明“断代”后，中华文明还能持续至今，并焕发出鲜活的时代魅力，就是因为有传统文化在。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艳丽的花朵，儒学精神贯穿古今，有了以儒学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就会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和谐、更和平，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特色。
（一）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关键。牟宗三先生曾说：“察业识莫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孔子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血脉与灵魂。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来体现的，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