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革命，革故鼎新者是也，这是很多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心路。其实当初刘伯承选择加入以同盟会员居多的第一军，其价值取向就已显露无遗，正如杨闇公所言，他们走向同一条道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杨闇公回到四川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再次探询其志向。已经下定决心的刘伯承在回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
1926年，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改旗易帜
刘伯承离川之前，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杨闇公鼓励他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便发挥他的军事特长。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在广州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但他觉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更适合自己，于是又随吴玉章回到了四川。
刘伯承回川不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揭开了序幕。北伐军出师之后连战连捷，陆续攻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吴佩孚不仅主力被歼灭，就连老巢都丢失了。武汉逐渐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心。
四川大小诸侯，除了已失败的第一军属国民党体系外，其余打的都是北洋旗号，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番号也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得来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哪一个北洋派系当政，他们就投靠谁。皖系段祺瑞执政，他们便站在段祺瑞一边，直系吴佩孚上台，他们又依附于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诸侯本准备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同时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慑于北伐军的声威，他们只得暂时以“保境安民”、“地方自治”为号令，以便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进行站队。
四川军阀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对北伐军具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杨森，仍同吴佩孚藕断丝连，如果他从所驻防的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配合北伐，解除杨森等人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也对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但是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四川同志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为推动军阀们倾向革命，四川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要求响应北伐的函件。
眼看时局已不可逆转，善观风色的四川诸侯们开始认识到如不改旗易帜，立即就会有跟吴佩孚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其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所属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
一度最为大家所担心的杨森率先在万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做过刘湘的部下，也曾入据成都，做过统一四川的梦，但不仅又被刘湘给赶下来，只能占领万县一带。他第一个改旗易帜，并不是急匆匆地要参加国民革命，而是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
杨森一就职，刘湘也赶紧在重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以免杨森扛着革命的旗号来打他。
杨森、刘湘做了榜样，其余的人也竞相模仿，由国民政府授予的各个番号都相继出现于川西北。
军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个“革命军人”，但所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他们对此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后，在重庆召集军官们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腰间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仪三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把军阀刀吗？”
要想改造这些旧军队，就只能加强兵运工作。过去杨森在云南带兵打仗时，朱德曾经搭救过他，基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出任杨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以推动他进一步向国民政府靠拢。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川军中仍有三支队伍无动于衷，连北洋的五色旗都不肯更换。首先是顺庆的何光烈。他和吴玉章有旧，起初曾向吴玉章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打算聘请对方在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任校长。
可是不久顺庆丝厂爆发了罢工工潮，当地资本家和士绅便向何光烈请愿，对他说：“你还要请吴玉章做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怎么办？”
何光烈因此反悔，不再言及国民革命。吴玉章派人来办理嘉陵高中的开学事宜，也被他一口回绝：“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
第二个是刘存厚。刘存厚早期辉煌过，一度甚至有统一四川的趋势，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后来没落了，这反倒使他对过去那段时光更为留恋，他在绥定防区所挂的招牌仍然是“四川督军行署”。
第三个是赖心辉。他的地盘在泸州，但常驻重庆。赖心辉的情况与刘存厚有相似之处，北洋政府曾委任他为四川省长，赖心辉就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重庆公馆门口。
何光烈也罢了，四川老百姓觉得赖心辉、刘存厚既可怜又可笑，就送他们两人一副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
四川党组织多方做过这三名军头的工作，但都归于无效，尤其对顺庆的何光烈，可以说本来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最后却因急于求成而失败了。杨闇公感到甚为可惜，不由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
前抵后拉
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应该采取“前抵后拉”的办法来对付剩下的顽固分子。前抵，是指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拉，是指利用各地方军阀相互间的矛盾，使之彼此牵制。
这时杨闇公已在重庆组建国民党四川党部。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的指挥机关，因驻于莲花池，所以又称莲花池省党部。1926年秋，杨闇公在莲花池省党部内召集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正式决定在顺庆、泸州发动起义（简称顺泸起义）。
顺庆的何光烈虽然拒绝参加国民革命，但他手下的两个旅长常邀请吴玉章去给官兵讲课，这两人都同情革命，暗中亦主张加入国民革命军，只是受到何光烈的抑制，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泸州也有比较好的起义基础。赖心辉的部队以刘伯承所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为核心，旅长袁品文等军官都是刘伯承的老部属，袁品文本人也表示愿意投向革命。
如果把朱德在杨森部队中所做的工作归类到“后拉”，发动顺泸起义就是“前抵”，它同时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
以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地委认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他们设想，一俟起义成功，即可用起义军拖住驻防万县的杨森，同时抵制对国民革命态度较为消极的刘湘。必要时，还可以把起义军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以接应与北伐军目标一致的冯玉祥部队。
杨闇公在会上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开会时，刘伯承尚在广州，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到11月，他才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四川。
起义筹备期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经常在重庆地委所在地，也是杨闇公的居所重庆二府衙开会，而且一开就开到深更半夜。杨闇公的父亲住在楼上，下楼催促他们：“你们这大半夜的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哪？”
这群年轻人就骗老爷子，说是在搞文娱活动。其实老人家并不糊涂：“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杨闇公正患痔疮，大便流血很厉害。他父亲懂得医理，很心疼自己的儿子和这群干事业不顾一切的小伙子。
总体来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对发动起义有热情，有决心，有冲劲，但唯独缺乏经验，这让他们在之后的行动中吃了不少亏。
由于赖心辉本人居于重庆，在泸州驻守的是他的师长李章甫。李章甫绰号“李毛牛”，此人不仅反对任何革命，而且对部下的态度非常蛮横粗暴。袁品文等旅长恨之入骨，就自己动手把李章甫给杀了，随即宣布起义。
泸州起义时，刘伯承等人正在合川。按照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们准备把合川、泸州的武装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肃清占据绥定的刘存厚。接到杨闇公的电报，得知泸州已提前发动起义，刘伯承只得改变计划，仓促奔赴顺庆。
还没等他到达顺庆，何光烈的两个旅长因为计划泄密，也被迫提前宣布起义，把何光烈给赶跑了。
顺泸起义震动了全川。军头们首先顾虑的倒不是革命不革命，而是这次起头“造反”的都是旅长。各军旅长尤其是那些平时与莲花池省党部接近的人便因此受到了格外注意，光是刘湘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一下子夺去了手下好几个旅长的军权。
不过防范归防范，害怕归害怕，在尚摸不准武汉国民政府态度的前提下，刘湘等人表面上却还不敢对顺泸起义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又怎么能够反对别人在“北洋余孽”的防区里发动起义呢？
从顺庆逃出的何光烈向刘湘求援，刘湘不仅不肯派兵，还把何光烈给大骂了一通。
刘湘能够瞻前顾后地装蒜，更大的原因是他的地盘离顺庆较远，火暂时烧不到他那里。离顺庆较近一些的军头感受就完全两样了，驻广安的罗泽洲和驻遂宁的邓家钰均属邓锡侯节制，邓锡侯电令二人对顺庆起义“克日戡定，以免蔓延”。
罗泽洲、邓家钰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积极性也挺高，他们的部队很快就将顺庆团团围住。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刘伯承审时度势，主张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绥定的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会合，予以整编后再转入陕西接应冯玉祥。
刘伯承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可行的。当时刘存厚人枪不多，实力比较薄弱，罗泽洲、邓家钰围攻顺庆也仅仅是为了抢夺地盘，而绝不会替刘存厚卖命。
可是顺庆的团营军官们眷恋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愿离开老窝，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要求坚守顺庆。刘伯承难以说服他们，只得另外制订了集中兵力、破敌一路的方案，一个本能扭转乾坤的机会就此丧失。
厉兵秣马
12月16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进攻。进攻部队一度取得进展，李部多处阵地被突破，已被迫后撤。
出问题的是另一侧的防守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多数是本地人，素质不高，一心牵挂着家小和私人财物。当罗泽洲向他们发起进攻时，士兵们无心应战，纷纷携枪逃跑。
进攻部队闻讯，军心动摇，李家钰趁机率部反攻。刘伯承只得率部退入城内，等待泸州起义军前来救援。
因为没有经过改造，在军官一层，泸州起义军比顺庆起义军更麻烦，两个旅长陈兰亭、皮光泽贪恋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天天说盐税，横竖就是不肯带兵来顺庆。
见援军迟迟不至，刘伯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顺庆，将部队转移到开江整顿。部队转移时要渡河，几千人只有一只渡船，加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顺泸起义遭受挫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保护起义军，特地致电刘湘、赖心辉、李家钰等人，责令他们“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
刘湘这时在四川诸侯中实力最强，就好像是黑社会的老大一样，说话最有分量。他不敢跟武汉政府对着干，不得不在复电中申明：“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维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
刘湘假积极，作为他的对头，杨森也不能落后。他给杨闇公、刘伯承发去电报，邀请二人到万县会商事务。在万县，刘伯承见到了朱德，朱德说杨森其实一直口是心非，对他的话听不进去。
有人建议道，要是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说得很实在：“杨森哪能这么痛快交印呢。”
刘伯承跟杨森打过交道，了解杨森的为人和底细，他叮嘱朱德：“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
兵运工作困难重重，起义军便被赋予了更多更重的责任。这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了不稳的迹象：陈兰亭只知四处伸手捞钱，皮光泽原系袁品文部的团长，但却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而袁品文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共同在万县商定，决定让刘伯承去泸州进行指挥，驻开江的起义军改由副总指挥黄慕颜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