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接到交涉训令时，苏军已经登上了张鼓峰。
张鼓峰位于邻近朝鲜的中苏边境，因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因此又名刀山。它的海拔仅有一百多米，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座不起眼的小丘陵却被迅速推到了风口浪尖。
围绕张鼓峰的归属，“满洲国”和苏联展开了激烈争执。“满洲国”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木偶，在后面拎着线操控的是日本。日本依据清末时的中俄条约，认为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国境线应在山峰的东面。
都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是事实有时就是政客们手里烙的大饼，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同是一份条约，苏联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在俄文文本上耍了花样，并且拿着这份文本，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境线应在张鼓峰的峰巅，也就是各据一半。
起先大家只是打嘴仗，不久之后，因为一个苏联人的叛逃，嘴仗终于有了演变成大阵仗的可能。
这个苏联人名叫留希科夫，身份为克格勃远东区部长。他以视察为名，越过边境逃亡到了“满洲国”。日本方面不仅大肆宣传，专门为此刊出“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章，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敲锣打鼓地把留希科夫迎进了日本国内。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
1938年7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一份密电，内容是苏军将向张鼓峰一带部署兵力。日方由此判断，这是留希科夫叛逃后，苏联重新调整边防部署的一个前兆。
果不其然，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挖出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至四十人左右。
苏方的边防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情报提供者是德国人佐尔格。
火力试探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和德国驻日使馆顾问，但他实际上是苏联间谍，并被称为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之一。
佐尔格作为柏林特别调查组的成员，参加了对留希科夫的秘密审讯，审讯一结束，他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
莫斯科接到电文，便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部署情况完整地吐露给了日方，于是立即着手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其中，占领张鼓峰并以张鼓峰为战略据点，便是这一调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前苏军从未单方面向张鼓峰派过一兵一卒，这一动向足以对日本人的神经造成刺激，日本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更是运用了（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1938年7月15日，日本国境守备队的几名士兵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偷偷地登上张鼓峰的几座山头，分头绘制苏军边境军事设施图。苏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一名叫松岛的士兵当场中弹毙命。
事情闹大了，重光葵被匆匆召唤出场。
战乱年代，外交官的日子也不好过。重光葵从前是驻华公使，“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前，他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朝鲜刺客的一颗炸弹炸成重伤，差点因此丢了小命。
尚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状态，重光葵就伏在床头签下了有关停战协定的一堆文件，签完之后才进手术室。手术结束，重光葵告别了他的一条腿，成了拄着拐杖走路的瘸子。
中国生涯固然不乏凶险，可跟在莫斯科的日子一比，还算是轻松的。由于国力对比悬殊，在跟中国人谈判时，重光葵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这种感觉，苏联外交官绝对不可能恩赐给他。
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说松岛“侵犯苏联领土”，咎由自取，死了等于白死。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提出“退一步说”——退一步说，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然后商定国界。
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他并不打算“退一步”。
重光葵急了起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
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板：“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重光葵铩羽而归，东京炸开了。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莫斯科吓不倒，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起头喊了一嗓子：打！
稻田所谓的打，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在稻田看来，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有多大威胁，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
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就能解出这道题，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某一地点”。因为地形所限，这里兵力最多也只能用到三个至四个师团，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即便搞糟了，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再糟一点，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
还要再糟一点——不可能再糟下去了，张鼓峰西面还有图们江作为屏障，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
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还有好的方面。想想看，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更重要的是，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到那时，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
稻田“打打看看”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仍然来自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
没有苏联的肃反运动，留希科夫不会被迫来东京。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留希科夫同时也是远东地区肃反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
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注意安全”，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慌忙出逃。
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可见肃反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门没有被敲响，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
经过肃反，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稻田认为，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
稻田一言既出，作战课掌声雷动。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瞬间都像稻田一样，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马上手握键盘，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
“稻田计划”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二者合称军部）高层的兴趣。
1938年7月16日，参谋本部向“朝鲜军”下达命令，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
“朝鲜军”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第十九、二十两师团。第二十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朝鲜军”只有第十九师团可以调遣。
第十九师团成立于1915年，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属于常设老师团，训练素质很高，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尽管如此，“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他将第十九师团集结于图们江，但严禁其擅自出战。
从“朝鲜军”司令部到第十九师团，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
最后一道关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最后一道关了。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张鼓峰）。”
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最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儿，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之前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地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
裕仁最后扔下话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
陆军省方面，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
经过这番折腾，“稻田计划”算是彻底夭折了。军部声明：“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十九师团。第十九师团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
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