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辻政信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高层的重视和青睐，反而又由士官学校降到了联队。辻政信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他还感到分外屈辱，一度想脱去军装不干了，直到被调入关东军参谋部。
最初，辻政信担任的并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第三课的兵站参谋。在日军参谋系统里，兵站参谋无足轻重，作用和影响都很小，这让辻政信颇感郁闷，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从一个坑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
不过很快，这个不甘平庸的苦命人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第三课的作战主任是花谷正中佐，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生，比辻政信高上两届。花谷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蛮干混出了头，常常以此自诩。
见到刚分进课里来的辻政信，花谷便以一种前辈和过来人的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提到了“九一八”：“比如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地学！”
学什么，花谷没有讲，这段话的重点其实也不在此处，但辻政信认真了。从那以后一个月内，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在关东军的图书室里，埋头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档案资料。
辻政信把事变当天的原始记录从头翻了一遍，在掌握事变全貌的同时，他还在事变经过及战术运用方面发现了几处疑点。
辻政信带着疑点去问花谷。花谷虽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但整个事变并不是他策划的，面对这些疑点，他张口结舌，回答根本不得要领，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挠挠头皮，显得十分难堪。
从花谷的表情中，辻政信获得了极大满足，活力指数顿时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还由此产生出了寻根溯源，去东京拜见石原莞尔的想法。
石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所谓一客不烦二主，走三家不如走一家，见到石原，自然就能解开所有疑问。
叶公好龙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哪，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做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地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想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名得趁早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九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为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蒙坎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二百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哇，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十九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