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德莱塞和《嘉莉妹妹》复原本
“真该死，看到那可怜巴巴的古老语言，那表达有节制的思想的工具，被挖去了内脏，像一只漏气的足球那样在无边无垠的中西部田野上被踢来踢去，是多么有趣啊。”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论德莱塞：《人生的画像》[1]
一八八九年八月的某一天，十八岁的嘉罗琳·米贝——“一家人带着几分亲热的感情称之为嘉莉妹妹”——从威斯康星州的哥伦比亚城乘火车到芝加哥去，从而使她（以及刚把她写入他第一部小说的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那个富有惊人的才华的，但是并不始终有把握的新闻记者）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人物。自从二十八岁的西奥多·德莱塞突然于一八九九年秋天，在半页黄色抄写纸上写下“嘉莉妹妹”这几个字，从而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了。以前他从未想到要写小说，后来是在阿瑟·亨利的敦促下才开始这么干的。阿瑟·亨利是德莱塞过去在托莱多《刀锋报》工作时的雇主，是他当时最知己的朋友。亨利本人就是一个行文流畅、但并不特别动人的小说家，然而他老于世故，是个“思想解放”的丈夫，十九世纪末新闻界人士所喜爱的那种叛逆性的极为自信的思想家。和德莱塞后来的朋友和拥护者亨·路·门肯[2]一般，亨利对德莱塞是个权威性的人物，德莱塞将作为社会小说家显示出可畏的力量，但是缺乏自信心。
德莱塞身上始终保持着他那大家庭的贫困和谋生无路、信天主教的德国父亲的僵化思想以及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造成的创伤。而亨利在许多方面对他施加影响，要不是亨利对一九〇〇年出版《嘉莉妹妹》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所起的作用，今天就不会有人记起他这个人了。当德莱塞要写剧本时，亨利敦促他动手写他最初的那些短篇小说；亨利删去了《嘉莉妹妹》原稿中的许多句子和段落，其理由主要是因为德莱塞对于书中人物的命运所作的哲理性的探讨，对小说那不带个人感情的调子是不需要的；还有，当弗兰克·道布尔戴企图取消这部小说的出版时，亨利要德莱塞坚持道布尔戴-佩奇出版公司应遵守它的合同。
亨利也可能是从来不能长久地钟情于一个女人的德莱塞的榜样——德莱塞对自己的这个弱点从未停止过自责。德莱塞的第一个妻子萨拉·奥斯本·怀特（又被称为朱格）是密苏里州的一个美丽的红发女教师，德莱塞于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爱上了她。她的坚强的原则性，曾经是他“放浪不羁的”姐妹们（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的原型）不检点行为的可喜的对照，后来却使心情容易变化的德莱塞感到受不了。在这以前，亨利非常镇定地抛弃了妻子，爱上了安娜·马伦。马伦对于后来出版的《嘉莉妹妹》这一版本也将起到作用。她开了一家打字社，由她手下的“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将原稿打成，作为给德莱塞的一份礼物；这些打字员也在总是“可以修正的”德莱塞的原稿上发现些需要修正的地方。
当德莱塞似乎在昏睡状态中在半页黄色抄写纸上写下“嘉莉妹妹”这几个字，从而开始他的小说时，他自然是在想他的妹妹埃玛，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将受到另一个人的有力的影响。埃玛同一个有妇之夫，芝加哥查平-戈尔饭店的出纳员霍普金斯出逃纽约。当霍普金斯的妻子发觉他同埃玛的关系后，霍普金斯感到十分惊慌，就拿了三千五百美元潜逃了。这个鲁莽的行动就成了《嘉莉妹妹》中那异乎寻常的一幕的基础——这种情况在德莱塞的作品中只在《美国悲剧》的划船“失事事件”中重复出现[3]——在这小说里赫斯渥从店东的保险箱里并不完全有意识地拿了一万美元。这一“罪行”巧妙地表明了德莱塞的深切信念，以为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所指使的，而这种声音就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罪犯、盗贼和杀人凶手，是我们的清醒的理智和我们的文明竭尽全力要加以抑制的。我们种种行动的真正的根源和由来总是不合法的。文明是一种严厉的裁判。我们的内心老是处在逃亡中。
所以当赫斯渥无法把这笔钱还进已经锁上的保险箱里，而且为无法还进保险箱这事感到不安时，就去劝说嘉莉跟他逃走，他们先到了蒙特利尔，在那儿办了假结婚礼，然后到了纽约。在纽约，赫斯渥很快就花完了退掉了大部分赃款后余下的那些钱；经过了一连串事业上的惨败，他精神上垮台了。嘉莉抛弃了他，成了一位名演员。赫斯渥在一家寄宿舍里开煤气自杀了。
这部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赫斯渥在纽约的毁灭；他从一个稳健而自信的酒店经理，急剧而惊人地变成一个可怜而全然可鄙的畸零人。当威廉·海涅曼在英国出版《嘉莉妹妹》的时候，他认为这小说主要是讲赫斯渥的故事，竟把赫斯渥出场前的开头的两百页删削成八十四页。然而，当弗兰克·道布尔戴无可奈何地于一九〇〇年出版这部小说、要将书名改为《肉与灵》时，德莱塞却坚持要保留原来的书名，这是正确的。德莱塞认为嘉莉不仅是赫斯渥的惊人的毁灭的催化剂，而且也是人们生活中的最深刻的力量，他很自然地认为女人是具有这一作用的。对于这个始终精神上异化而思想激进的德莱塞，嘉莉代表着变革和性革命的需要。同时，他把她当作一个深思熟虑的感知的中心。
德莱塞曾对嘉莉离乡赴芝加哥的年份有些踌躇。他最后定为一八八九年——这一年，他自己也是十八岁。芝加哥对于这个从一个家道中落、困难重重的大家庭出身的十八岁少年，一定也是一个美国生活商品化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基本事实的标本，就如同对嘉莉一样。嘉莉的羞怯心理、经济上的无援以及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这一点，也都是德莱塞自己的特性——嘉莉与芝加哥的那些亲戚无法相处，以为自己毫不足道，必须对生活中那些新的野蛮力量低首下心，也是对德莱塞的写照。具有德莱塞这样才能的作家在开始创作生涯时很少是如此缺乏自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惯于用字这么粗拙，对于生活只具有起码的、甚至是原始的直觉的。一个像德莱塞的妻子那样受过中西部中产阶级家庭的“正规”英语教育（这大概就是她使德莱塞倾心的一点）的作家，不会把嘉莉描写成有“四块钱现金”[4]。在书的开头，我们知道“她简直还不会仪态万方地把头一甩”[5]，正和我们后来得悉赫斯渥的工作地方“真是一家了不起的酒店”[6]一样。
在另一方面，德莱塞对社会现实的无法改变的意识，使他在谈到嘉莉终于找到周薪四块五毛钱的工作的鞋厂时说，“整个气氛给人一种幽禁之感”。她早一些时候到斯贝格尔汉公司去找工作，发现“除了有些人对她眼角一扫，使她不舒服以外，谁也不理她”。尽管德莱塞素养不足，任何别的“报道性的现实主义作家”[7]是不可能把他的女主人公这么迅速而正确地带进戏剧性的场面的，这正是在赫斯渥出场之前嘉莉自己的处境。她迟钝，羞怯，易于受外界影响，这与商品交易体制所强加于人的种种压迫以及芝加哥冬天最初的对人的蹂躏形成了强有力的对照。
嘉莉无法理解，更无法抗拒包围着她这个“漂泊者”的种种“力量”；她第一次失业时，就实际上从她姐姐在芝加哥的使人消沉的家庭里被赶了出来，这时候，她只好任凭在火车上结识的那个浮华庸俗的推销员杜洛埃将她收买了。德莱塞在嘉莉开始出发到大城市去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说，她“很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不太强烈。然而，这正是她的主导思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这么说是多么正确。在这些描写嘉莉失身的章节里，我们看到，尽管她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像她这般见识不广的人，屈服原是很自然的事。过不了多少时间，她就会发现杜洛埃是何等浅薄，但她并不总能看清楚自己的主动作用。
嘉莉——这是德莱塞洞察世情而创造的“现代”人之一——是社会的一种产物。她的长处是长得相当美，有些“初露锋芒”的敏感，而不是受教育训练出来的才智——用这份敏感，德莱塞描绘了他自己的自觉的性格。嘉莉自己的成功（不是赫斯渥的毁灭）使她越来越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到本书快终了的时候“还梦想着永远不会感到的幸福”。她始终保持着她那基本上被动的性格，她的“疑虑”，她那能够俘获杜洛埃、迷惑并毁灭赫斯渥的不自觉的残忍，而自己却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嘉莉对于自己的欠缺是天真无知的，这是就该词的基本意义而言的。她天真地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无法想象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可能正是“现代”人的命运，他们的性格是由“贫困”所塑造，而由“社会”来完成的。越来越多的人，自己一无所有，而只期求着“幸福”。德莱塞写到嘉莉进的第一家工厂时说，“整个气氛给人一种幽禁之感”，当时他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一点，以及商品交易体制所祀奉的掠夺性的自私自利。我们最后看到嘉莉坐在她那出色的摇椅里一再思考这神秘的一切，但是实际上她还是和刚动身去芝加哥的那一天一样，对任何事物都并不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么一个处处被动的、满怀着没有活力的“疑虑”的角色，怎么会被人以她为主角写成一部强有力的、使人爱不释手的小说的呢？很难说嘉莉是个工于心计的、诱人堕落的女人，而《肉与灵》，对于一本更着重于嘉莉的性格而不大着重于赫斯渥的书来说，是个不切题而且俗气的书名。嘉莉始终是这部用她名字命名的小说的灵魂，因为她代表着竟然能使一心天天追逐利润的男人们无法抗拒一个充满渴望而年轻无知的姑娘的性的力量，和对既定习俗的挑战。嘉莉最初面对芝加哥时的孤苦无依，她出乎自己意料地陷入与杜洛埃和赫斯渥的共同生活，她从来没有打算过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舞台上的成就，都传达了德莱塞对于现代人的观点，他们进入某种境遇，但头脑、心灵、感情却都保持着超然的状态。古典悲剧是以人的缺陷为基础的，而现代悲剧却描写我们内心不能反映并远离着我们实际过着的生活，以及驱使别人去过的生活。在一九〇〇年版的《嘉莉妹妹》里，第一章的标题是“磁石的吸引，一个处于各种力量之间的漂泊者”。这个“漂泊者”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她的遭遇。嘉莉的性的诱惑力对她本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对于赫斯渥却是致命的，犹如“大自然”对于原始人那样。可是这种性的诱惑力却使人们的生活起了剧变，在一九〇〇年被认为是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威胁。
德莱塞本人也并不完全明白这一点。他像沃尔特·惠特曼一样，是一个从下层社会走进美国文学界的野蛮人；在一九〇〇年，他还不理解他对习俗代表着一种挑战。他只知道嘉莉和赫斯渥双方都陷入了他们的思考能力无法左右的境地。从这一点可以推想出的是，一个作家应不但叙述各种力量造成的后果，展开情节的格局、逻辑和不可避免性，同时也得用片断的、有时是无可奈何的言词来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犹如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面对强加给凡人的命运时所做的一般。现在第一次发行未经删节的《嘉莉妹妹》原本[8]，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此。这一版本比最早在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经过阿瑟·亨利、德莱塞之妻朱格以及德莱塞本人在他们的怂恿下所删节的版本约多出三万六千字[9]。
我不能断言这“复原后的”《嘉莉妹妹》比我们已经熟悉的那部杰作更加“优美”，但是在许多方面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它更充实，不那么残忍，更加显而易见是德莱塞本人的手笔。至于对本书非常重要的非法两性关系（根据一九〇〇年的标准），在这里提得更加明确了。嘉莉在和杜洛埃同居以及为了赫斯渥（她对他一往情深）而抛弃杜洛埃的时候，心中有了更多的斗争。同时，书中第一次说明杜洛埃甚至在把嘉莉骗上床以后，还继续拈花惹草，而赫斯渥将嘉莉骗到纽约以后还常去逛窑子。整个气氛对于像杜洛埃和赫斯渥之类的浪荡子就更富有色情味，并且更加真实。在这复原本里，嘉莉和赫斯渥在办理重婚的仪式之前，在蒙特利尔的旅馆房间里就发生了性关系。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赫斯渥的不顾一切的性格。这是一个实际上憎恨他自己的妻子、然而只要“她极其爱他”就一直和她共同生活的人。
阿瑟·亨利以为德莱塞从哲学观点来论证他那些人物的倾向性，把这书的节奏变得缓慢，将会影响得以出版的机会。德莱塞在亨利催促他写小说以前，从没想到要这么做，因而对他来说，亨利代表着内行的观点；一旦写成了，德莱塞就愿意接受可以保证出版的一切意见。看来亨利应该对净化书中有关杜洛埃和赫斯渥两人对嘉莉都不忠实的细节负责。亨利想要道布尔戴-佩奇出版公司在出版他自己的小说《阿卡狄一公主》的同一年，出版《嘉莉妹妹》[10]，但是正如《嘉莉妹妹》复原本的编辑们所指出的，亨利显然没有意识到，他随意作了那么许多剪辑工作的是一部杰作。
人们常对德莱塞说，他不是一个“文笔精练”的作家，甚至不会用正确的英语进行写作，因此他很愿意接受他妻子的校订。朱格毕竟曾经当过教师，对于语法比他更有把握。（德莱塞的第一语言也许是他那德国移民的父亲所传授的德语，他那出生在美国、信奉门诺派[11]的母亲对她丈夫是说德语的。）复原本的编辑们指出原手稿上几乎每一章都有朱格和亨利标出的标记，但是，朱格是这两人中更为细心的阅稿人，一般专注于“增添介词、冠词以及代词，这些都是德莱塞在写作得极度兴奋时遗漏的”。
朱格还从一个妻子的角度对她丈夫描写女人的地方做了一些净化工作。在第十六章里，德莱塞原来是这样描写嘉莉的越来越美的外貌的：“她衣着称身，因为她穿着最精美的紧身胸衣，仔细地系紧带子，裹在身上。她的头发比以前长得更加丰美，而且她对于梳洗很有一手。她一向性喜洁净，现在有了条件，就把身子弄得清洁可爱。她牙齿洁白，指甲红润，头发老是朝上梳，露出了前额。”朱格把这一段改作：“她衣着称身。她那老是很丰美的头发，现在梳得很好看，从宽阔、洁白的前额朝后面梳成波浪形。她一向性喜洁净。她牙齿洁白，指甲红润。”在三页后的原稿里，编辑们指出，朱格遇到了这句典型的德莱塞式的句子：“她脚上穿着黄皮鞋，手里呢，有一副手套。”朱格把它改得比较通顺一些：“她棕色的皮鞋有时从裙子下面露出来。一只手里拿着手套。”但是对德莱塞的文体却顾不到了。
阿瑟·亨利要霸道得多。虽然他“看来阅读得很快，在某些地方仅仅浏览了一下或者跳了过去”，但是他不仅删掉一些句子，而且也删掉整个段落。特别重要的是在第十章里，复原本说明嘉莉接受了杜洛埃的金钱以后，还在跟自己的良心作斗争，德莱塞——对他来说，寒冷和冬天象征着生活中一切不友好的力量——写道：“十二月的天气老是在威胁她……她害怕呼啸的寒风。”亨利删去了好些德莱塞的见解，其中有：“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对于自然界的因素是估计不足的。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就没有风声的地位。”亨利删去了整整一页半嘉莉在心中和敦促她勇敢地对贫困作斗争的“心中的一个声音”的争论。
第十一章开始是进一步描写嘉莉的“心理状态”的，其中详述嘉莉的内心斗争的那几页被去掉了。在第十二章里，德莱塞试图将杜洛埃的轻率和赫斯渥的苛求的天性作一个对比，但是细述这事的那一段也被删除了。我们应该谅解亨利对德莱塞的那些抽象而沉闷的“泛泛而谈的”段落持反对意见。这些段落在一九〇〇年的版本中还剩下很多，可见亨利在埋头阅读手稿的时候，德莱塞的文章就像山岳一般耸立在他面前，但是亨利匆匆阅过，有时并不懂得德莱塞的意图。亨利删掉了德莱塞对赫斯渥的尖锐批判——“他对于我们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看得稍微清楚一些，但是他却更加满不在乎地向社会犯罪。”亨利在删掉德莱塞的一句空泛的句子的同时，也使我们希望事先了解赫斯渥性格中的真正微妙之处的要求落了空。虽然复原本中还没有什么情节使我们对于赫斯渥江河日下的堕落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还是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个怪人的错综复杂的性格的情况。他真正的秘密是对人生的根本失望，而对于这一点，我们确实在复原本中得到了一些线索。现在这部书以赫斯渥的自杀为结局，这一点证实了我们对于他那自暴自弃的天性的预感。
这最后的一幕对于《嘉莉妹妹》的悲剧主题，较之那段描写嘉莉坐在她摇椅里沉思着“啊，人生的纠葛”[12]那有名而却伤感的段落，要更其合适一些。德莱塞原来是以赫斯渥的死亡结束这部小说的，但是却对这事件在小说中的位置感到不满意。德莱塞有一天闲荡到大岩壁[13]去（这部书的大部分是在纽约西区的北部写成的），在那里他以“啊，嘉莉！嘉莉！啊，人心的盲目挣扎！”[14]这几句话引出的概括性反思结束了这部小说。他开始写这本书时似乎在昏睡状态中写下了“嘉莉妹妹”这几个字；他觉得结尾必须回到嘉莉身上。她同年轻的德莱塞一模一样，满怀“感情”而不善于表达，他回想起自己初到芝加哥时的情况，如今借嘉莉这个人物表现出来，实在无非是自怜。他不得不把她带到这措辞浮夸、富有伤感的终场，以便使嘉莉表达中产阶级社会的破坏性、不合法性和明确的挑战。嘉莉永远不会知道在她的“兄弟”西奥多·德莱塞心目中，她就体现着这一切。这种挑战是他最关心的事情。这就是他这部小说的秘密要旨。
弗兰克·道布尔戴很理解这个要旨。他从欧洲旅行回来，得悉这部小说由他的审稿人弗兰克·诺里斯[15]推荐出版，已由他的合伙人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和高级编辑亨利·拉尼尔心照不宣地接受下来了。道布尔戴断然反对这本书，称它为“不道德的”。它正是这样。德莱塞所以要把本书送到道布尔戴公司是因为他欣赏该公司出版的诺里斯的《麦克梯格》，正确地认为诺里斯一定会喜欢这部和他自己的书同样“现实主义的”小说。诺里斯非常喜爱这部书，他写信告诉德莱塞说，《嘉莉妹妹》是他曾看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佩奇和拉尼尔要谨慎得多，但是也不反对出版。道布尔戴企图废除公司同意出版的非正式合约，但是接受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他必须把它印行但不必承担销售的义务。于是他给了德莱塞一份书面合同，上面写明把书名定为《肉与灵》，并规定书中许多演员、饭店、戏院、酒吧、商店等等的真名需要改动。
道布尔戴想尽办法要置他所出版的这部书于死地。我们现在知道，那些送给书评家的书，是由弗兰克·诺里斯亲自过问了才寄出的。这样，阿瑟·亨利、朱格和德莱塞本人要使这部书能被一九〇〇年的读者所接受的一切努力，都暂时落了空。德莱塞拿到了六十八元四角钱的版税。这部书的失败使他大受打击，使他遭受了一场精神危机。这是他一生最古怪的经历之一，在这时刻他真像赫斯渥那样垮了；甚至打算自杀。但是他振作了起来。带着一个边远地区的人对美国社会的习俗以及价值观的蔑视（这终于导致他在晚年参加基督教圣公会的同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当上了特别喜欢登载发迹的人们的事迹的期刊的编辑；很快他就开始写关于一个美国巨头弗兰克·柯帕乌的三部曲的第一部《金融家》。过了不久，《嘉莉妹妹》开始被公认为一部“有缺陷的”、但是始终使人爱不忍释的杰作——一部由一个奇妙而反复无常的、“除了天才以外别无所有的”人所写的书。
艾尔弗雷德·卡津
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于纽约
注释：
[1]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为英国小说家、文学杂志编辑。《人生的画像》（1937）为一部带回忆录性质的评论集。这段引语表达了英美一些评论家的意见：德莱塞的文字常常不合规范化的英语。
[2]亨·路·门肯（1880—1956）为美国评论家，历任记者、社论作家、专栏作家。其文学评论及社会评论在20年代有极大的社会影响。他提携后进，德莱塞即其中之一。
[3]这也是根据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实事而写的。
[4]原文都是不合正规的。
[5]原文都是不合正规的。
[6]原文都是不合正规的。
[7]“报道性的现实主义”是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审稿人拒绝接受《嘉莉妹妹》时的用语。“我不能想象在看了开头几章以后，这本书会唤起女读者的兴趣或引起她们的注意，而女读者正决定着许多小说的命运。”——作者原注
[8]这一版本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印行，由四位编辑根据作者的手稿及打字本复原而得。
[9]中译本约多出6万字。
[10]结果正是如此。据说《阿卡狄一公主》的最后一章是德莱塞写的。——作者原注
[11]这是基督教新教中的一个派别，由再洗礼派宗教改革家、荷兰人门诺·西门斯（1492—1559）的追随者们所组成，故名。在荷兰、德国和美国等地传布。
[12]这是在1900年版书末赫斯渥自杀后加上的尾声中的一段的第一句。复原本中没有这尾声。
[13]位于赫德逊河西岸的玄武岩峭壁，从曼哈顿岛北端的对面起，一直朝北伸展约15英里。
[14]尾声末一段的第一句。复原本中没有这尾声。
[15]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为美国小说家，他的创作道路是从自然主义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1899年到1902年担任道布尔戴出版公司的审稿人。同时发表长篇小说。以《章鱼》（1901）为其代表作。《麦克梯格》（1899）是一部自然主义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