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文采斐然为这段演讲增色不少。演讲中，无论是名人名言、名诗名句，还是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恰到好处，行云流水一般，使一篇本为口头交流的演讲词也像精心雕琢过的书面文章一样，充满了才气与文艺韵味，丝毫没有给人做作和掉书袋的感觉。文采其实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往往能够在很多时候起到放大镜或催化剂的作用，一个说话浮夸的人如果运用文采，必定会放大他的浮夸，令人更加生厌；而一个朴实自守的人在说话时流露文采，却能更加突出他的诸多优点，为个人形象增色添彩。汪涵的这段演讲，正是对后者的有力说明。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不浮夸却能让听众感受到演讲者知识广博、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才气纵横，处处展现着高超说话水平的绝佳演讲词。汪涵十多分钟的演讲，时间并不算长，内容并不算多，但通过他平淡而意味深长的述说，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具备一定的智慧与高度。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通过他倒出来的一杯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是拥有一大桶水的人。这桶水与学识、修养、知识、能力通通有关，再结合他的前行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也会明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扎实走过来的，前一步都为后一步做了有力的铺垫，不冒进、不急躁，不虚无、不浮夸，最终才有了如今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成功。
有句话叫“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浮夸，以朴实自守、踏实奋进为标准，不断地夯实自己各方面的基础，使自己成为一个因具有实力而显得稳稳当当的人；高调做事则意味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人的内心阳光向上的外在表露，也是他人和整个社会能够真正了解你，明白你有一桶水，并为你提供最大化人生舞台的途径。二者并不矛盾。
做人做事层面如此，社交时的说话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说话是做人的组成部分，甚或可以说如何说话或者说话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做人能力的大小。像汪涵一样，说话朴实低调不浮夸又时时处处流露亮点，既代表了社交水平，也说明了做人能力。因此，我们要想改善自己在做人方面的不足，可以从学着让自己说话不浮夸开始，把无谓的精力收回来，全部放在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养上，终有一天你积攒的“那桶水”会成为你骄傲的资本。
不轻浮：你每句话都体现思想的深浅
易中天：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从一定意义上看，能够思考和懂得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体现。我们不能说低等动物没有思想，但显而易见的是，低等动物头脑中的所谓思想与人的思想是丝毫没有可比性的，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思想成全了人的伟大。”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一言一行都是思想深浅的外在展现，而思想的深浅又总是与素质和修养有关。毫无疑问，无论是谁，都喜欢与素质高、修养好的人接触和深交；而那些举止和言语较为轻浮的人，则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故而我们在社交当中，要学会由内而外地提升自己的素养，尤其是在与人交谈时，你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着你思想的深浅程度，代表着你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思考与自我诉求，因此，平时多注意在语言表达和口头交际方面管理自己是尤为重要的事。
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很多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强于表达、思想深刻，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好“老师”。他们可能脾气性格各异、知识结构有别、所处领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够在与人交流时将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修养与境界，从而产生很大的好感。知名学者易中天就是典型的例子。
易中天曾在2014年底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看待历史和与史书写作有关的理念。通过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体察到他对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态度与思想，能够对一个学者扎实稳健的治学精神产生颇多感悟。
《新京报》：2006年的时候，你说过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从《品三国》到“易中天中华史”的《三国纪》，你觉得是身体力行在打破历史层的垄断权，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人，本身你就有这种需求，或者说两个原因都有？
易中天：好像两个原因都不是吧！其实写《中华史》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实际上，早在《品三国》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愿望了，只是没有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述方式。为什么要写《中华史》？首先，作为中国人，总要找到自己的根，比如海外华人华侨，即便他们已经入别国国籍，依然认为自己是华人，他们很关心中国的状况，也很惦记自己的祖先，总觉得根在这个地方。因此我就有一个备感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华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么强？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甚至，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也是有原因的。不把这个原因找到，心里不踏实，这个恐怕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这段话中，易中天回答了自己创作《中华史》的最重要初衷，答案集中到了寻根的深刻层面，而并非如大多数人对他的主观而片面的理解那样，只是出于名利目的。
易中天自从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三国史”出名后，广受微词，但只要认真全面地研读分析他的作品，我们真能从中察觉到一个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与写作的人对他所涉及的领域有着深刻的思考与追求。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应该坚信，思想和内容不是通过没头没脑的感伤，而是通过思考得来的。”易中天在访谈中提到的寻根理念，代表的是文化人的一种精神理想和写作责任。
《新京报》：我猜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原因，你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65岁了还身体力行做这么一个大工程，肯定有一个动力来源。
易中天：对，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以前读历史书确实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第一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所谓本纪，是以帝王为历史的线索；《资治通鉴》的意思更清楚，是治老百姓的。如果这种写法继续延续下去，第一，它是维护统治的；第二，与我等无关，那要它干什么？它永远只能发现统治的得失。
《新京报》：怎么样治人。
易中天：对，它顶多就只能总结出这个东西来。我们民族要如何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会有这一百多年来的起伏跌宕；将来我们怎么面向世界；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每个人何以自处？这些问题《二四十史》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新京报》：《二十四史》之后的呢？
易中天：基本上全非全球视野，好像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全封闭的，这是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第三个，大多数史书写得实在不好看。它是给历史工作者看的，不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你要打破这个专利，就必须让历史变得可以亲近，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新京报》：这就是《中华史》要达到的目的吧？
易中天：正是。这个《中华史》的任务是：第一，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在怎么走；第三，如果有可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中华史》第36卷的任务。至少，第36卷会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走。所以，我把36卷本《中华史》的主题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为什么，而过去的史书往往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即便讲为什么，也是讲很直接的，而不去挖深层次的东西。我是主张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这是黑格尔的方法。我认为，在历史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原因的后面也有原因，最后有一个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就叫历史的逻辑。历史是有逻辑的。
透过易中天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他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子。虽然古人的经典著作对今人大有裨益，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受历史局限性影响而存在的瑕疵。易中天的“不安分”正是集中在对那些瑕疵的弥补上。他结合现代人在理解、记录和讲述历史方面的一些观念，重新叙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文化，并且在访谈中毫不讳言地提了出来，且具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探讨。我们不但没有感觉到他有丝毫怠慢先贤的轻浮之意，反而看到了一个执着于历史与文化本身的学者“执拗”的治学思想与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但总体而言，新一代总会比上一代的眼光更加高远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站在先贤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成果之上来看待问题的。易中天作为草根学者，能够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特征，通过文字重述历史，将自己的治学理念融入其中，详细地展示给普通大众来看，这需要具备承担某些可能性质疑的胆识，也折射出了他在做学问和对待写作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思想。通过他面对媒体时的诠释，广大读者会更精确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们与人交流，很可能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哪怕产生分歧，也不能否认彼此思想上的价值。《史记》中记载的我国古代两位先贤孔子与老子会面时的一场对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后来，有弟子问孔子对老子的印象如何，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碰到了崇拜已久的老子，虔诚地向他咨询礼节上的事情。老子的主张与孔子的差异毕竟很大，因此，老子对孔子的“关照”实际上有很多是孔子不认同的，可这些都不能否定两位哲人在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无论老子对孔子的教导，还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句句都是含金量极高的哲理性话语。虽然他们思想各异、见解有别，但在当面对话和背后评价时无丝毫轻浮之意，这既是有关说话的极好范本，也是与为人处世有关的经典案例。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锻炼成思想多深刻的人，但我们绝对可以通过对伟人和成功人士说话之道的钻研和学习，在日常交际中懂得如何提升说话质量、怎样将自己或多或少的观念与想法通过语言传达给周围人。
不局限：眼界宽窄决定说话水平
柳传志：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在成功学上有一种早已被认可的观点：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他的眼界有多宽广；一个团体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领导者的格局有多宏大。一个眼界宽广、格局宏大的人，在看待事物和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比常人站得更高、考虑得更广，因而能比常人看得更深远，在做人做事上也就会优于常人。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能遇到一些说话令我们茅塞顿开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境界会使人豁然开朗。这样的人，大多都具备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可以从说话层面做起，有意识地向成功人士学习，不仅能够提高说话水平，更能够由外而内地提升我们的眼界与格局。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时与杨澜的一段对话，就非常精准地体现了他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学习。
杨澜：有人说柳传志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而且能够在自己还没有糊涂的情况下，已经把后面的梯队安排得很好。现在当然有人说这个下面是五家公司也好，五虎上将也好，无非指的都是这个方面，就是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了。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听说你受诸葛亮的启发还挺大的，能不能跟我们说得详细一点儿？
柳传志：我跟我们公司退休的同事一起去武侯祠的时候，我在车上发表感想，觉得诸葛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但是最后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让蜀国来统一天下。没有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后面的人接不上班，因此，培养接班人、怎么样培养接班人，是个重要的问题。诸葛亮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他不是也注意提拔姜维了吗？但是方法上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诸葛亮在提拔姜维以后，他还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正确的方法实际上应该是由姜维来操作，他在一旁进行指导，由指令性的领导方式变成指导性，最后变成参与性，相连接，最后由他们来做，自己在旁边看。到那个时候，姜维也能独立做事了，这时候你就放心了，也不至于那么累。因此呢，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