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无外乎对史实的考证，以求其发展规律。而史实的考证又分为对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辨认以及对考古实物的发掘。
于中国而言，虽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后来战乱等情况，许多资料不幸遗失，托古伪造者多如过江之鲫，但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精心收集，以及清人孜孜不倦的考据辩古，加之中国文字的连续性，使得历代史学资料的完整性，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非其他文明古国能比。考古方面的研究，在清末民国时期众多留洋学者努力下，亦获飞跃发展。将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所做的对比研究，已基本梳理清楚了整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入20世纪1950年代后，又有了一批重大的考古发现，比如秦始皇兵马俑、长沙马王堆等，再次印证了前代的史学研究定论，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
成就之下，缺憾难免。一些传统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简单资料的罗列，即使做了些许演绎、总结，也由于受到儒学、道学、阴阳学等影响，未免有失偏颇。加之这些修史的人又是官家身份，修史不过是为贬低前朝或为本朝借鉴，难免片面之词。而西方闻名于世的史学家，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未曾来过中国，即使来过，也是匆匆一瞥，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结构以及朝代变迁方面的知识，仅仅是来自二手的书面资料，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无疑是以西欧式思维逻辑为基础，而灌之以中国素材。这随之也影响了众多西洋归来的中国史学家。“封建社会”这个词应该是最明显的例证吧，这完全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封建社会”本是日耳曼人在欧洲崛起后采用的封土建国的贵族体制，舶来中国后却用来指秦大一统到清末的君主独裁下的文人体制，其实质相差可谓甚远。中国真正意义的封建应该是在商周，中国自秦大一统后，这种封建制度仅偶尔有一点死灰复燃的迹象，如西汉初年、西晋、明初，绝未曾全面复活。
民国及其后，中外交往频繁，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多，随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可谓贡献颇多，其中具有开创性的发展的，尤数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但他也仅就中国的某些朝代做了一些研究，并未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中国历史。
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应该是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他的《中国大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从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的宏大画卷。他引入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来透析中国历史，既不局限于某朝某代，也不是传统中国通史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众多的侧面剖析来展现整个中国的历程。自此以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大历史观，即不以朝代或时代为主线，而是以社会的一点，撇开其朝代或时代的局限来看待分析历史，为略显颓势的史学界带来了一些新气象。
本书作者曹给非先生，学识渊博，视角独特。他以一种“非点而面，非段而线”的方式，将中华五千年当做一个由诸多器官、组织、因子构成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按照不可分割的器官、组织、因子进行单独分析，最后又将这些单独的分析汇聚起来，以个别分析、统筹总结的方式给予了我们一个新角度下的中华帝国史。
有人将曹给非先生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方法喻为“剃刀之法”，准确入位，直抵核心，条理分解，干净利落。这种方法是以前少有的，或能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一股强劲动力，破除发展障碍，吾等将拭目以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度，汉字也是被公认为博大精深，可能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文字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试看一下中国的成语便可发现，一个成语寥寥几字，就能够深入事理的骨髓，可谓简练、精辟，而成语中拟人的用法算是最多的了，如螳螂捕蝉、老骥伏枥、狼狈为奸，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恐怕也难以尽阅。但这些成语均是以某具体的动植物来拟人，而《帝国兴衰启示录》却是将整个中华五千年比拟为一人，这种写法以前很少见。
此书无疑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试看各个章节，若把“帝国”二字去掉，或视“帝国”为一人名，再仔细研读一下其中内容，此书不就是在讲述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历史吗？
人有五脏六腑，有生老病死，有喜怒哀乐，也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若我们将视野略微放大一点，一个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如此，我们尽可再进一步，一个社区、一个圈子也必是如此。那不妨让我们的步子再迈开一点，胆子再放大一点，一个县市、一个省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后也与一个普通人无异了，他们的区别终究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实质相同。
那么一个帝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用一个普通人的经历来抽象概述了吧。
中华帝国从猿人的胚胎到神话的婴儿，再到先秦的叛逆，再到两汉的青春，然后是壮年的隋、唐，身体与精神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宋、元已略感不支，继之以明，虽似强大，却也衰气凸显，最后至于大清，帝国终于到了暮年。
疾病与磨难也并非仅为坏事，得了病，医治好了，自身倒也会产生抗体，只是这个抗体维持不了多久，病又来了，如此往复，不知在中华帝国的肌体上反复了多少次。若没有这类疾病与磨难，恐怕中华帝国也会像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一样早早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了。
此书以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性化的中华帝国，抛却了传统历史类读物那种严肃、呆板的模样，也不似通俗类历史类读物那种讲故事的世俗化模式，对于学者当有所启发，同时在具有可读性的基础上对于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逻辑也会有所补益。
罗章伟
2016年3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