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保罗·吉尼斯蒂
世上有许多人往往因为一件无聊的蠢事而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或一个修道士，我的舅舅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个自由思想家。他一看见神甫就莫名其妙地生气，朝他扬起拳头，用手指做出角的样子[31]，并且在身后摸摸什么铁制的东西[32]。其实这些已表明一种信仰，对毒眼[33]的信仰。依我看，对违背理性的信仰，要么一概都信，要么一概都不信。我也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换言之，是一个非理性信仰的反对者，对所有源于死亡的恐惧而造出来的教义我都反对。不过，我对教堂寺院倒并不恼怒，不管它是天主教的，还是使徒教派的、罗马教的、新教的、俄罗斯的、希腊的、佛教的、犹太教的、伊斯兰教的。我对它们有一套我的观察方法和我的见解。一座教堂或寺院，就是代表人们对未知的一种崇敬，认识范围越扩大，未知的领域也就越缩小，这些教堂寺院也就越岌岌可危。在这些教堂寺院里，我不过不是放上香炉，而是要放上望远镜、显微镜和发电机而已。
我的舅舅是共济会[34]会员。而我，我公开扬言共济会员比那些信教虔诚的老太婆还要愚蠢，这是我的看法，我对此坚信不移。既然需要有一种宗教，我看有一个古老的就足够了。
其实这些傻瓜不过是照神甫的样子行事罢了。他们不用十字架，而用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作为标记。他们也有教堂，不过不叫教堂而称之为会员集会处。什么苏格兰分会啦，法兰西分会啦，设在首都的总会啦，以及各式名样的祭祀仪式，全是一些无聊的叫人笑痛肚皮的玩意儿。
再说，他们要干什么呢？互相帮助时要搔搔手心。这我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坏处。他们是在实践基督教的箴言：“你们要互相帮助。”唯一的不同就在于搔不搔手心而已。不过为了给一个可怜虫五法郎的硬币要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我看也未免太费事了点。把施舍和帮助别人作为职责和本分的修道士们，在写信时总要在开头写上J.M.J.三个字母，而共济会会员则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三个圆点，实在是彼此彼此。
我的舅舅则回答我说：“不错，我们正是创立宗教来反对宗教，我们运用自由思想这一武器，它将会消灭教权主义。共济会是一座所有愿意推翻神学理论的人都可以进入的城堡。”
我反驳说：“可是，我的好舅舅，”（我心里却在喊着“老傻瓜”）“这正是我要责备你们的。你们不是在消灭宗教，而是在进行竞争，最后只能是降低价格而已。还有，假如你们是只允许那些自由思想者加入到你们中间去，我倒还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你们是什么人都接受。你们中间有大量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一些教派的头头。庇护九世在做教皇以前就是你们的人。你们要是把这样组成的团体称为反对教权主义的城堡，我觉得你们的这座城堡也未免太不坚固了。”
这时我的舅舅对我眨眨眼睛，又补充说道：“我们真正的活动，最了不起的活动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正在以一种持续不断的、稳妥有效的方法摧毁君主制度的思想。”
这一下我忍不住叫起来了：“啊！不错，你们都是一些阴险刁滑的人！要是您对我说共济会是一个选举工厂，我同意您的说法；说它是个控制各种色彩候选人当选的表决器，我也决不反对；说它除了愚弄善良的人民，像送士兵上火线一样把他们拉到投票箱前去之外别无用途，我也会赞成；说它对一切有政治野心的人都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已把它的每个成员都变为选举代理人，我会对您大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如果您硬要对我说它是在摧毁君主制度的思想，我可要当面嘲笑您了。”
“请您稍微观察一下这个广大而神秘的民主团体吧：作为它的大头头，在法国是拿破仑亲王，在德国是皇太子；在俄国是沙皇的兄弟；汉伯特国王、威尔斯亲王，地球上所有戴着皇冠的脑袋都是它的成员！”
这一次我的舅舅附着我的耳朵说道：“不错，这都是事实；但所有这些王公全都不知不觉地在为我们的计划效劳呢。”
“是相互效劳吧？对不对？”我说，心里又补充一句：“一群蠢货！”
让我们看一看我的舅舅索斯泰纳请一个共济会员吃饭，那才有意思呢。
他们一见面就用一种极其可笑的神秘态度握手，互相在手上又压又按，又揿又摁，忙着交换一整套秘密暗号，简直和两条狗相遇时一样。我要是想让我舅舅生气，只需提醒他：狗也有一整套和共济会员一样的见面方式，准让他火冒三丈。
见面仪式完成之后，我的舅舅就把他的朋友带到屋子的角落里，好像要对他透露什么机密大事似的，面对面在桌前坐下来。他们互相打量，交换目光，都有一定的方式，喝酒时还不断地瞟上一眼，仿佛在不停地表示：“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请想想吧，玩弄这套装腔作势的鬼把戏的，世界上竟有几百万人呢！我倒真宁愿自己是个耶稣会士。
说也真巧，我们城里正好有一个老耶稣会士，他是索斯泰纳舅舅最厌恶的人。每次遇到这个人或者老远看到他，我的舅舅总咕哝着说：“滚开，混帐东西！”随后还挽起我的臂膀，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看吧，这个坏蛋迟早要谋害我的，我已感觉出来了。”
我舅舅的话倒说对了。不久出了一桩意外的事，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造成的。下面就是事情的经过：
圣周[35]快到了，我的舅舅打算在耶稣受难日举办一次晚宴，是一次地道的荤腥晚宴，要有各种香肠。我竭力反对。我说：“这一天我会和平时一样吃肉，不过是一个人单独在家里吃。您这种示威是愚蠢的，为什么要示威呢？别人不吃肉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舅舅执意不听。他请了三个朋友到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去吃饭。因为是他付账，我也就不再拒绝这一示威。
下午四点钟我们就在人们最常去的佩内洛珀咖啡馆占了一个醒目的座头。索斯泰纳舅舅还故意大声谈论他所点的菜单。
六点钟开始吃饭，到十点钟还没有吃完。我们五个人喝了十八瓶上等葡萄酒，外加四瓶香槟。我的舅舅还提出一个喝酒的新花样，就是在每人面前摆上六只斟满各种不同的甜烧酒的小酒杯，排成一排，然后一杯一杯喝干，但必须在一个参加者数到二十以前全部喝完。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大主教巡行”。这简直无聊透顶，但索斯泰纳舅舅却认为这个花样很“应景合时”。
到了十一点钟，他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不得不用车子把他送回家，让他在床上躺下来。可以预见，他这次反对教权主义的示威即将转变成一场可怕的消化不良症。
我也醉得醺醺然了，不过醉后的精神很兴奋，兴致特别好，回家时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狡猾的念头，这个念头完全符合我的怀疑主义的本性。
我整了整领带，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跑到那个老耶稣会士家，发疯似地拉响他的门铃。他耳朵有点聋，让我等了好一会儿，直到我用脚把门踢得震天价响，他那带着棉帽子的脑袋才在楼上窗口里出现。他问我道：“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嚷道：“快，快，可尊敬的神甫，快开门，有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病人恳请您去行圣事呢！”
可怜的老好人急忙套上一条裤子，连教士袍也来不及穿就下来了。我装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对他说：“我的舅舅，那位自由思想家，突然感到浑身异常难过，看样子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他怕死怕得要命，希望见见您，和您谈谈，听听您的意见，更好地了解一下宗教信仰是怎么回事，以便和教会和解；自然还要忏悔，公开承认信仰，然后再领圣体。为的是在跨出那可怕的一步时，良心上能平安一些。”
我又用不满的口吻补充说：“他要这样，就由着他吧。反正这样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也总没有什么坏处。”
老耶稣会士又惊又喜，激动得浑身发抖，对我说道：“请等我一分钟，我的孩子，我就来。”但我赶紧又说道：“对不起，我尊敬的神甫，我不陪您去了，我的信念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刚才甚至拒绝来找您，因此我请您不要说见到过我。对我舅舅的病，您就说是受到一种启示预见到的。”
这个老好人同意了我的意见，匆匆地走了。他赶到索斯泰纳舅舅的门前，拉响门铃，正在照顾病人的女仆很快来开了门；我看到那黑色教士袍消失在这座自由思想的堡垒里。
我躲在隔壁一家门后等着看热闹。换了我舅舅身体好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耶稣会士痛打一顿。但我知道他现在连动动胳膊的力气也没有。我怀着狂喜的心情想象着这两个冤家对头在一起会演出一场怎样离奇的闹剧？会发生什么样的斗争？怎样解释，如何惊得目瞪口呆，乱到什么程度，这种毫无转圜余地的场面怎样来收拾，特别是当我舅舅愤怒起来以后，结局就更加无法想象了。
我独自一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翻来覆去低声说：“哎呀，多么巧妙的玩笑！多么巧妙的玩笑！”
不过天气很冷，而那个耶稣会士在里面却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我心里说：“他们在互相解释呢！”
一点钟过去了，接着是两点、三点。可尊敬的神甫还是没有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的舅舅因为看见他一下子气死了，还是他杀死了这个穿教士袍的人？再不然就是这两个人正在“互相吞食”吧？不过，对最后这个假设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我看来，此刻我的舅舅哪怕一粒米也吞不下去了。
天亮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但又不敢贸然进去。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正好住在对面。我就到他家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他听了先是吃惊，随后大笑起来。于是我就在他家的窗口守候着。
九点钟，他来接替我，让我去睡一会儿。下午两点，我又来换他。我们两个人都急得坐立不安。
晚上六点，耶稣会士总算出来了。他神色平和，带着心满意足的样子。我们看着他步履安详地走过去了。
这一下轮到我去舅舅家了。我又羞愧又胆怯，忐忑不安地拉响了门铃。女仆来开了门。我连问也不敢问她，闷着头径自上楼去。
索斯泰纳舅舅躺在床上。他面色苍白，神情委顿，双目失神，两只手臂无力地垂着，显出很虚弱的样子。帐子上用别针别着一幅小圣像。
房间里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消化不良的气味。
我说：“怎么！舅舅，您躺倒了，身体不舒服？”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唉！我可怜的孩子，我病得很厉害，差点死了。”
“怎么回事，舅舅？”
“我也不知道，简直非常奇怪。不过最奇怪的还是这位耶稣会神甫，就是我一直不能容忍的那个正直的人，他刚刚才离开这里。嘿，他竟然得到启示，知道我病了，特地跑来看我。”
我忍不住好笑。我说：“哎呀！真的吗？”
“真的，他来过了。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我快要死了，要他起床赶紧到我这里来。这是一种启示。”
我假装打喷嚏，才没有笑出声来。我真想在地上打上几个滚。
一分钟后，尽管我仍旧一阵阵想笑，我还是装出气愤的样子说：“舅舅，您，一个自由思想家，一个共济会员，竟然没有把他赶出去，还接待了他？”
他显出羞愧的样子，嗫嚅地说：“你听我说，这件事太奇怪了，简直是天意！加上他又提到我的父亲，他从前认识你的外公。”
“认识我的外公，舅舅？”
“是的，看来他认识他。”
“但这也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接待一个耶稣会士啊？”
“这个我知道。但我在生病，而且病得很厉害！整整一夜，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这个人真不错，全亏他救了我。他们这些人全懂得一些医道。”
“噢，他照料了您一夜。但刚才您不是跟我说他才离开这里的吗？”
“不错，是才离开这里的。他对我这么好，我怎能不留他吃一顿午饭呢？就在我床前这张小桌上吃的。我只陪他吃了一杯茶。”
“这么说……他也吃荤了？”
舅舅好像因为我做了什么大不敬的事情被刺伤了似的，面露愠色，不高兴地说：
“不要开玩笑，加斯东，有些玩笑是不应该开的。我这次病中，这个人对我比任何一个亲人都来得忠心。我要求别人也尊重他的信仰。”
这一下我简直呆住了；不过我还是回答说：
“对，对，舅舅。午饭以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打了一局纸牌；打完以后，他念他的日课经，我读他随身带来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书写得实在不坏。”
“是一本有关宗教的书吗？”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还是不是居多。这是一本讲他们在非洲中部传教历史的书，可以把它看成一本游记或历险记。这些人在那里干得真出色。”
我开始觉得事情变糟了。我站起来说：“得啦，再见了，舅舅，我看您是脱离共济会皈依宗教了。您是一个变节者。”
他又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咕哝着说：“不过宗教也是一种共济会啊！”
我问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您的那个耶稣会士？”舅舅吞吞吐吐地答道：“我……我不知道，也许明天……不过也说不定。”
我简直懵住了，昏头昏脑地走了。
我这个玩笑开糟了！我的舅舅彻底改变了信仰。单单如此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教权主义也好，共济会也好，都是半斤八两，一样的货色。最糟糕的是他新近立了遗嘱，一点不错，立了遗嘱，先生，他竟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而代替我受惠的恰恰就是这个耶稣会的老神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