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往事
以下所忆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实难忘却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对他们的怀念日益加深——因为，他们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们生前，我一直系报答之心，竟无从真的报答过，这令我深感自责。或许，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减轻几分自责之苦吧！
一、林予
我对林予的人生经历其实并不详知，仅晓得他姓汪，曾是一名军界创作员，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来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林予是他的笔名，代表作是《雁飞塞北》。
《雁飞塞北》我下乡之前读过，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由而对北大荒有了间接印象。我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创作员后，《雁飞塞北》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林予之名在我们中绝不陌生。
大约1970年冬季，我与当年的知青朋友陆宁先后回哈尔滨探家。陆宁是老高二知青，下乡后当上了某师宣传干事。他母亲是龙江剧团编导，认识林予。
一日陆宁到我家，问我：想不想与他共同去拜访林予？
我反问：林予是谁？
他说：《雁飞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对于当年我们那一代文学知青，谁出版过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谁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陆宁告诉我，林予刚结了第二次婚，夫人赵润华，还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学编辑，关于她陆宁就知道这么多。而对于林予，他知道的多些，说林予被打成了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不许离开本市，以便对其进行批判时能随传随到。
陆宁问：还敢去吗？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见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吗？去！
陆宁并没预约，我们贸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丢的板楼里，当年叫“简易楼”，外观似现在没完工的“裸楼”。他开门见到两个年轻的不速之客，意外。陆宁与林予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一提他母亲，林予立刻表示欢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有极小的厨房，无厕所，得到楼外马路边的公厕解大手。家家户户备有解小手的尿壶，他家也不例外。无暖气，生小铁炉。那几年哈市买不到好煤，烧蜂窝煤，屋里挺冷——我们三人刚一围炉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陆宁请教，怎样才能将蜂窝煤烧得火旺一点儿。陆宁家有暖气，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家也长年烧不好烧的蜂窝煤，我下乡前负责做饭，颇有经验，传授之，林予认认真真地听。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宾三人都不脱棉衣，坐得离小铁炉不能再近。
炉盖上烤着馒头片，放着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时十点来钟，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馒头，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经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儿哪儿都落一层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几乎不会做饭。他说他发现，烤咸菜疙瘩别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文学话题。肯定是谈过几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们拜访他，嘱我们不可对外人道，怕我们因而受牵连。
我和陆宁都不怕那些。
他说当然也没什么可怕的，但会影响我们进步啊！
我说谁爱进步谁进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进步了。
陆宁则请他放心，保证我们以后对他的拜访将是“秘密行为”。
他笑了，说那我们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说你还不了解我俩呀。
他说已经了解了啊。
他关于政治的全部话语可概括为两个字——“正义”。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话是：事关正义与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聋作哑吧？我的兴趣在文学，又不在政治。但非逼我表态，我当然就不能表那种不正义的态喽！
我和陆宁都说，我们也是尽量在做同样之人。
我们离去前，我告诉他，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城了，我会嘱咐弟弟妹妹常来看他，帮他干些他干不来的活。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常客”。
再后来，逢年过节，林予和夫人赵润华，也每每去到我那个没个家样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他们夫妇称我母亲“嫂子”，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称他们“林老师”“赵老师”。
再再后来，连我另一个同样是兵团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间，也必会去看望林予夫妇了。而我，若回哈尔滨了却没与他见上一面，即使仅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他也会挑礼的。
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于是连同他的夫人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我家在哈市没亲戚，他们夫妇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却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们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
而他们夫妇必会双双而至。
两家的关系可用休戚与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小白楼”，按要求将其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改编为电影剧本，此小说尚未出版。我听他谈过创作初衷，是要为邓小平“出山”后的“拨乱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龙江出版社逐级审稿时便引起对立结论，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认为极其反动。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奋力自辩。他若不辩，一概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发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响亮。
当时我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与我信任的三名同学杜静安、刘金铭、周进祥前去见他。因为我每每“北大荒”长“北大荒”短的，他们也都读过《雁飞塞北》了，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岁，头发花白了，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我们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
他见了我们格外高兴，对我之亲热令我的同学们暗觉惊讶。我在电话中说定了要在他那儿吃午饭的，他从食堂打回了几样菜，我们在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一斤肠和几瓶啤酒。
在他的单人房间里，我们与他都无拘无束，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他：剧本改得怎样了？
他说“请”他亲自改，他不来准是个事。说那也不能照“他们”的要求改呀，说他只不过是在敷衍着改，吃得不错，住得挺习惯，全当度假了。哪天让他走，当天就走。还命他改的话，就继续敷衍。
关于文学，我们也就谈了那么几句。在当年，文学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正是“四人帮”所谓“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从各种渠道汇集至“小白楼”的资讯极其丰富，预示着中国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两个多小时内，林予基本上是在谈“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国之命运将会如何令他分外焦虑。我不断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动，无济于事。
那日证明了这样一点——他这个人自我保护意识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实很低一样，实在是别人爱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简单的判断人的逻辑，即倘陆宁的母亲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儿子当然也是；那么陆宁的朋友梁晓声同样是；梁晓声带去见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学里开始追查“谣言”，我殊觉不安，一一告诫三名好同学，万勿出卖林予——他们都说，咱们根本不曾一块儿去见过什么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楼里，有人大声唤我接电话。我通过公用电话听到了林予的声音，他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他家吃饭，“赵老师”做了一桌子菜。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他说：“我亲自把你弟弟妹妹请来的，我们为你的小说获奖在我家庆祝一番。”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端却说：“不多聊了，旁边有人等着打电话。”
原来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楼的公用电话与我通话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获奖，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与我约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带人到我家见我。
我考虑到我家的不成样子，犹豫。
他却说：“晓声，可不能因为获奖了就摆架子，谁登门拜访你都应该欢迎，何况是我要带去的人！”
或许因为他的家也不怎么样，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为难。
我问：“是你朋友吗？”
他说：“朋友谈不上，却是一个好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特别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带去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陈凤晖同志。刚下过很大的雨，他们两位坐的“上海”轿车开不进我家所在那条又脏又窄又泥泞的小街。他俩没穿雨靴，进我家门时四只鞋都成了泥鞋。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盖，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亲已经退休回到哈市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结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么住呢？因为林予要带客人来，我老父母从他们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让到邻居家去了，我的疯哥哥被关进我一个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够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那里放着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什么话题都没法谈的。我的哥哥不断从窗口朝这边探进头，冲林予和陈部长傻笑。我尴尬，他俩也都觉来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时，陈部长坐不住了。
林予却说：“晓声，我俩来得好，来得实在是太好了！凤晖部长，晓声他父亲可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他家这种情况你当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国家也太对不起老建筑工人了！”
陈部长叹道：“是啊。”
“你别只说是啊，你一定要给解决实际困难！”——林予的话说得急头白脸的。
陈部长说：“我想办法，是我应该做的事。”
林予又对我说：“听到了，晓声你要催着他办！”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说：“让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轮番陪着去找他！”
陈部长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这么激动嘛，你看你搞得晓声都脸红了！”
分明，林予与陈部长确实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两个好人之间的对话。那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异常深刻，所以我终于敢用引号将他各自的话引起来了。
过后我了解到，陈部长曾是市委机关干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后任部长才两年。
1986年，哈尔滨市政府批给了我家一处楼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为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奖励房。自然，我老父亲也是沾了我这个作家儿子的光。此事对我的亲人们是巨大的福祉，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们的父母自从成为我们的父母以后，到那一年为止，还从没获得过政府给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可以在家里上厕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气的温暖了；也使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几米。而我再回家探家时，不愁没处地方住了。
此后，林予和陈凤晖部长，在我和我亲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内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赵老师的追悼会我竟都没参加，忘了当年我被什么鸟事拖绊住了，每一回想便觉自己甚是该死，成为我此生最内疚的事之一。但林予夫妇生病期间，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经常去看望，连我年近八十的老母亲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亲往医院去探视过的，这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内疚。
林予夫妇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外国人，已定居国外了。他们在哈尔滨再无任何亲人了，估计，哈尔滨人中经常怀念他们的，最是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个曾经的哈尔滨知青，那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时，每次必怀念起他们夫妇来。因为我们对父母的怀念，是与对他们夫妇的怀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法分开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这样的事，也许只有异常年代才会发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国学
魏国学是1966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为他们是那年3月到达北大荒的，自谓“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农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当年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的知青，并且是二团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为七连的战士。七连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几人。我们知青整二十人，分为男女两个班。比起来，“老战士”是多数。
当时七连已有小学校，在连队主路的一端，是路边的一幢土坯房，盖得较高，一分为二，各有门窗，成为两间教室。我们知青路过时，曾见魏老师也就是魏国学带领学生们在起土豆——小学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许所收获的土豆卖给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学经费。
在部队时曾任过文书，是七连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关于魏老师，我们也就知道这么多。
第二年连里来了更多知青，总数二百余人了。人气旺了，一些“老战士”受到新气象的鼓舞，纷纷将家眷接来，应上学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学校的老师，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师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这般地，魏老师成了魏校长，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据说，因为我担任着一班班长，连长指导员起初不同意，魏校长坚持，说他认为我能成为一名好老师，连长指导员拗不过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缘何那么认为，没问过。
除了在特定场合，我们并不称他校长，都习惯于叫他魏老师，他自己也更愿意我们叫他魏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