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绝不是一个使别人难以接近的人。因为他实际上待人一团和气，微笑是他脸上最经常的表情。如果他对谁有好感，那么那个人与他在一起时，面对的几乎总会是一张微笑的脸。他的微笑使人心里特别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这使我愉快。读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个“谁”，即使内心里正有烦愁苦绪，也会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几许愉快了。
说他们是“老战士”，其实他们都并不老，平均年龄三十二三了，有的还耗着没成家呢。魏老师年龄大点儿，却也不过三十五岁，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们知青的平均年龄才二十二三岁，与他们比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己仍很青涩。何况，他们是真正当过兵的人，而“战士”只不过是我们的“浮名”。普遍的我们对普遍的他们，内心是很尊敬的。
据说，魏老师是有倔脾气的。他是支委，连里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讨论，他的态度是不容漠视的。如果他持反对意见，连长指导员都拿他没辙。但从他在老战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断，他的倔多半与他认为必须坚持一下的原则有关。而连长指导员与他的关系却很好，证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他从没对我们四名老师倔过，我们是享受他的微笑最多的人。用时下的说法来形容，他的微笑特阳光。他的微笑首先起源于他的幸福感，与比他年轻的“老战士”们相比，他军龄长些，工资高些；而他们的工资，仅比我们知青的工资高一级。他本农家子弟，吉林的农村是农村，北大荒的农村也是农村，并且叫“连队”，有食堂、卫生所，人口成分也以复员战士和知青为主，文化素质高，各方面远比农村强。何况在连队他还是领导班子成员，是校长。并且，我们四名老师共同的“嫂子”，身材好、样貌好、性格好、善持家，接人待物落落大方，端的是美好姻缘——她是他从老家吸引到兵团的。
他的幸福感还源于对教师的职业的热爱，他将之当成事业谋发展，图进步，麾下有了我们四名知青后，他的干劲更足了，立志要使七连的小学成为团里的模范小学。总之他是“六六三”中的“扎根派”，乐不思蜀。
受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也都认真负责。他对我们一视同仁，对我则更好一些，总是私下鼓励我，希望我首先成为团里的优秀教师。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了，每每将我邀去共享，我没辜负他的希望，一年后评上了优秀，还在团里的教师集训班进行过讲课示范，这使他特别高兴。
一日我在他家与他聊天，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格外好——原来他也将我视为知青中的“扎根派”了。
他说：“你的愿望我向连里汇报了，连里支持。”
我诧异地问：“我的什么愿望啊？”
嫂子从旁说：“就是你告诉过我们的，等你父亲退休后，你要将父母与哥哥一起接到北大荒的愿望呀，你不是说要在咱们这儿为父母养老送终，与哥哥共度晚年吗？”
我是一度有过那样的想法。
他接着说：“连里非常欢迎一位退休的‘大三线’老工人也在咱们连落户。我要求将我家旁边这块地为你保留着，以后你的家就盖在我家旁边，咱们做近邻。还都是教师，那多好。”
他的目光从敞开的窗口望向他家的菜园子，又向往地说：“菜园子挨着菜园子，种什么菜互相参谋着，品种更齐全了。你侍弄园子不行，我教你。高兴了咱俩一块儿去打猎，冬天一块儿上山砍柴，不必求谁了。”
嫂子也说：“要是再结成亲家，好上加好！”
他批评着：“你胡说什么呢！巍巍都三岁多了，晓声还没对象呢！”
巍巍是他们的女儿。
嫂子却认真地说：“我这不又怀上了嘛！如果我生了个儿子，晓声以后得的是女儿呢？这是很可能的事！”
他将目光望向我，斯时他的微笑竟显得有几分灿烂。
而我几乎哭了。
一方面我感动于他们的真情实意和厚爱，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憧憬，我并不觉得多么美好。我曾有过的念头，只不过是我人生的最下策。不到万不得已，并不打算迈出那么一步的。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你如果是我弟弟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替你做主了。”
魏老师的话听来不无遗憾。
而嫂子则幽幽地说：“你明白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吧？连巍巍都希望梁叔叔永远是七连的人，我也是。”
我只有说：“现在谈那些太早了呀。”
这一年冬季，七连发生了不幸的事——“出血热”夺去了机务排长的生命，他也是“六六三”曾经的坦克兵班长，才三十二岁，他妻子小吕刚过二十五周岁。
全连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双方的父母亲人来了七八位，追悼词是我写的，并且是由我代表全连在追悼会上读的。
两天后，在魏老师家，他与我进行了如下谈话，按他的说法是——小吕一直在哭，她不愿离开七连。而她父母则态度坚决，命令她必须跟随他们回河南老家的农村去，除非她不久后能在七连实现二次婚姻。支部为此开了一次保密会议，这次会议与我有关……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十分诧异了。
魏老师欲言又止。
嫂子替他说：“小吕对你有好感……”
我瞪着魏老师半天说不出话。
“不是我的主意，真不是……”
魏老师脸红了。
“是小吕自己表白的，她说你如果愿意，那她就留在七连等，等多久都行。确实不是你哥的主意，试探一下你的态度，这是支部给你哥的任务……”
那日，嫂子第一次用“你哥”二字来跟我说她丈夫，以后就一直对我那么说了。
我完全蒙了，良久才说：“我考虑考虑。”
那是我认为不至于伤到谁的唯一说法。
小吕我是熟悉的，也是个形象好性格好的女子。“六六三”老战士们的妻子差不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出众女子，因为他们自己都曾是部队的优秀士兵，不但是挣工资的人，还是仍属于准部队的人。小吕是家属排的班长，我每每带学生们配合家属排义务劳动。
第二天我将考虑结果写在了纸上，当面交给魏老师——写在纸上的理由全是委婉的借口。
实际上我又准备为家庭抱定独身主义了。
“哥”看罢，叹道：“理解。”
沉吟片刻又说：“千万别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说：“没有。”
反倒觉得自己很歉意。
不久《兵团战士报》发表了一篇我写的纪念**的文章，我因而调到了团报道组——那时一团与二团合并了。
行前，“哥”和嫂子请我到家吃了顿面条，算是为我送行。
我看得出他们是那么舍不得与我分离，也明白请我吃面条的含意；感动地向他们保证，一定常回七连看他们。
我在团里只当了一年多报道员，后来成了木材厂的抬木工。
“哥”到木材厂去看过我，劝我再回七连当老师。
我觉得那会使他为我承担解释不清的种种议论，拒绝了。
1974年我上大学了，走得仓促，竟没回七连与“哥”和嫂子话别。
往后我的人生年复一年似乎过得快极了，想到他们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狍的眼睛》，内容是我跟随魏老师进山找猎的事——一团的一名返城知青读到了，写信告诉我兵团取消后，七连撤点了；魏老师调到别的连又当了几年老师后，病故了。
于是在我的散文中又多了一篇《写给嫂子的信》——那封信她没收到，因地址有误被退回了，便仅仅成为一篇散文。
以后十余年内，我的人生依然如负重物，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家六个大人有五人下岗，作为实际上的长子，想无压力非六亲不认不可。
直至2010年后，弟弟妹妹、弟媳妹夫们先后到了退休年龄，多少都有退休金了；每家都惠于动迁住上楼房了；下一代都大学毕业工作逐渐稳定了——这时，直至这时，我的人生才终于从容淡定了些。
而父母早已故去，我往七十“奔”了。
人到了此种年纪，回忆渐成习惯，想不回忆都不可能。而一回忆，呀，呀，原来我又是那么幸运！从青年到老年，竟有一位又一位的恩人，或民间所言“贵人”，曾那么真心实意地关爱过我，以他们冬日暖阳般的友情温暖过我，使我从不曾在精神上垮掉过！——可我却一向没报答过！
我深怀此种大内疚终于获得了嫂子的手机号码。
“晓声吗？你真是梁晓声吗？”
她语音颤抖。
我说：“嫂子，是我呀。”
四十余年不曾相见了，她已是七十多岁有重外孙子的人了；当年我经常带着玩过的魏巍都五十多岁了，早早地当上外祖母了。
“晓声你还好吗？”
“还好。”
“我们有时会从电视里看到你，每次魏巍都特别高兴。她还把你写的一篇文章读给我听，是《狍的眼睛》对吧？你在文章里写魏老师‘待你如兄长’对吧？……”
那篇文章主要是写狍的；写到我和魏老师关系的也就是那么五个字——我真浑蛋，为什么不多写几行而是一笔带过呢？
“嫂子，不聊那些了。快过春节了，让魏巍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
“坚决不许你寄钱！我们的日子都还过得去，你有空儿来看看我们才好……”
“我有一处老宿舍楼的房子在装修，装修好了先接你们到北京玩儿……”
我已了解到，她们三代人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而是有忧有虑。
我当然不会服从嫂子的话。
如今又三年矣，嫂子和魏巍并没来过，生活有压力的人是没闲心逛北京的。我也没回去过，因为身体其实总是不太平，怕旅途之劳了。
好在有手机。
也好在，有了魏巍的银行卡号了……
三、崔长勇
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跻身于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不论是能歌善舞的还是喜欢作词作曲的；也不论是热衷于曲艺的还是热爱文学创作的非宣传队员知青，即和我一样的知青——有不知道崔长勇其人的吗？
便有，那也肯定是少数。
多数人不但知道他，而且还不仅一次地见到过他。特别是跻身于师、团宣传队的知青，崔长勇这个名字似乎意味着是他们的“文艺教父”，获得到他们相当普遍的尊荣。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孔子此语当年在兵团文艺知青中流传甚广，用以形容崔长勇麾下之文艺知青的众与精。
三千绝非多么夸张的数字，以每个团的宣传队起码三十人计，全兵团几十个团，再加上热爱文学创作美术创作的知青，估计少也少不到哪儿去。
我们当年虽尊崇他，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叫他“老崔”。
老崔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师范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他那一年，他已是兵团总司令部政治部文艺处的干事；处长是沈阳军区的现役军人。
我因为在《黑河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由师里推荐，到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参加了全兵团第一届“文学创作学习班”，由而与他结下了五十余年的深厚友谊。
记得那日大雪。佳木斯列车站前，两名着宾馆服务员制服的姑娘展持横幅，其上写着迎接等字。横幅旁，伫立着戴棉军帽穿兵团服的干部模样的男子，脸上有眼镜，自言是文艺处的。该接的人到齐了，便都上了一辆面包车。
我们住兵团一招，离车站不远，是三层楼。在佳木斯，属于较高级的招待所。
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享受有车接，住那么高级的招待所的待遇。伙食特别好，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炖粉条，还有鱼、小鸡炖蘑菇。鸡蛋或鸭蛋，更是顿顿早餐必有的。共集中了二十几名文学知青，三人一个房间。写作可以在会议室，允许吸烟。
三天后我心大为不安，根本就没带什么构思去的，唯恐留不下作品，脸上无光。
我在饭桌上发牢骚：“你们都说老崔老崔的，怎么还没露面？要等到快结束了才接见咱们一下吗？”
比我早到者皆笑。
一人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这才恍悟，原来几乎每天所见的“崔干事”，便是人人常提到的“老崔”，尴尬地又说：“我以为是两个姓崔的，你是小崔呢。”
他说：“我也希望自己在你们眼里是小崔呀。”
老崔非但不老，还称得上是美男子，在招待所总不穿棉衣，单军上衣的领钩也总是钩住着，眼镜使他英气勃发而又文质彬彬，如果他穿长衫，会使人联想到《早春二月》里的萧剑秋。
饭后我去到了他的房间，要求离去。
他问：为什么？
我坦言心中惭愧。
他却说：“也没谁宣布都得留下作品的硬性规定啊。学习班嘛，就是为大家营造一种有利于互相交流心得的机会。既来之，则安之。没有构思不是事儿，给你个任务，为别人的构思充当参谋。你们师推荐你来了，我就相信你是有潜力的，只不过待开发而已。”
他那么说，我不好再坚持了。
十二天学习班期间，我只当“参谋”了，谁愿意向我谈构思，我都洗耳恭听，恳谈自己的感觉。
不久学习班上流传一首关于我的打油诗：
白墙孤影台灯，
冥思苦想晓声。
从早到晚参谋，
熬煞绿脸孩儿。
是老崔对别人信口吟成。
学习班的文学知青比之于文艺知青，年龄都大些，高中的居多，初中的极少，我是之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视我为“小老弟”，殊多关爱。
学习班结束，在车站，我又当众对他说：“下次我绝不参加了！”
他笑道：“别价呀！你对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下次有备而来就是了。你不来，他们也不答应啊。”
我已交下了数位良友，他们皆从旁说肯定不答应。
在第二次学习班上，“绿脸孩儿”成了我的绰号，老崔的口头语“别价呀”成了流行语。
我将我带去的构思讲给老崔听。他静静地听完，只说了一个字：“行。”
我说：“我要你提修改意见。”
他说：“没有。你已经构思得很成熟了，写好它。”
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就变成了一个言简意赅之人，几乎口无废话。
我又说：“不知起什么题目好。”
他说：“你写的是老职工为知青当向导的事，那题目就是‘向导’呗，何必还在题目上挖空心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