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班结束不久，《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虽仅三千余字，却也占了一版。珍惜树木之内容，与政治无涉。
那时老崔已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他居然写信问我家的住址，信中说他经常到哈尔滨开会，可代我探望我老母亲。我因我家太不成个样子，本不愿告诉他，犹豫再三，还是回信告诉了。
而他，每到哈尔滨开会、办事，但凡时间允许，必会到我家去，总不空手。当年五六元钱能买到的无非蛋糕、饼干、罐头。但当年的中国人在单位随婚礼的份子钱，五六元钱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为不安，去信表达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几行字令我沉思良久。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是——受到了震撼。那几行字是：“我所满腔热忱来做的事，不但是要为兵团培育文学种子，还有更大的心愿，便是为中国的将来在兵团保留一批文学种子。也许你们中有人以后会成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缘为你们竭诚服务，尽量爱护你们，我认为是我的荣幸，简直也可以说是我的幸福……”
第一次有人将我以后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只不过“也许”性地联系在一起，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我母亲和我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经将老崔视为一个亲人了，正如将林予视为亲人。他俩还在我家见到过，亦随之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离开团报道组成为木材加工厂抬木工后，患了肝炎却不自知，每觉抬大木时脚下打晃，意志极为消沉，给老崔写信表示，打算离开兵团干脆回山东老家插队算了。他回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万万不可，给我时间，容我想办法。
以后三四个月再无来信，我一度以为他的电报只不过是敷衍。
忽一日团政治部的电话打到连部，要我去会客。我到后，见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办公室里，居然穿一身领章帽徽的军装！
老崔说：“刚才我表明态度了，你们团如果并不爱护你，我要将你调走。”
政治部副主任说：“我也表明态度了，一定尽量关照你。你有什么要求，以后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他来去匆匆，当日便走。
我送他到长途车站时，他说：“专为你来到一团的。”
我问：“也是专为我借了一套军装？”
他说：“否则，我一名干事，谁把我当回事呢？”
相视依依不舍之际，他又说：“你如果真想调到别的团，决定了就写信告诉我。”
我明白那是他的最大能力了。
木材加工厂的男知青们都挺高看我，在哪里还不一样呢？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厚爱，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学后，老崔之喜悦过我，在写给我的信中，谆谆告诫，嘱我要学会政治方面的自我保护。并作词一首，题曰——“欣闻晓声录取于复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现在我面前。
拥抱都属情不自禁。
我问：“该不会是为我来到上海的吧？”
他说：“还真是因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编的。”
他的上海之行果无正事，却极其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非要我认识一位同是兵团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极言对方品貌俱佳，毕业后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过，与他同去了一次外国语学院，对方果如其言。
但我无心谈情说爱，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于“一”了。
我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设在办公室的床。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晚上每在我家吃饭，那时我老母亲住在我那儿，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直呼“长勇”，与他聊起来没够——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办公室聊天时曾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好编辑的。”
他却说：“你还是要写啊，不该仅仅成为好编辑吧？”
希冀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除了《兵团战报》发的《向导》，尚再没写过什么。
他的话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团已经取消；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城；当年的文艺处翻过了历史一页；老崔成了农场总局的教育处副处长。
他踌躇满志，像当年口必言文艺那般口必言教育。然而我还是看出来了，他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孤寂和失落，尽管时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饰。
我劝慰他：由干事而副处长了，终究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却说：当干事时只知干事，干得愉快。而一成为副处长，忽然觉得身在官场了，不适应，不愉快也多了……
我问：有什么不适应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几年后，我由编辑而兼是作家了，却传来他下海经商的消息。实际上，农场总局的人曾告诉我，他“搞教育”也搞得风生水起，气象更新。我认定他绝非经商的“料”，去信严厉地批评他太过自信，若尚能归位，应赶快退回“岸上”去。成为作家后，我认为我有资格批评他了。
他却在回信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心吧，老崔干什么没干好过呢？……”
后来他到南方去了。再出现于我面前，有时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阔；有时则分明地很落魄，几近身无分文——于是轮到我反过来关爱他了。每每，关爱得很心疼。
再后来，他“杀回”哈尔滨去搞民办学校了。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块心病。
然后一年后传来了他被判刑入狱的消息。
我一直拒绝相信老崔会是骗子，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将一心想办好的事办“砸了”。
我因怀念他而写了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竟有狱方的干部读到了，于是他受到了些规定允许范围内的照顾——这使我感慨万千。
我曾为他补交过两次伙食费，两次都获得了与他交谈几句的机会。
双方能说什么呢？
无非他说：监狱也挺重视开展文艺活动，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好，很好。
放下电话，心中五味杂陈。
我嘱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他们去了，没见到他。非亲非眷，狱方不同意，好在东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狱中给我写过两封信，内容是读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评，也有勉励。
去年他“保外”就医，我俩开始手机通话频频。
他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勉励我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信中有“我相信你。我期待着。”两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时间回哈市看他，忽一日，惊闻他猝故了！
我之怆然，无可诉处，便只有回忆……
四
曾有记者问我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吗？
我回答当然抱怨过。
问：哪些方面呢？
答：不该用精神病这种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毁了我兄长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这个弟弟一心想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亲自照顾他而不能够；“子欲孝而亲不在”；恩未报而恩人故。
问：仅此三点？
答：人不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抱怨太多。
他说：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说：与策略无关。我脱口便答，乃因我思考过。
是的，关于所谓命运我的确认真思考过。结论是，其实我还是应该感恩于我的命运——它使我与文学亲近，于是我眼里几乎全没了可与别人争的利益。只要允许我创作，别的利益由别人去争好了。而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处在人际关系单纯的状况，于是友谊多了，芥梗少而又少。个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的，如今想来，却也不能说是“小人”，是由于我没处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关系，责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运能使我对父母多尽十年孝心，能使我对我的恩人们回报几分的话，则我对我的命运感恩不尽。
实际上我是一个从中学时起就被友谊宠着的人；实际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们给予我的友谊宠到至今。因而我每每觉得，凡我较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兵团、北影、童影、北京语言大学，无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单位。
我的人生体会之一那就是——命运之神其实每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谊来温暖己心的人身边；那时人对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觉，并且要对好人的出现有所感恩。辨别谁是不是好人在我这儿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很，有时几番交谈，一日相处便足够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将是你的贵人，你一经明确地表现出信任好人的态度，他们身上就会相应地表现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来。在你迷惘又困厄时，即使对别人给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应有本能的反应。或许，那正是命运之神要将一个好人推向你了，单等你以好心理亲近之。你若并无本能之反应，那么遗憾的是你自己。
当然有人会这么说：对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
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我们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为芸芸众生之一的我们，若在需要友谊之时而别人无私地给予了，难道他们还算不上是好人吗？
不错，林予、魏国学，入狱十几年的崔长勇，在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看来，确乎只不过是寻常一个人罢了。
但我倒要反问了——凡那认识他们的人，有谁能说出他们不好的方面吗？我是从没听到过的。
凡那被许多人所认识，却没有谁指摘其不好之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备君子仁人的品质，单等我们去发现。
“文艺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编的，生活里才没几个好人！”——中国人每每如是想。
“生活里才没那么多坏人，电影小说里的坏人大抵是虚构的。”——别国的许多人却反过来想。
我们中国人实在愧对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该用我的笔揭示出——倘谁眼中无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进化方向。
我来带个头，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初恋杂感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是我恋人的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我喜爱温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纯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如是。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编排，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既一块儿劳动，便少不了说说笑笑，却极有分寸，任谁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闹闹，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是要受批评的。
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却都抑制着。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会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
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二十三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二十七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犹豫。顾虑重重。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10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吗？”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5分11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哪？”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5分11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