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那种永远也不会巴结领导不会奉迎领导的人，同时是永远也不至于和领导发生冲突的人。他从不在背后议论领导的短长。但不管别人议论到什么程度，他都绝不会因了任何卑劣的目的去汇报。哪怕被郑重提审，我想他都不会出卖别人的。他也从不背后议论任何人的短长，所以他也未遭别人议论过。大家偶尔背后“讲究”他，那也纯粹是对他进行毫无恶意的调侃。但这种调侃绝不会太过分。对他，似乎谁都恪守着一种原则——勿使调侃变为冒犯。似乎不论谁都认为，冒犯他是绝不应该的，甚至是罪过的。尽管谁都明白，其实对他调侃过分了，他也断不至于生气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脾气。事实上他性格很倔、很耿直。有时领导也常被他顶撞得翻白眼儿，那当然往往是领导糊里八涂而又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可能是唯一使领导当众下不来台，而又不至于往心里去，不至于耿耿于怀地记恨他的知青。他天生胸无城府，里外几近透明，单纯得像个大儿童。而又一向地我行我素，无遮无掩地活在他那种不防人也不被人防的大儿童的境界里。
记不清怎么一来，我俩就友好了。那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友好。他也只能对人这么一种友好法儿。我觉出他内心里挺敬我的，而我极欣赏他的为人处世。因我和许多人身上都有的，甚至是普通的中国人身上都有的坏毛病，他身上竟没有。
他是电锯手。我是抬木班的“二杠”，平时不在一起干活。没有大木须“归楞”时，我常被派去做锯台出料工。我觉得那是比抬大木还累的活儿，也是全木材厂人人发怵的活儿。电锯一响，出料工的肩就成了输送带，负重上跳板下跳板，休想有机会喘口长气儿。
他往往会因有意照顾我而拉闸停锯。倘连里的干部走来，问为什么停锯，他就说：“锯太热了，凉凉。”或者干脆瞪起眼来一句：“怎么啦？歇一会儿不行啊？”那时连里的干部倒往往显得没脾气了，讪讪地转一圈儿，就会识趣儿地走开……我上大学，因报到日期迫近，托运的包装箱，是他在班上替我做的。连里的干部发现了，问：“这不是公家的木板吗？”他说：“不用公家的，用你家的呀！”干部说：“那也不能上班时间做呀！”他不吭声，接着做。
干部嘟哝几句什么，也就不认真干涉了。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连刘鸿飞这样的知青都容忍不了，那么恐怕也就没有不背后议论他们的知青了。
在我大学生活最受极左氛围困扰的日子里，鸿飞回上海探家。他到复旦看我，见我心情不好，关切地询问我原因。我据实相告，他便提议我应离开复旦一段日子，躲到某地去净净心。我说无处可去。他想了想，便约好一个日子，说要带我到乡下小住。结果他将我带到了朱家桥附近某村。那是他姨家。老阿婆孤身一人过寂寞的生活。每天尽量为我俩做顺口的吃。由鸿飞的姨，我对南方乡下的一些老阿婆们，至今保持着极愿亲之近之的情感。由鸿飞的老父老母，我对上海底层公众中的老人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敬意。
我在大学期间仅探过一次家，就是唐山地震那一年夏。鸿飞预先为我买好了五十斤精面。上海当年也控制，他大约要买数次，才能凑足五十斤。
而我连提都没提过想往家带精面一事……
我毕业分至北京后，与鸿飞多年不见。最初给他写过几封信。他没回信。他最不愿做的事之一便是写信。但我知他心里在始终思念着我，我对他也是。
1993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我立刻弃笔向他奔去，问他站那儿看望我多久了。
他浅浅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没多久，才一个多小时。”
……
今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又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左边是他的妻子，右边是他的女儿。分明的，妻子女儿又陪他站在那儿默默地望我许久了……
而我当天下午便要离开上海。
中午我没去和上海作协的朋友们相聚。我的态度坚定得不容商量。我想上海作协的朋友们，是会原谅我的缺席的吧？
我带鸿飞一家回到了我住的宾馆。我们从容不迫地消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说：“我埋单啊！”
他浅浅地一笑，十分理解我，不与我争。我叫他的女儿为“女儿”，看着“女儿”胃口好，我心情也好得没比。我问他的工作顺心不顺心，问他的收入，问他妻子的收入，问“女儿”的学习，问现在的居住情况。他对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一一实告。他明白我要获得一份儿放心。
我曾对他的处境很不放心过。他的单位在郊区，市里的老父老母还需照顾，而且仅住九平方米一间的小屋，工厂经济效益也不好……我曾向上海寄过几封信，希望能经由我的帮助，使他的处境稍微改善——尽管他从未向我流露过这样的愿望。几年来，我内心里一直因帮助不了他而深怀不安。所幸此次见面，他给了我一个放心。他学会了开车，停薪留职，在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当司机。他照例像上次见我一样，郑重其事地，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些话：“你写东西一定要谨慎。你的一些文章我也看过，太尖锐了。不好。”“干你们这一行的，一不谨慎就会跌跟头的。小跟头可能难免，但千万把握住自己，别跌大跟头。”
“你这个作家的名声还不错，我常替你高兴。人没名，不必强求个名。已经有名了，就应该爱护自己的名声。这也是尊重你的那些读者，是不？”
“咱们都快老了，做人更得成熟了。这种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跌不起大跟头了……”
像一位憨厚长兄，而且是从不曾离开过乡村的长兄，在对自己“混出了人样儿”的，又总难令自己完全放心的胞弟进行“谆谆教导”。仿佛不耳提面命地经常教导着，胞弟则有可能一失足被拉入什么黑帮似的……
自从我老父亲去世后，再没人以那么一种口吻跟我说话。我深为感动，诺诺连声。因为我也得回报他一个放心啊！可感动之余，内心又暗觉好笑。鸿飞这家伙他似乎忘了我俩谁年龄大些谁为兄谁为弟了！他从不与我谈文学。他谈不来文学。他无暇读什么小说，几年读一回，那八成因为是我写的。而且，八成因为他听到了有人说好，或者有人说不好。
他也从不拿我当什么作家看。仿佛在我们之间，岁月是停滞的，他仍是当年的电锯手，我仍是当年的出料工。我和他，只不过是两个情投意合的知青的关系而已。
情投意合？其实我和他之间的性格反差太大了。我们之间连共同的话题都不多。我常困惑于我们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总想厘清个因由。也总满足于我们之间那一种友谊的真挚，和它实实在在的存在。“数重云外树，不隔眼中人。”有一类友谊，不问为什么，岂非更好？
最后，我想对鸿飞的老板说——聘司机，能聘到鸿飞这样的人，最称心不过了。他乃是寻常中国人中，品性极可赞的一个。他乃是寻常上海人中，品性极笃诚厚道的一个。
真的！
他的品性中，有寻常中国人又寻常又难能可贵的一面。因其难能可贵，故而可曰是一种品性的可爱魅力。若轻易辞退他这样的司机，再难找第二个。
我祈祝鸿飞一生万事如意！
清名
倘非子诚的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
子诚是我的学生，然细说嘛，也不过算是吧。有段时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写作与欣赏”课，别的大学的学子，也有来听的；子诚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爱写散文，偶作诗，每请我看。而我，也每在课上点评之。由是，关系近好。
子诚的家，在西南某山区的茶村。他已于去年本科毕业，当了京郊一名“村官”。今年清明后，他有几天假，约我去他的老家玩。我总听他说那里风光旖旎，禁不住动员，成行。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轮多姿。树、竹、茶垄，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大叶茶装在竹篓，一元一斤；芽茶装在塑料袋里，二十元一斤。一路皆五六十岁的男女，络绎不绝。七十岁以上长者约半数，中年男子或妇女，委实不多。尽管勤劳地采茶，好手一年是可以挣下五六千元的，但年轻人还是更愿到大城市去打工。
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一米六七八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老妪离后，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敬意油然而生。
子诚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及嫁龄，镇上乃至县里的富户争娶，或为儿子，或欲纳妾；皆拒，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然知识化了的男人，比不上普通农民那么能耐得住山村的寂寞生活，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于各村“说春”。
当年当地，农村人都是文盲，连皇历也看不懂的。她丈夫有超强记忆，一部皇历倒背如流。“说春”就是按照皇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但一般告诉，则不能算是“说春”。“说春人”之“说春”，基本上是以唱代说。不仅要记忆好，还要嗓子好。她的丈夫嗓子也好。还有另一本事，便是脱口成秀。“说”得兴浓，别人随意指点什么，竟能就什么唱出一套套合辙押韵的掌故来，百指而难不倒，像是现今的“RAP歌手”。于是，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在人们，那是享受了娱乐的回报。在他自己，是一种个人价值体现的满足。所谓与人乐，其乐无穷。
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原本皆大开心之事，遂成罪过。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一袋袋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都批评她未免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重要。若失清名，家便也没什么要紧了。理解我的，就请都将小米收回了吧！……
工作组长了解到那一情况，愕然，继而肃然。对其丈夫谆谆教诲了几句，亲自送回家，并对当年的阿婆好言安抚……
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三十几岁的独生儿子病故了。媳妇改嫁，带着孙子远走高飞，早已断了音讯。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七八年前，将名下分的一亩多茶地也退给村里了……”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连地都没了，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老村的鳏寡孤独高龄老人，保障后者的一般生活需求，同时两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不料子诚却说：“办法是很好，多数干部也算做得比较负责任。只是，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承担保障她生活责任的县里的一副县长，明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酒色财赌黑，五毒俱全，原来不是个东西，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我一时失语，良久才问出一句话是：“黑指什么？”
“就是黑恶势力呀。”
我又失语，不想再问什么，只默默听子诚在说：“阿婆知道后，竟连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她开始替茶地多的人家采茶，一天采了多少斤，按当日茶价的五五分成。老人家眼力不济了，手指也没了准头，根本采不了芽茶了，只能采大叶茶了，早出晚归，平均下来，一天也就只能挣到五六元钱而已。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了……
“可……这……难道就没有人认为应该告诉老人家，她完全不必那样做吗？……”方才仿佛被割掉了舌的我，终于又能说出话来。而且，说得激动。
“许多人都这么劝过的，可老人家她听不进去啊。”子诚的话，却说得异常平静。不待我再说什么，问什么，子诚的一句话，使我顿时又失语了。
他说：“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我，极愕。“几乎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了。她自己也知道了。不过，她装作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样子，就靠自己腌的咸菜，每日喝三四碗糙米粥，仍然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有人说，那是因为她岁数大脏器都老化了，所以不觉得多么疼了……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
“我……不太清楚……”我的确不太清楚。我心愀然。进而，怆然。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子诚说：“转告也是白转告……”我恼了，训道：“明天，你必须那么对她说！”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