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儿子梁爽。他读小学这正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形成的年龄。我也常教他学会如何“侍弄”他那小小心灵的苗圃。“侍弄”这个词，用在此处是很勉强的，不那么贴切，姑且借用之吧！意思无非是——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自己惰于拂拭，是会浮尘厚积、杂草丛生的。也许有人联系到禅家的一桩“公案”——“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说的“俗”和“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说的“彻悟”。
我系俗人，仅能以俗人的观念和方式教子。至于禅家乃至禅祖们的某些玄言，我一向是抱大不恭的轻慢态度的。认为除了诡辩技巧的机智，没什么真的“深奥”。现代人中，我不曾结识过一个内心完全“虚空”的。满口“虚空”，实际上内心物欲充盈、名利不忘的，倒是大有人在。何况我又不想让我的儿子将来出家，做什么云游高僧。故我对儿子首先的教诲是——人的内心世界，或言人的心灵，大概是最容易招惹尘埃、沾染污垢的，“时时勤拂拭”也无济于事。心灵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好比人的居处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而根本不拂拭，甚至不高兴别人指出尘埃和污垢，则是大不可取的态度，好比病人讳疾忌医。
一次儿子放学回到家里，进屋就说：“爸爸，今天同学的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我问为什么。儿子回答：“犯错误了呗！把老师气坏了！”那同学是他好朋友，却有些日子不到家里来玩儿了。我依稀记得他讲过，似乎老师要在他们两者之间选拔一名班干部。
我又问：“你高兴？”他怔怔地瞪着我。我将他召至跟前，推心置腹地问：“跟爸爸说实话，你是不是因此而高兴？”他便诚实地回答：“有点儿。”我说：“你学过一个词，叫‘幸灾乐祸’，你能正确解释这个词吗？”他说：“别人遭到灾祸时自己心里高兴。”
我说：“对。当然，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还算不得什么灾。但是，你心里已有了这种‘幸灾乐祸’的根苗，那么你哪一天听说他生病了、住院了，甚至生命有危险了，说不定你内心里也会暗暗地高兴。”
儿子的目光告诉我，他不相信自己会那样。
我又说：“为什么他的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你会高兴呢？让爸爸替你分析分析，你想一想对不对？——如果你们老师并不打算在你们两个之间选拔一名班干部，你倒未必幸灾乐祸。如果你心里清楚，老师最终选拔的肯定是你，你也未必幸灾乐祸。你之所以幸灾乐祸，是因为自己感到，他和你被选拔的可能性是相等的，甚至他被选拔的可能性更大些。于是你才因为他犯了错误，惹老师生气了而高兴。你觉得，这么一来，他被选拔的可能性缩小，你自己被选拔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你内心里这一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完全是由嫉妒产生的。你看，嫉妒心理多丑恶呀，它竟使人对朋友也幸灾乐祸！”
儿子低下了头。
我接着说：“如果他并没犯错误，而老师最终选拔他当了班干部，你现在幸灾乐祸，就可能变成一种内心里的愤恨了。那就叫嫉妒的愤恨。人心里一旦怀有这种嫉妒的愤恨，就会进一步干出不计后果、危害别人、危害社会的事，最后就只有自食恶果。一切怀有嫉妒的愤恨的人，最终只有那样一个下场……”
接着我给他讲了两件事——有两个女孩儿，她们原本是好朋友，又都是从小学芭蕾的。一次，老师要从她们两人中间选一个主角。其中一个，认为肯定是自己，应该是自己，可老师偏偏选了另一个。于是，她就在演出的头一天晚上，将她好朋友的舞裙，剪成了一片片。另外有两个女孩儿，是一对小杂技演员。一个是“尖子”，也就是被托举起来的。另一个是“底座”，也就是将对方托举起来的。她们的演出几乎场场获得热烈的掌声。可那个“底座”不知为什么，内心里怀上了嫉妒，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掌声是为“尖子”一个人鼓的。她觉得不公平。日复一日的，那一种暗暗的嫉妒，就变成了嫉妒的愤恨。她总是盼望着她的“尖子”出点儿什么不幸才好。终于有一天，她故意失手，制造了一场不幸，使她的“尖子”在演出时当场摔成重伤……
最后我对儿子讲，如果那两个因嫉妒而干伤害别人之事的女孩儿，不是小孩儿是大人，那么她们的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了……
儿子问：“大人也嫉妒吗？”
我说大人尤其嫉妒。一旦嫉妒起来尤其厉害，甚至会因嫉妒杀人放火干种种坏事。也有因嫉妒太久，又没机会对被嫉妒的人下手而自杀的……
我说，凡那样的大人，皆因从小的时候开始，就让嫉妒这颗种子，在心灵里深深扎了根。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花园，不是苗圃，而是荆棘密布的乱石岗……
儿子问：“爸爸你也嫉妒过吗？”
我说我当然也嫉妒过，直到现在还时常嫉妒比自己幸运比自己优越比自己强的人。我说人嫉妒人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伟大的人到普通的人，都有嫉妒之心。没产生过嫉妒心的人是根本没有的。
儿子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第一，要明白嫉妒是丑恶的，是邪恶的。嫉妒和羡慕还不一样。羡慕一般不产生危害性，而嫉妒是对他人和社会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的。
第二，要明白，不可能一切所谓好事，好的机会，都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你自己头上。当降临在别人头上时，你应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和幸运可能在下一次。而且，有些事情并不重要。比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当上当不上班干部，并不说明什么。好好学习，才是首要的……
儿子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我经常同他谈心灵。不是什么谈心，而是谈心灵问题。谈嫉妒、谈仇恨、谈自卑、谈虚荣、谈善良、谈友情、谈正直、谈宽容……
不要以为那都是些大人们的话题。十几岁的孩子能懂这些方面的道理了。该懂了。而且，从我儿子，我认为，他们也很希望懂。我认为，这一切和人的内心世界有关的现象，将来也必和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有关。我愿我的儿子将来幸福，所以我提前告诉他这些……
邻居们都很喜欢我的儿子，认为他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同学们跟他也都很友好，觉得和他在一起高兴，愉快。
我因此而高兴，而愉快。
我知道，一个心灵的小花园，“侍弄”得开始美好起来了……
永久的悔
1971年，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年头，连队已有二百多名知识青年了。我是一排一班的班长。我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知识青年，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可言。我的班里，年龄最小的上海知青，才十七岁，还是些中学生而已。
那一年全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团里规定——老职工老战士家，不得养母鸡。母鸡会下蛋，当归于“生产资料”一类。至于猪，公的母的，都是不许私养的。母猪会下崽，私人一旦养了，必然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公猪哪，一旦养到既肥且重，在少肉吃的年代，岂非等于“囤稀居奇”？违反了规定者，便是长出“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倘自己不主动“割”，则须别人帮助“割”了。用当年的话说，主张“割得狠、割得疼、割得彻底、割出血来”。
有一年，有一名老职工和我们班在山上开创“新点”。五月里的一天，我忽然听到了小鸡的吱吱叫声，发出在一纸板箱里。纸板箱摆在火炕的最里角。
我奇怪地问：“老杨，那里是什么叫？”
他笑笑，说是小鸟儿叫。
我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小鸡叫？”
他一本正经地说：“深山老林，哪儿来的小鸡啊？是小鸟儿叫，我发现了一个鸟窝，大概老鸟儿死了，小鸟儿们全饿得快不行了。我一时动了菩萨心肠，就连窝捧回来了，养大就放生……”他说得煞有介事，而且有全班人为他做证，我也就懒得爬上炕去看一眼，只当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不久后的一天，我见他在喂他的“鸟儿”们。它们一个个已长得毛茸茸的，比拳头大了。我指着问：“这是些什么？”他嘿嘿一笑，反问：“你看呢？”
我说：“我看是些小鸡，不是小鸟儿。”他说：“我当它们是些小鸟儿养着，它们不就算是些小鸟儿了吗？”这时全班人便都七言八语起来，有的公然“指鹿为马”，说明明是些小鸟儿，偏我自己当成是些小鸡，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有的知道骗不过我，索性替老杨讲情，说在山上，养几只小鸡也算不了什么，何必认真？再说，也是“丰富业余生活”内容嘛……
我也觉得大家的生活太寂寞了，不再反对。你没法儿想象，那些“小鸟儿”，不，那些小鸡，是老杨每晚猫在被窝里，用双手轮番地焐，焐了半个多月，一只只焐出来的……一日三餐，全班总是有剩饭剩菜的，它们吃得饱，长得快，又有老杨的精心护养，到了八九月份，全长成些半大鸡了。“新点”建还是不建，团里始终犹豫，所以我们全班也就始终驻扎在山上。“十一”那一天，老杨杀了两只最大的公鸡，我们美美地喝了一顿鸡汤。
春节前，连里通知，“新点”不建了，要全班撤下山。这是大家早就盼望着的事，可几只鸡怎么办呢？大家都犯起愁来。最后一致决定，全杀了吃。
其中四只是母鸡。杀鸡的老杨几次操刀，几次放下，对它们下不了手。
他恳求地望着我说：“班长，已经开始下蛋了啊！”我说：“那又怎样？”他说：“杀了太可惜呀！”我说：“依你怎么办？”他进一步恳求：“班长，让我偷偷带回连队吧！我家住在村尽头，养着也没人发现。发现了我自己承担后果。我家孩子多，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
而我，当时实在说不出断然不许的话……我却不曾料到，这件事被我们班里一个极迫切要求入团的知青揭发了，于是召开了全连批判会，于是这件事上了全团的“运动简报”。批判稿是我写的，我代表全班读的。尽管我按照连里和团里的指令做了，我这个班长还是被撤了职……老杨一向为人老实，平时对我们也极好。他感到了被出卖的愤怒，也觉得当众受批判乃是他终生的奇耻大辱。一天夜里，他吊死在知青宿舍后的一棵树上……
我们被吩咐料理他的后事。他死后我才第一次到他家去。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一领破炕席，三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孩子，一个面黄肌瘦病恹恹的女人……那一种穷困情形咄咄逼人。在他死后，尤其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内疚不已……
我们将埋他的坑挖得很深很深……埋了他，我们都哭了，在他的坟头……后来每个星期日的夜里，都会有一爬犁烧柴送到他家门前……后来我当了小学教师，教他的三个孩子。我极端地偏爱他们、偏袒他们，替他们买书包、买作业本。然而他们怕我、疏远我……
后来他们的母亲生病了，我们全班步行了二三十公里，赶到团部医院去要求献血。我住到了他们家里，每天替他们做饭，辅导他们功课，给他们讲故事听……可他们依然怕我、疏远我，甚至在他们瞪着三双大眼睛听我讲故事的时刻……
后来我调到团宣传股去了。离开连队那一天，许多人围着马车送我。
我发现我的三个学生的母亲，默默地闪在人墙后，似在看着我，又不似……老板子发出赶马的吆喝声后，我见她双手将三个孩子往前一推，于是我听到他们齐声说出的一句话是“老师再见！”顿时我泪如泉涌……当年，我们连自己都不会保护自己，更遑论善于保护他人。这样想，虽然能使我心中的悔不再像难愈的伤口仍时时渗血，却不能使当年发生的事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如今二十多载过去了，心上的悔如牛痘结了痂，其下生长出了一层新嫩的思想——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上海人刘鸿飞
1972年，我从团部宣传股，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全团仅“精简”二人，一男一女。男的自然便是我。被“精简”之于我，带有不言而喻的惩罚性。原因是我作为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的成员，在木材厂“蹲点”时，公然替一名将被开除团籍的鹤岗市知青进行了“放肆”的辩护。结果是他保住了团籍，而我被逐离团机关。当年的我血气方刚，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觉得自己乃是实际上的“战胜”了强大对手们的落魄英雄——毕竟由于我慷慨陈词的辩护，那鹤岗市知青的团籍保住了。
当年若不被“精简”，我便不会与上海人刘鸿飞成为亲情深焉的知青战友。如今想来，格外欣慰，认为是一种补偿，一种生活对受到不公正惩罚的人的温爱。这一种补偿，这一种生活对人的温爱，越来越显出它美好风景般的意义和价值。起码对我如此。
鸿飞个子很高，一米八以上。当年高且瘦，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鼻梁也高，木材厂的知青就送了他个绰号“高鼻子”，后来进化为“老高”。
我初到木材厂的日子，不明所以，便也叫他“老高”。他从未纠正过我。我叫他“老高”，他就自自然然地答应，仿佛本就姓高。其实他比我小四岁。
直至有一天全连点名后，我奇怪地问大家：“连长把老高的姓念错了，怎么没人笑？”于是众人皆笑。鸿飞也浅浅地笑……
鸿飞是连里最安分守己的知青。什么鸡鸣狗盗、名利纷争之事，都与他无涉。他也是毫无绯闻的一个知青，仿佛头脑里天生的没这一套“程序”。女知青们普遍地对他抱有良好印象，但也普遍地就刹在印象良好为止。他在她们面前一向做谦谦君子、斯文绅士之状，从无轻佻言语和举止。我不曾见他和哪一个女知青调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