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它还只是个思想实验，”我告诉他，“其目的是证明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物理学家们觉得量子力学不够完善，因为分析结果总是与现实相去甚远。还有那个令人费解的矛盾：光电效应证明光是粒子，是不连续的量子阵列；而杨的实验却证明它有波的特性。这两者不可能都是事实。当然了，等科技追上理论的脚步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实验的结果是符合数学原理的。数学说你可以知道电子的位置或是动量，但不可能同时得知两者。”
“我懂了。”
“你听说过隧道效应吗？”我问他。
“在电子系统里，有个叫做‘隧道穿漏’的概念。”
“原理是一样的。”
“这两者有关系吗？”
“事实证明，数学根本不是什么隐喻。数学是非常严肃的。它不会乱开玩笑。”
萨提维克皱起眉头，继续焊起了零件。“努力认清世界是人之常情。”几分钟过后，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调整着门阵列，一边讲起了他的故事。
“曾经有位古鲁[9]，”他告诉我，“带着四位王子去森林里猎鸟。”
“鸟。”我努力跟上转变的话题。
“没错，然后他们在树上看到了一只鸟，一只羽毛鲜艳的漂亮鸟儿。第一位王子说：‘我来打这只鸟。’他拉开弓，朝树上射去。但他失了手，那支箭偏离了目标。然后第二个王子也射出了箭，同样没能射中。第三个王子也一样。最后，第四个王子拉开了弓。这一次，箭命中了目标，将那只漂亮的鸟儿射了下来。那位古鲁看着前三位王子，问道：‘你们瞄准的是什么？’”
“‘鸟儿。’”
“‘鸟儿。’”
“‘鸟儿。’”
“古鲁看着第四位王子，说：‘你呢？’”
“‘鸟儿的眼睛。’”
8.
设备安排完毕以后，对准就成了最后的障碍。电子枪必须完全对准，让电子有同样的可能性穿过两条狭缝。这套设备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包括电子枪、磷光屏幕和电线。就像疯狂科学家的实验室。
那些早上，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对着镜子开口，向炮铜色的双眸立下承诺。而且，我奇迹般地没有喝酒。
我的箱子里有药，能够缓解颤抖的处方药，还剩下一半。我向来不喜欢这种药带来的晕眩感。我把两粒药丢进嘴里。
一天变成了两天。两天成了三天。三天成了五天。我整整一周都没碰过酒。折磨人的饥渴感并未消失，仍旧呼之欲出。每天早上，抓住冰凉的陶瓷洗手池的时候，我的双手仍旧会颤抖。但我没有喝酒。
我有项目，我告诉自己。我有项目。
这就够了。
在实验室里，工作继续进行。最后一件器械就位以后，我退后几步，审视着整套设备，心脏在胸中剧烈跳动，仿佛某种伟大的普世真理近在眼前。我将会见证仅有少数人亲眼目睹过的景象。
1977年，第一颗卫星在向外太空发射之前，装上了一张特制的镀金唱片。这张唱片中存有各种图表和数学公式。其中包括胎儿的形象、标准圆形，以及牛顿的《世界之体系》中的一页。唱片里之所以包含数学公式，是因为我们相信数学是宇宙通用的语言。我始终觉得那张金唱片里应该加上这个实验的示意图——费曼双缝实验。
因为这个实验比数学更加基本。它是数学之下的基础。它叙述的是现实本身。
理查德·费曼这么评价过双缝实验：“它是量子力学的核心。事实上，它充满了未解之谜。”
271室有两把椅子，一块白板，两张长方形的实验台。设备散落各处，堆满了实验台。用来分隔设备区域的钢板上已经刻好了两条狭缝。在房间的另一头，磷光屏幕放进第二排狭缝后方的矩形凹槽里。只要与电子接触到，对应的屏幕部位就会亮起。
五点过后不久，杰瑞米在下班前来到了实验室。
“这么说是真的。”他说，笑着走进房间，“他们说你申请了实验室。”
“对。”
“这些都是什么？”他说着，扫视周围。
“只是从多森特公司运来的旧设备，”我说，“费曼双缝实验用的。没人在用这套设备，所以我想拿来用用看。”
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打算做什么呢？”
“重现那场实验。”
他掂量着接下来要说的话，而我能看出他脸上的失望。“看到你有事可做是挺好的，但这实验会不会有点过时了？”
“好的科学永不过时。”
“我理解这种想法，真的，但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我不认为这种实验能让评审委员会改变看法。”
“我不是为了让他们改变看法。”
“那又是为什么？”
我该如何解释那种需要？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当我打开板条箱，看到内容物的那一刻的感受：整个物理学始终活在那场实验的阴影里。我觉得自己命中注定会看到它，看到量子世界和相对论之间用物理学无法逾越的那条鸿沟。
见我没有答话，他走向一张凳子，坐了下来。“拜托，”他说着，指了指一张椅子，“我一直想跟你谈谈。”他神情严肃。
我坐下了。
“埃里克，我平常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代表你去打听了一下。”
这么说他来这儿并不是一时兴起。“你没必要做这种事的。”
“然后我发现，这儿已经有项目能用上你这样优秀的研究员了。”
“这话怎么说？”
“你也知道，我们的雇员大都会自己开辟道路。但有时候，某个项目的成长会超越预期，研究员们也会寻找优秀的团队成员。南大楼有个小团队需要人手。”
“谁的团队？”
“李博士。他的手下已经有两个研究员了。”
“也就是说，我会是三把手？”
“噢，严格来说是四把手，他也算在内。他说他可以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他的项目非常欢迎新帮手。这是他的原话。”
“他并不认识我。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
“因为我撒了谎，说你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你是说，你求他帮忙了。你有没有说我很有魅力什么的？”
“我的脸皮还没厚到那种程度。”
我花了点时间想象他接下来会说的话。
“你没必要这么做的。”我说。
“我们都时不时需要人帮忙。只有互相帮助，世界才能照常运转。”
我看得出来，他相信自己的话。至少想要相信。“我已经欠你人情了。”我说。
“状况还是很棘手，但如果你能跟李博士共事，也许就……”他的声音小了下去。我意识到，他甚至没法让自己说出口。
“评审委员会就能原谅我的一事无成？”我问他。
“有这种可能。就像我说的，只是也许而已。我没法向你承诺什么。”
“像这样偏袒我，你会担什么风险？你也有上司，这不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吗？”
“这就留给我自己去操心吧。”
“我不希望你为了帮我而担上丢饭碗的风险。”
“这种风险很小。”
我审视着他的脸，寻找着谎言的迹象。我不相信他对风险的评估。他以前也干过损己利人的事，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你连李博士的项目都还没告诉我呢。”我说。
“这重要吗？”
我瞪了他一眼。
“巨噬细胞。”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
“你觉得巨噬细胞研究的水准太低了？”
“算不上，”我说，“我对它根本一无所知。”
“你需要知道些什么？另外，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助手，不是博士。”
“那不是我的领域。项目的每个成员很快就会发现，那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那你究竟擅长什么？”他吼道。他没料到我会反对。他怒不可遏，像个刚掷出救生圈，却发现溺水者正朝着反方向扑腾的人那样。“你抛弃了在QSR领域的所有成果。”
“我有我的理由。”
“什么理由？你还没跟我说过。”
因为仅仅一条未完成的公式就能让你崩溃。我摇摇头。“理由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理由很重要，除非这世上真有给前量子力学理论家准备的二级市场。如果你不想继续从前的研究，那么哪里才是你的容身之地呢？”
“或许哪里也不是。”
“那就接受这个职位。”
我也很想。
我很想接受。那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喉咙口。我能想象自己组织语句，说出他想听的回答。我能想象自己去学习研究巨噬细胞需要了解的一切。就像我姐姐说的，这代表全新的开始。去当实验助手算是走偏了路，但这毕竟是活儿。是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行为。我能做到。我想去做。
但我说的却是：“我有项目了。”
“你说这个？”杰瑞米指了指这套疯狂的设备，“这可没法让你通过评审。”
我想起了杰瑞米的上司。他们恐怕不会喜欢他偏袒熟人。比这更小的事都曾毁掉一个人的事业。我的胃仿佛打了结。“通不过就通不过吧。”
他抬起双手，怒气冲冲地看了我很久，而我明白他看着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又或许是他的父亲——传给他那张巨型办公桌的怪人，那个固执己见、从不退让的人。
等到最后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慎重了不少。“埃里克，我们是老相识了。在我的朋友里，你跟我的交情最久。我不希望你的事业以这种方式结束。你有什么离职后的计划吗？”
我该怎么回答？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没有任何计划，因为我的计划会在数月后戛然而止？我想起了那把枪，而它的名字——“万灵药”——也浮现于脑海。在某个醉酒的夜晚，我在为扳机的光滑与凉爽惊叹之余替它取了名。或许一切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那件事算起的糟糕日子会以这种方式画上句点。
“你想留下来工作么？”他问。
“想。”
“那就这么做吧。接受我的提议吧。”
我看着我的老朋友。大二那年，他曾在冰雹里靠边停车，去帮助某位抛锚的司机。他做过不少类似的事。当时是在圣诞假期后返校的路上。帮那位老太太换轮胎的时候，有辆车轮打滑的皮卡撞上了他。他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全身多处骨折，外加一侧脾脏破裂。他还因此错过了一整个学期的课，导致他比其他人都晚毕业。大多数人只会看几眼那辆抛锚的汽车，然后继续赶路，他却停了车去帮忙。他就是这个样子，总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现在，过去那个他又出现了。而我担心自己会是那辆车轮打滑的皮卡。
“如果是这样的提议，”我说，“我不能接受。”
他摇摇头。“我得把话说明白，”他说，“如果这就是你的项目，那我就救不了你了。”
“你的工作不是救我，”我说，“现在这样就足够了。双缝实验。我需要亲眼见证。我没法解释得更清楚了。”这是实话，不是吗？我该怎么告诉他，我已经有好些天滴酒不沾了？我该怎么让他明白这堪称奇迹？“我想我命中注定要去见证。”
“命中注定？这会儿你就是在说疯话了。”
我母亲的眼神在脑海中闪过。
“这世上不存在什么命中注定。”杰瑞米续道。但他的嗓音透出了气馁。他看到那个溺水者已经被卷入了波涛之下。
“只要你相信量子力学，”我说，“你就很难单纯因为‘不可能’而否认事物的存在。”
他看着那套设备。“可你究竟想证明什么？”
“只有一件事，”我说，“‘不可能’有时也是存在的。”
9.
开始实验的那个日子，天冷得要命。风从海上吹来，东海岸在袭来的冷空气里缩成一团。我早早来到研究所，在萨提维克的桌子上留了张字条。
九点来我的实验室。
——埃里克
我没有给出任何细节。我没有进一步说明。
快到九点的时候，萨提维克走进了271室的门。
“早上好，”他说，“我看到你的字条了。”
我指指那个按钮。“由你来开始实验，怎么样？”
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几近漆黑的实验室里。萨提维克看着他面前的这套实验设备——看着那几块金属板，以及热离子枪的细长枪管，还有桌面上的电线。
“我可信不过连自己造的桥都不敢走的工程师。”他说。
我笑了。“那好吧。”
是时候了。
我按下按钮。仪器嗡鸣着启动了。
我们看着这一幕。
我让它运行了好几分钟，这才走过去察看屏幕。我打开盖子，看向里面。然后我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屏幕上有清晰的带状图案，那是代表干涉的条纹——排列有序的光与暗。它就在那里，就像杨和哥本哈根诠释里所说的那样。
萨提维克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机器继续嗡鸣，屏幕上的图案每一秒都在加深。
“你想见识一下魔法吗？”我问。
他严肃地点点头。
“光是一种波。”我告诉他。
我伸手摸到了探测器，打开开关——与此同时，干涉条纹消失了。
“但如果有人在看，情况就不同了。”
哥本哈根诠释提出了那个基本的矛盾：观察是发生现象的必要条件。直到第一个目击者出现之前，现象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之前，存在的只有概率波。只有统计出来的近似值。
就实验的目的而言，电子的表现也是种盖然论——其行进的路径不仅未知，而且在理论上不可知，具体表现为同时穿过两条狭缝的发散性概率波阵面。在狭缝的另一边，那些光波在传播的同时相互干涉，就像两条蛇穿过同一片池塘，激起的涟漪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相互交错，在捕捉电子的屏幕上构成衍射图样。
但如果狭缝边存在观测者，如果能够证明电子通行的路线，又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电子的移动将不再受概率的力量影响。可能性会在此坍缩，成为必然，成为测量后的事实。如果能证明某个粒子只通过了一条狭缝，就能得出它无法在传播中进行干涉的合理结论。但如果你只让光线通过两条狭缝，干涉图案就会形成。光子会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组成干涉条纹。只用这些简单的实验设备，就能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结果。这种不一致看似矛盾，但它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干涉条纹只会在有人观测的时候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