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毅
水洞沟，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一个原本极不起眼的地名。公元1919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覆灭后的第8个年头，也就是近代著名的直皖大战爆发前的头一年，一位比利时人从银川赴陕北途经水洞沟，无意中发现一处断崖上有奇异的古生物与古人类文化遗存现象。消息不胫而走。1923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专程来到水洞沟，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并在西方公布了他的发掘报告。从此中外考古学界知道并记住了“水洞沟”这个名字。然而，连年的兵荒马乱，阻挠了中外学者进一步考察的一切计划……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考古学家曾于1960年连袂在水洞沟进行了一次系统发掘。1963年，享有世界声望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又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水洞沟”遗址被确认为人类远古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国务院将它列人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洞沟文化”的时间断代上限距今约3万多年。如果给稍具考古学知识的朋友找一个大致的参照，“水洞沟文化遗址”当晚于著名的“丁村人”，而早于“山顶洞人”，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由于职业上的便利，加之个人的喜好，我曾多次去过“水洞沟”。每每站在那处著名的断崖上，望着近前那干涸的河床、遍布的砾石、飞扬的风沙，望着稍远一些那甸伏在沙丘上透逸西下低矮而破败的古长城，心中便涌动无尽的凄迷与苍凉。这种感觉，我已在宁夏南部山区体味过无数次。如果不是在宁夏博物馆里亲眼目睹了标明出土于“水洞沟遗址”的众多文物和古生物化石，不是读过关于水洞沟的文献，不是听过专家们时不时要侃出些专业术语的专题报告与讲座，真是难以相信3万年前这里曾是中华早期先民的一方乐土。
按考古学的惯例，远古文化遗存往往是以首先发现的地点来命名，如元谋猿人、北京猿人、金牛山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于是，3万年前生息在这里的一支中华先民便被称之为“灵武水洞沟人”，有的考古学文献上干脆称之为“宁夏人”。
3万年，在地球的历史中不算长，但在人类历史中就不算短了。破译3万年前“水洞沟人”或是“宁夏人”遗留下来的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历史信息，当然是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的专利。
迄今，在“水洞沟”已挖掘出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造工具及制作材料已有数万件，生活用品数十种，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生物化石，在国内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首富了。
在考古学家写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打制石器的问题。因为近现代中外考古学界、古人类学界都普遍认为，能打制石器是原始人类“生存技术”的重大飞跃，要不何以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说。
专家说：水洞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是用十分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的。这说明水洞沟人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已能“打制出各种用途的石器……特别是有纵背的定叶型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中实为罕见，属水洞沟具有特征的器形之一”。有学者特别强调说：“在水洞沟遗址中，有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
我不是搞考古的，当然难明远古石器打制磨制技术细节的个中奥妙。我以为，从了解宁夏历史文化的角度讲，知道远在3万年前的“水洞沟人或宁夏人”已经掌握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石器打造技术，有些石器的技术水准在国内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都属罕见……也就差不多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年某月某日，有传媒报道，宁夏某地引进并人工大面积繁殖鸵鸟获得成功。倏忽之间，我猛地想起，好像水洞沟遗址中就有“鸵鸟”的化石……于是我又重新打量起关于水洞沟文化的文献。
鸵鸟，在动物学分类体系中属一鸟纲、鸵科。历数万年的生物进化，鸵鸟已属现代生存着的最大的鸟。在国人的知识结构里，这种世界最大的鸟是与中国无缘的，大抵属于热带非洲的产物，所以又有“非洲鸵鸟”一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几乎没有一丝丝鸵鸟的痕迹。现代人概念里的“鸵鸟”大抵都是泊来品，无论是动物园里的鸵鸟，还是文人喜爱的“鸵鸟”牌墨水。由是，对外开放年代里大西北的宁夏成功引进并人工饲养鸵鸟的事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也仅此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在关于“鸵鸟”的新闻报道中，竟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把它与3万年前的水洞沟时代扯到一起。宁夏境内外的一般大众，大抵也少有人知3万年前的宁夏地面上就曾有鸵鸟，而且是“成群的鸵鸟”。
以鸵鸟为契点，我开始注意水洞沟文化里自然景观的一面。许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一篇学者写的有关水洞沟文化的科普读物中见到了这样一段鲜活的文字：“那时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有宽阔的湖泊，绿色的湖水……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丰茂的水草丛中，巨大的犀牛、野马、原始牛和活泼的羚羊正悠闲自得地啃食嫩叶；远处的沙漠上，成群的鸵鸟嬉戏于沙丘之间。”这就是3万年前水洞沟人所处的生态环境。
细细品味这段文字，我还是不大能看出“类似现在的热带”的景象。但我深信学者们写文章的严谨，大抵他们描绘的自然景观总是以出土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为依据的。那么，能与“热带”扣到一起的物种绝对是鸵鸟和犀牛。
不管怎么说，这终归是学者们破译出来的3万年前宁夏地面上的“热带”景观。
啧！啧！竟然是“热带”。这是中国的北方久违了的自然景致。鸵鸟、犀牛、野马、原始牛，这些都是中国北方已经灭绝了的物种。
我心里极明白，这种热带型或者至少是亚热带型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中国的北方已是万载不复了。时空变幻，沧海桑田，似乎也没有无病呻吟般伤感的必要。然而，联想的翅膀确也不好硬生生地收起——曾经有那么一阵子，“让历史告诉未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渲染而成为时髦的话语，颇为深沉、颇富哲理。然而，我却惶惑。只是告诉未来吗？“现在”怎么办？毕竟“现在”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且分明不可逾越。拿“水洞沟文化遗存”来讲，它的文化蕴含何其丰厚，然而，它却被现代的人在有意无意中肢解了，并非一个自然与人文交辉、“生存技术”与精神文化意念并存并起的完整图景。这个“历史”告诉今天的人们是些什么？分明只是一个残缺的“水洞沟文化”。而通过今天的人再告诉未来的人，能想像出有什么长进吗？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国，但这个文化大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里，更多的是对“人”的世界的倍加关切。中国人也确实早有“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与意兴，但贯穿其中的主流仍是自然环境对人、对人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而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总的态度是放任自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自然科学始终无法从传统的人文大“磁场”中挣脱出来的症结所在。惟其如此，我才倍加看重“水洞沟文化”中传达出来的3万年前的自然历史信息，才愈加关注现代的学者们对这类自然历史信息的破译和诠释。所憾这方面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自古即为文明大国、文化大国，造就了现代中国之为文物大国的孤峰绝岸。发掘、保护、展示文物，并借以对大众进行熔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爱国主义、优秀文化传统为一炉的教育，现代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不过，着眼于让历史既能告诉现在又能告诉未来，凭借文物开展的教育既有侧重又不失偏颇的文化视角，现代人能做也应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比如说，当人们来到水洞沟文化遗址时，能在就近处走进一座像模像样的高新科技支持下的仿生水准的、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全息式的“水洞沟文化博物馆”或展览馆、展示馆之类，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它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连想一想都让人兴奋不已，不是吗？
还要说到“鸵鸟”。不知怎的，我一想到水洞沟，眼前就浮现出“成群的鸵鸟”的景象，尤爱想像那用鸵鸟蛋皮制成的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该是怎么的一种样子。中外学术界文化界一致认为，远古人类的最初的精神文化意念依次为宇宙自然崇拜、始祖与英雄崇拜、图腾崇拜。其中，图腾崇拜虽是自然崇拜的继起而非完全替代，却已将目光移向了氏族生活精神动力的更深层次，将自然崇拜与始祖、英雄崇拜融为一体，因而是人类萌动“理性之芽”的标志，富有文化的深蕴。我不敢妄言，单凭“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就说“鸵鸟”一定是3万年前“水洞沟人”或“宁夏人”的图腾，但至少可以说它包含着这种因素。
3万年前的“水洞沟人”的“生存技术”水准终究太低，他们显然惹不起犀牛、野马、原始牛之类的庞然大物，攻击目标便集中在羚羊、转角羊之类小些的动物上。鸵鸟成群，但水洞沟人却并不愿攻击它们。这或许并不是因为鸵鸟虽不能飞却极善奔跑而使人类不易捕捉到它们，鸵鸟即使再善跑大抵也还是不如羚羊之类的。据说鸵鸟还有一种颇让人类觉得愚不可及的习性：当它们被追急了的时候，就把头钻进沙子里，以为自己什么也不看就会平安无事，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新闻界把当时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讥嘲为“鸵鸟政策”。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倒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推论，“水洞沟人”捕捉鸵鸟以为食大抵并不十分困难。
我琢磨着，问题的要害大概在鸵鸟蛋上。鸵鸟能产蛋，而猎取羚羊之类成功率的并不很高又使鸵鸟蛋成为当时“水洞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这不但使鸵鸟幸免于被捕杀，说不上还受到当时人类的特别关照呢，以至于有“成群的鸵鸟”存活。更有一层，鸵鸟蛋也势必与人类早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普遍盛行的生繁崇拜文化意兴有关。由人而及鸵鸟，这似乎并不难想像与理解。或许，也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起作用，使“水洞沟人”擅变出鸵鸟图腾崇拜的呢。
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曾确定驰名中外、盛产于宁夏贺兰山、早在唐代就是宁夏“贡品”的蓝马鸡为宁夏的“区鸟”。稍后，又有人抬出了来自民间传说的“凤凰城”，并被人堂而皇之地置于宁夏首府银川市的标志性建筑“民族团结碑”的顶端。我这里绝无对这两种文化导向和动机的菲薄之意。但我以为，将“鸵鸟”同时也列为宁夏的“区鸟”、吉祥物、象征物之类大概也是可以的。毕竟，宁夏至今还保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毕竟，中外专家学者们已确认3万年前的宁夏就有“成群的鸵鸟”，同时也论证出并经实践证明今日宁夏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仍适宜引进并人工繁殖这种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鸟；毕竟，它比那种来自民间传说子虚乌有的“凤凰城”之类更实实在在，更经得起推敲，更富有文化底蕴。
“水洞沟文化”时代也远得太过玄黄了。但学者们仍用他们那专业的睿智和语言为今人描绘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灾难突然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湖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水洞沟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匆地逃离了住地。后来湖水和河流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地掩埋下来。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洪水所带来的沉积物越积越厚，以至堵塞了整个湖泊。然而，在它上游的一条小河却不愿停息，终年流淌。每当洪水泛滥时，巨大的能量将这淹没的湖泊冲刷出一条深沟。今天看到的水洞沟遗址，正是在一条小河北侧高约8米的断崖上。”
这无疑是一个数万年的沧桑。那情景让人不由地联想到中外历史上盛久不衰的关于人类早期曾经历过的极可怕的“大洪水期”的传说。西方《圣经》上据此演绎出“诺亚方舟”的典故，而中国的上古传说文化体系中则遍布“伏羲再造人烟”的种种故事。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有“三皇五帝”一说。三皇者，伏羲、神农、女蜗。其实，女蜗本来是在最前头的，当是母系氏族阶段的典型图腾。伏羲、神农后来居上，恰是母权让位给父权的写照。而伏羲与神农则是父系氏族阶段由渔猎游牧过渡到农耕养殖的典型图腾。就宁夏的历史而言，“水洞沟文化”当对应于女蜗的时代。
在没有更新更早的关于宁夏远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发见之前，“水洞沟文化”当可视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史前史”的发端。其后，渐渐分出狩猎游牧文明和农耕养殖文明两个交错并行的主干。至于“水洞沟文化”与后者之间有无内在的文化联系，迄今尚在学术界的探讨之中。
如果说，“水洞沟文化”的物质文明旗帜是“打制石器”，社会进化的标志是“母系氏族”，那么，精神文化的旗帜极可能就是以“鸵鸟”为代表的图腾文化。三者又无一例外地都体现着自然与人文的水乳交融。而这些便是我眼里的宁夏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框架，一个历史、文化、逻辑重叠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