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最女性化的城市？
少小离家，客居塞上，三十几年来最挥之不去的也就是那浓浓的怀乡情结。有关故乡杭州的种种信息，哪怕是片言只语，自是十分关心和注意的。最近从一份报纸上读到《杭州：最女性化的城市》一文，感触良多，愿把此文加上自己的感受一并介绍给故乡杭州人一读。
自然，杭州的美是世人所公认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又是和西湖的美连在一起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难怪大诗人白居易发出如此的感叹。
无论是莺飞草长的初春，还是桂子飘香的金秋；无论是水光潋滟的晴日，还是山色空濛的雨中，她的美首先美在自然。如果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小家碧玉式的美，那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美得痛快大气。
绰约多姿、仪态万方的女性往往令人联想起一切美好的事物，把杭州划为“女性化”的美也未尝不可。而把女性化仅仅与温柔、缠绵、“不大气”等同起来，则未免大失偏颇。
长眠在西子湖畔的秋瑾就是一位女性。“秋风秋雨愁煞人”，看起来也很女性化，但却不是愁个人、愁家庭，而是愁国家、愁民族。“我以我血荐轩辕”愁而奋起，横刀怒向腐败封建的清政府，不知令多少关起门来忧国忧民的须眉勿如而汗颜。因此，杭州不光有西施和苏小小。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西湖栖霞岭下岳王庙大殿上高悬着“心昭天日”的横匾，凝聚着当年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浩然正气。青山有幸埋忠骨，出生于杭州的民族英雄于谦墓与岳飞墓隔湖相望，于谦17岁时写下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恰似他一身的真实写照。比起法海来，谁敢说他们还不够“很男人”？天地有正气，山水涵清晖。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使杭州、使西湖才美得格外出色。
我们还不妨从三面青山一面城怀抱的西湖翻过南山，来到钱塘之滨，登上六和古塔，看水天一色，长桥飞虹。每逢八月十八，大潮震天动地而来，何等惊心动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至于敢向涛头弄潮的，是男是女都无妨，但肯定是杭州人无疑。
据说杭州的市区已扩至钱塘江以南，气势恢弘的火车新客站和国际机场也已落成，杭州的经济总量已升至全国首府城市第四，一年一度的西湖博览会引来四海的商贾和游客。为了不影响西湖的湖光山色，杭州相对少了一些摩天高楼和通衢大道，但却多了不少绿地和鲜花。
尽管如此，还是建议杭州人认真读一下《杭州：最女性化的城市》一文，它至少说明了杭州还有“非常男性化”的一面没有广为他人所知，有关城市的形象宣传得还不够。近年来杭州的发展自有公论，杭州人尽可以大度一些。唯愿故乡人警醒而永不懈怠，努力了再努力，拼搏了再拼搏。杭州在发展，全国都在发展。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杭州的变化，不仅杭州人关注着，浙江人关注着，我们这些根在杭州的远方游子们更在殷切地关注着。
（发表于2001年10月3日《杭州日报》）
［附］
杭州：最女性化的城市
肖万大可
说到杭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湖，而说到西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美女西施，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都能背出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两句诗。尽管这种联想是那样缺乏创意，但所有人对杭州的想象几乎都跟风姿绰约、妩媚动人的美女有关。
杭州虽然被定为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之一，但这座城市根本就没有王者之气，要不当年那个倒霉的宋朝皇帝赵构逃亡到了杭州以后怎么会那么不思进取，还惹人讽刺他“总把杭州作汴州”呢？杭州从一开始就被人看成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温柔之乡，尤其是当你读过一本法国人所写的蒙元入侵前杭州的日常生活史著作的话，你就能知道白娘子和许仙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可能在雨中相遇。那个也许让其他地方的男人觉得有些丢面子的女性味太浓的小男人许仙并没有引起杭州人的反感，倒是“很男人”的法海在这个故事里被看成是一个恶棍。
虽然中国也不乏很秀丽的城市，像被描绘成“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但只要你在这两个城市分别住上一个月，你便会发现，杭州的女性美是一种文化，而这种美在桂林却是一种自然。
正因为是有西湖才有杭州，所以这座城市简直可以看成是西湖的附属物。在心理感觉上，杭州只是一座小城，在这里，至多只会发生一些琼瑶式的缠绵故事。杭州没有很大气的地方，比如有气势的高层建筑，很开阔的城市广场等等，虽说五一广场不小，但它对这座城市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西湖东面建起来的不大的城区看上去就像一个女孩子的闺房，小巧玲珑，幽静别致，再加上芳香袭人，丝绸裹身，越调萦耳，人身上那些很粗糙的东西在这里会荡然无存。
在湖滨公园有个叫卡萨布兰卡的酒吧，店主是搞美术的，曾是电台的节目主持，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初到店内，美国西部风格的装饰会使人稍有不协调的感觉，但战乱与爱情同在的店名又让你觉得并不意外——只有女人才会用她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将如此不协调的事物缝合得天衣无缝。街上有一些花店、美容店和服装店，店名虽然五花八门，但氛围却都透着温馨——那种女性特有的温馨。
据说，杭州的发展远不如相邻的一些小城市那么快，但庆幸的是，湖光山色帮助我们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而与我们内心世界那种越来越少的温柔、缠绵的感觉相吻合。
（原载于2001年8月25日《中国经济导报》）
“司空见惯”的由来
成语“司空见惯”意指事物常见，不足为奇。见到它本应司空见惯。国庆长假得余暇忽发奇想，查它的出处，不料却查出一个人物——中唐大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原籍河南洛阳。因其父刘绪率族南迁，他降生于浙江嘉兴，如按出生地算，他当属浙江人氏。
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同时而诗名却不在他们之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充满了昂扬向上的辩证精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扫悲秋之气，充满了豪迈壮阔的乐观主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语言极为浅显，寓意至为深刻，被千家万户用于孩子的学前启蒙；“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则完全是民歌风，巧妙地用了谐音“晴”与“情”，传唱至今不衰。
他的诗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尤其从民谣杂讴中吸取营养，很少用典却雅俗共赏，人人可以读懂。语言简洁质朴而不失精彩、深刻，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司空见惯”出自刘诗《赠李司空妓》。司空乃古代官名，为三公之一，亦可指宰执重臣。李司空即李绅，也是一位很有诗名的高官，因仰慕刘的文才，在家中宴请刘禹锡。酒酣之时，命家中最美丽的一名歌妓唱《杜韦娘》（当时的流行歌曲）助兴。歌罢，刘于席上一挥而就写诗作答：“高髻云鬓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灯红酒绿，妙妓歌舞乃京城高官李司空惯常之事，刘禹锡却因遭贬谪长期流离在巴山楚水、江南蛮荒之地做地方官。江南刺史系作者自称，诗中将自己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按我理解该诗似附带有讥讽主人之意，但李听后击节赞赏，不但不怒，反而将这名歌妓当筵赠与刘禹锡。宰相肚里可撑船，李绅也算得一个人物！
“司空见惯”乃出于此。
（作于2008年10月3日）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江南多亭台楼阁，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昌滕王阁、湖南岳阳楼、武汉黄鹤楼当数名气最大的江南三大名楼。
楼之出名，除其所处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与建筑风格、气势之外，往往与描写它们的诗赋文章有极大的关系。常是文（诗）为楼生，楼以文（诗）名。《滕王阁序》中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岳阳楼记》中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吟诵这些名联佳句的人远比真正到过的要多。
描写武汉黄鹤楼的恐怕要数唐朝崔颢的诗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据称李白游历至此，见水天一色，烟波浩渺，杂花生树，鸥鹭翔集，诗兴大发。正欲题诗，不料抬头看到崔颢所题《登黄鹤楼》，不禁拍案叫绝，自愧不如。写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几个字，掷笔而返。大诗人李白狂放无羁，往往目中无人，在此倒显出他还有谦虚、可爱的一面。
中学时代就读过这首诗，但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阅历不深，诗好在哪里体味不出来。20世纪60年代远离家乡来到大西北务农，地点恰在黄河之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少长江边那些如荫绿树和萋萋芳草，但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却是常见的。每当傍晚望着暮霭渐渐笼罩河面，看滔滔黄河头也不回地向北奔流而去，想起家乡，想起亲人，想起逝者如斯的青春时光，那“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便浮上了心头。这首诗短短8句56个字，从神话写到现实，从远景写到近景，从写景转到抒情，情景交融，远方游子思乡的离愁别绪跃然纸上，使人回味无穷。当时不知在心里默默吟诵了多少遍。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川市建设第一个污水处理厂，我偕城建系统的同志去武汉考察调研。工作之余，应主人盛情相邀游黄鹤楼。登得楼顶，导游先提了一个问题，“请问宁夏的同志，知不知道写黄鹤楼最有名的诗是哪一首？”同行有七八个人，正在为难之际，我却毫不费劲地一口气背了出来，使陪同和导游大为惊奇，连呼“宁夏的同志不简单”。原来导游讲解黄鹤楼每次都是从这首诗开始讲的。
他们哪儿知道，崔颢的《登黄鹤楼》在30年前宁夏的黄河滩上，我就已经烂熟于胸了。
（作于2008年10月24日）
《论语》新读
“国学热”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国学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根是孔子的《论语》，寻根问底，《论语》是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下乡当知青时乱看书，也翻过《论语》，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最近听了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儿子钱逊教授讲的一课：《〈论语〉精要及其文化内涵》，又读了他的《〈论语〉读本》，这才算认认真真读了一遍《论语》。
在封建社会，据说学好儒学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说的是北宋宰相赵普，宋太宗再次启用他时问他：“听别人说你所读之书甚少，只读过《论语》，是否确有其事？”赵普回答：“我用半部《论语》帮助太祖扫平天下，再用半部《论语》辅助你治理国家，足够了。”只见他每日下朝手不释卷，孜孜攻读，次日上朝，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去世后家人打开他的书箱，确只有《论语》20篇，再无其他书籍。此事是否当真，姑妄听之，但我想赵普老先生要是没有满腹诗书垫底，怕也读不懂《论语》，更不要说择其要义用于治理天下了。
当年五四运动先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目睹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惨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反封建出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曾写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何等痛快淋漓，矫枉必须过正，情有可原，必须如此。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与一切传统决裂”，批孔批儒家，那打倒一切，纯粹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为了篡党夺权，差一点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应该说，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历久而不衰，离开儒学传统是不可想象的。对待《论语》和儒学，还是应该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方法，“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如“三纲五常”“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当然应该摒弃。而“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之用，和为贵”等，不正是当今重教育、惠民生、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所与之一脉相承的吗？
有意思的是，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上将《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圣经》中的“尊重别人，待人如己”一并当做全球伦理的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待人如己的主体还是自己，而勿施于人的主体却是他人，我们孔老夫子比人家还高出一筹呢。
（作于2009年3月31日）
从卢武铉之死说起
最近，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震动了世界，一时议论纷纷，国内评论也很多，并引出了加强“耻感文化”的说法。现在“文化”这个词很时髦，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实际上“知耻”的精神和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并强调的。尤其对当官的“士”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知耻者近乎勇”。清末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实在是一语中的。
古时项羽兵败乌江，被围。有乌江亭长引舟欲渡，救其过江。项羽说，我昔日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呢？遂自刎而死。故李清照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如果当时项羽一人逃脱过江，会不会东山再起呢？“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诗），历史也有可能重写。但项羽知耻，虽死犹荣。胜者为王，败者寇。项羽虽败，在人们心目中还算得是英雄一个的。
日本、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比如日本的茶道、插花，就是古代中国传过去的。我们现在反过来再向人家学。比起我国那些落马的贪官来，卢武铉还算是很有一些知耻精神的。夫人收了别人的钱，他虽说不知道，但并不推卸责任，一再向国人道歉，最后以身谢世。他如假不知道，那这么做至少说明他还知耻；如真不知道，那么他还算得上一条响当当的男子汉的。
知耻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伦理和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约束使人不敢为，而道德约束才使人不愿为。前者治标，后者才治本。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实质是要求自律，尤其是领导干部，如不能带头做到这一条，只能是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无成功的可能。
由卢武铉之死又想起正羁押在台北看守所的陈水扁。也是卸任“总统”，政治上，卖国、卖台，要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经济上，钱比卢武铉贪得多（数额十几个亿，存了几个国家和地区，夫人、儿子、女儿、亲家全都卷入），未见他向公众道过一声歉，反而还在振振有词地大打官司，欲求无罪开释。相比卢武铉差之十万八千里，“无耻之极”这四个字正是他最好的写照！
（作于2009年6月1日）
逆境和成才
今年宁夏高考的理科状元杜彦涛，以656分的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
杜彦涛的父母都是农民工，在银川城乡结合部租房而居，两间破旧的平房住四口人，属于他的小天地只有各种家具杂物之间的一张小学习桌。他高中三年每天穿的几乎是同一套衣服，就是他的校服。
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考上北大，已经梦圆。
他还有几个愿望，梦想有自己的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部MP4。考上北大以后，他的班主任送了他一部手机以示奖励。自治区政法委在宁夏政协的报纸《华兴时报》上看到相关报道后，上门捐赠给他一台电脑，他的愿望实现了大半。
可怜天下老师心，学生中了“状元”没有吃上学生的谢师宴，反而倒贴钱给买手机。杜彦涛的这些愿望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早已是必备的东西。对那些家庭殷实的家长来说，孩子能拿“状元”，上北大、清华，叫他们奖励给孩子一辆小轿车都是心甘情愿的。只可惜愿给重奖的家长多，子女能拿到“状元”的则鲜有听说。
但杜彦涛的学习桌前斑驳的泥墙上依然写着“其实梦想还很远”。他是银川一中宏志班的学生。自治区在银川一中和固原一中分别办了一个“宏志班”，收的清一色是贫困农民、下岗职工、城镇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每人每年有3000元的资助。宏志班办了7年，平均高考上线率达97%。今年银川一中宏志班50人中，48人上“一本”，2人上“二本”，上线率100%。
受“宏志班”的启发，自治区在银川市先后办了两所高中，六盘山高中和育才高中，以一流的硬件和师资，专门招收宁夏南部山区贫困县的学生到银川寄宿上学，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资助。今年六盘山高中的高考上线率70%，育才中学新办，只有第一届毕业生，上线率已达50%。而自治区最好的重点中学银川一中今年上线率为79%。
虽然逆境对人生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关键还在自身。只要不甘沉沦，志向远大，逆境能逼迫自己付出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往往能做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辽宁锦州出了一个蔡伟，今年38岁，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艰难，一直摆地摊、蹬三轮车谋生，业余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历久不辍。上海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慧眼识珠，吸收他到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中心工作，为“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做整理工作。复旦大学破格录取其为博士研究生（这样每月有3000元生活补助，免去了生计之愁）。裘教授对他的评价是“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孟子两千年前就已悟出的道理。
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该特别关注和帮助处于逆境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成才环境，此乃必要的外部条件。孔老夫子说过“有教无类”，从社会公平正义说来，教育公平乃起始公平，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宁夏除了办好“宏志班”、六盘山中学和育才中学之外，还要把农村的高中教育都集中到县城示范高中，由他们来承担。另外从今年起，准备花三年的时间，让所有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的，高中毕业上不了大学的学生全部进入中高职正规学校学习，保证他们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
没有复旦大学和裘锡圭教授，蔡伟恐怕至今仍在摆地摊和蹬三轮；没有“宏志班”，杜彦涛或许也只能走上和父母亲一起去打工这条路。
逆境成才，个人的奋斗、政府的责任、社会的义务看来缺一不可。有了各种人才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大好局面，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作于2009年7月14日）
“诚信兄弟”和“博导”
湖北黄陂的孙水林、孙东林兄弟，长年在京津一带承包建筑工程，素以诚信著称，从不拖欠农民工一分钱工资。今年春节，孙水林为了履约在大年三十之前将工资兑现到农民工手中，冒着大雪从天津驾车赶往湖北，不幸途中遭遇车祸，全家五口一齐遇难。弟弟孙东林闻讯赶赴现场，未及处理后事，强忍悲痛，生死接力，日夜兼程，硬是赶在年关前，将工资如数发到69名农民工手中。
近日报载，西安交大有位姓李的“博导”，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连同先前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科技一等奖，均牵涉夸大成果、将他人解决的问题说成自己的发明，并虚报成果转化后的经济效益，将巨额亏损报成大量赢利。其丑行的暴露，缘自西安交大六位退休教授承受多方压力、连续不断地举报。近日终于使校方将这位“博导”以学术行为不端为由取消其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敲掉了他的饭碗。
“博导”和“包工头”，一方理应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人师表，众人仰之；一方仅初中毕业，凭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打拼谋生，实系草根阶层。在对待“诚信”这个问题上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令人欷歔。
“仁、义、礼、智、信”乃中华伦理，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又称中国儒家的“五常”。“信”，“人”字边一个“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信”乃诚实、守信用，乃立身之本，“五常”的基础。
不讲诚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竟然刮进了有“象牙塔”之称的重点高校。难怪有人要惊呼“礼崩乐坏”了！“李博导现象”若任其蔓延，不但今后“校将不校”，靠其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甚至将造成“国将不国”，祸莫大焉，并非危言耸听。
幸好校方最终敲掉了“李博导”的饭碗。
幸好我们社会上还有无数像“诚信兄弟”，以及顶住压力为维护师道尊严而坚持实名举报的六位退休老教授那样的好人。他们是为人的楷模，他们真正称得上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作于2010年3月26日）
有关“三钱”和大师的话题
一
“三钱”的提法最早由周恩来总理提出。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分别为我国的航天之父、力学之父和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的元勋。
前些日子“三钱”的最后一位——钱伟长离我们远去。
这些年我们送走了多少大师级的人物，除了“三钱”，还有钱钟书、巴金、季羡林……
之所以被人们尊崇为大师，除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水平、科技成就之外，与之并列的是他们理想主义的追求、爱国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请看钱伟长：当年以国文、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开学三天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位数、理、化、英语总共只考了25分、物理只考了5分的年轻学子，坚决要求弃文从理，造枪造炮来对付侵略者。自此中国少了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多了一位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
鲁迅先生曾痛感国人体质的孱弱，决心学医来强健民众的体魄。可当他发现，如果不从精神上解放、灵魂上唤醒，那么中国人即使有壮硕的体格，也不免仍旧成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至多不过当一个麻木的“看客”。于是先生毅然决定弃医从文，自此中国少了一位名医，多了一位“五四”思想解放的先驱，旷世绝代的大文学家。
他们两位转的方向不同，但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解斯民以倒悬，挽故国以沉沦。钱学森和钱三强，早已分别在美国、法国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条件一流，冒着九死一生，吃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国来报效自己的国家，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和功利心在内。
这就是大师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也是鼓励他们登上学术顶峰的重要推动力。
在前辈大师们不断逝去的今天，让我们看一看周围还有多少大师级的人物，还有多少可以成为大师的正在破土而出。恐怕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急功近利、虚夸浮躁、沽名钓誉，甚至还有个别鸡鸣狗盗、抄袭剽窃，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之辈……
因此有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指的杰出人才是具有科学技术创新发明能力的带头人，实际就是大师级的人才。温家宝总理每年去看他，他都提这个问题，问得总理寝食难安。“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这是总理的原话。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钱伟长
要有大师级的杰出人才，首先要培养我们的人才具有大师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壮阔胸怀。就像我们作工务农、当教师、当医生、当科学家、当管理者，都要先做好人，先堂堂正正地做人一样，这绝不是说空话、唱高调。
我想这恐怕应该是“钱学森之问”答案的一部分。
二
还是来说钱伟长当年的转系。他国文、历史考满分，而其他四门——数、理、化、英文一共只考25分。如此偏科的学生，总分肯定是不够的。要是在今天，不要说清华上不了，恐怕上“二本”都难。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以物理只考了5分的成绩要求从历史系转到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也是当代大物理学家）也竟然答应让他试读一年，最后他以试读成绩超过70分而顺利转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今天有这个可能吗？
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钱钟书，当年也是以国文满分、数学十几分被清华录取的。钱钟书成名之后曾对无聊的应酬、炒作、造势深恶痛绝，曾说过“不必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也曾以“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的妙语来回绝一位英国女士的求见。
钱伟长和钱钟书要放在今天的教育、人才选拔制度下，可能不但一流的高等学府不会有他们的身影，作为大师级人才，脱颖而出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
请看下面的实例：今年高考陕西西安出了个叫孙见坤的考生，在复旦自主招生中他的国学水平折服了该校文、史、哲、考古4个专业的8名教授级考官，而被称之为“国学小天才”，认为其水平甚至不低于在读大学研究生。因为偏科，“一本”线只差6分，尽管这8名教授联名推荐其上复旦大学，但省招办坚决拒绝投档，被2010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家民国初年能做的事，为什么今天反而做不到了呢？
把星期六、星期天和所有的假期、业余时间都用来背课文、做题目，体育、美术、音乐等统统砍光，只剩下教科书的死记硬背，分数第一，高考第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怪钱伟长曾痛斥：“……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就只能进一般中学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西南联大正处于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辗转数省，哪有什么大楼，可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大师们多数都上过这所学校，还有如“两弹元勋”邓稼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都是该校校友。
当今的大学不缺大楼，唯缺大师。故可以培养出装着“一肚皮标准答案”的学生，而难以培养出装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而后者才是具有创新思维的领军人才的苗子。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天公”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尤其是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当政者和决策者。
有句话说，要看这个国家的将来，只要看看自己周围的年轻人。当我们环视周围，发现周围的年轻人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足时，先不要忙着责怪他们，而要先检查自己哪些事情没有做好？有没有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最好的环境和条件？有没有为大师级的人才不断脱颖而出而创建最好的制度和机制？
举国上下的努力加上前辈大师的杰出贡献，使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真正做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也不必仰承鼻息，让人家俯下身子来看我们。在这历史的新的起点上，在高科技信息化加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竞争更加激烈，竞相发展时不我待。时代呼唤改革创新的大师级人物不断涌现。我们期待着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早日落实，为解答“钱学森之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于2010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