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时期，郭沫若对于艺术作品的目的和社会效果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十分清晰。他曾经笼统地说过：“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普遍性的文艺，人民的文艺。”但这样一种观点，在人的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旧中国来说，是不大现实的。到了1923年，郭沫若的认识仍然有局限性。这点可以从他当年的两篇演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和《生活的艺术化》看出端倪。在他的演讲中，郭沫若认为艺术家应该“把小我忘掉，溶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我”，“艺术的真精神，都以无私无我为一切生活的基本。”而对于艺术的目的和作用，当时的郭沫若试图抹掉艺术家创作作品的目的，而只承认客观的社会效果，正如他打的一个比方：“凡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对以周遭必生影响。就如一池平静的池水，投进一块石子，——不管那石子是怎样的小，水面必生波纹，而且波及全部水面。文艺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全社会。”然而，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文艺思想却在一年以后被郭沫若完全推翻。郭沫若在1924年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宣布：“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这样一种转变，却又和他的翻译活动密切相关。
1924年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郭沫若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理解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前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在文艺表现什么的问题上，他由“表现自我”转变到“反映生活”。他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应该是只有这一种是真实的。”并且明确表示：“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现自我。”与此相适应，他提倡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表示要“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因为在他看来，“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在今天，“凡是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在1926年郭沫若写的《文艺家的觉醒》和《革命与文学》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已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郭沫若认识到文艺人不能脱离一个时代的影响：“一个时代便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第四阶级的时代”，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文艺应该是为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郭沫若对于文艺对革命的积极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他宣称“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虽然过分地夸大了文艺的作用，反映出他思想中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和偏激的成分，但总体的思维方向还是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关于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早在1926年就认识到其重要性：“文学是社会的一种产物，它的生存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生存，它的发展也不能违反社会的进化而发展。”“革命文学倒不一定要描写革命，赞扬革命，或仅仅在表面上多用些炸弹、手枪、干干干等花样。”他号召大家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找到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中国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已经清晰地提出了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艺。虽然他的言语和思想中仍透着一些不成熟或偏激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在通过翻译活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郭沫若对于文艺本质、目的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逐步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靠近。
从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翻译与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
在对郭沫若的思想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对他世界观的研究。早在1921年《女神》出版后不久，谢康就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读〈女神〉以后》。在文中他讨论了郭沫若前期思想中的泛神论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蒲风等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讨论和研究。早期郭沫若的泛神论倾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个人经历、阅读和翻译的作品息息相关。
泛神论是人们在反宗教、反神学的斗争中出现的一种学说，与多神论和一神论不同，它认为宇宙即是神，神即是自然，世间万物都具有神性。作为一种思潮，泛神论在古代欧洲、印度早就存在，到了17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提出“神或自然界”的著名论断，将泛神论思潮发展到一个高峰。
中国道家的代表庄周的思想与泛神论有相通之处，而郭沫若幼年曾熟读庄子，这与他成年后接受泛神论有一定关系。但如果要比较准确地说他接受泛神论的时间，“应该始于1915年他得到泰戈尔的《新月集》的时候。” 郭沫若后来形容当时他得到《新月集》的心情“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到一本画报一样。”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又得到了《吉檀伽利》《园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 他完全沉浸在泰戈尔的静谧悠远的世界中：
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岗山图书馆突然寻出他这几本书时，我真的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郭沫若自己也曾分析过他最初和泛神论亲近的原因：“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喜欢歌德，就和哲学上的泛神论的思想接近了。”
当郭沫若逐步接触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后，泛神论在他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我们仔细梳理1920年到1923年初郭沫若的作品，就可以看到泛神论在他思想中逐步式微的过程。1923年5月是郭沫若思想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诗作《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郭沫若写道：
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
你只是在谄媚富豪！
我从前对你的赞美，
我如今要一笔勾销。
在共产主义思潮的引领下，郭沫若终于抛弃了泛神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幻象，决心投入到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的革命运动中去。他在《前进曲》中号召大家：“前进！前进！前进！点起我们的火炬，鸣起我们的金钲，举起我们的铁锤，撑起我们的红旗……世上的一切工农，我们有矛戈相赠。把我们的满腔热血，染红这一片愁城……使新的世界诞生！”
当回顾这一段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发展时，不可否认现实斗争对他的影响，中国当时的严酷境况让郭沫若逐渐认识到在旧中国泛神论的无力。泛神论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另辟蹊径。就在这时，他又碰巧因为翻译的原因在1924年接触到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于是“获得了理性的背光”，思想经历一个大转换，从前的一些泛神论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思想逐渐被共产主义思想所代替，如他自己所说：“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从以上对郭沫若思想演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阅读与翻译活动渗透到了他思想演变的方方面面。在初期郭沫若翻译接触了许多外国作品，包括斯宾诺莎、歌德、泰戈尔、雪莱、海涅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在1924年夏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代表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管从政治思想、文艺思想还是世界观，他都初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唯物主义。可以说，郭沫若的翻译实践对郭沫若本人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不可扭转的作用。
另一种“创作”：郭沫若翻译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一生著述无数，数量最多且成绩最为斐然的就要算他的文学创作了。郭沫若一生几乎尝试了所有形式的文学体裁，但他的作品中最为瞩目的要数诗歌和戏剧，其次是小说。而与他的文学创作比肩的另一种“创作”，就是他翻译的文学作品。郭沫若一生不仅翻译了欧美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对于日本、俄国、印度甚至古波斯作家的作品也有涉及。对郭沫若而言，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这就像一对兄弟，各具特色却又有相通之处。因为有对文学创作的热诚，郭沫若才对外国文学中的精品有着特殊的敏感，事实证明他所选择翻译的所有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在翻译史上并不多见。反过来，因为翻译阅读接触了众多文学精品，他才能博采众长，将各种创作手法和元素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本节将通过对郭沫若主要文学作品的分析对照说明他的翻译实践对于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翻译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就是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名字是和新诗紧紧连在一起的。在五四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郭沫若的诗异军突起，为沉闷的诗坛吹来一股新风，他的诗，不管从形式还是内核，都完全不同于当时陈腐的旧体诗和矫揉造作的所谓“新诗”。所以许多人，包括闻一多和朱自清，都认为郭沫若为中国新诗第一人。
除了郭沫若自身的天赋和悟性之外，翻译国外优秀诗人的诗歌对郭沫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幼年的郭沫若虽饱读中国古典文学，也曾因其早早展露的诗才而受到老师的器重，但照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真正的诗的趣味和才能是没有觉醒的。”一直到1913年，他在英文课本里读到一首朗费罗的短诗《箭与歌》，他才在“简单的对仗似的反复里”，领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在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感觉：“异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并使我在那读得烂熟的、但丝毫没有感觉受到它的美感的一部《诗经》中，尤其是《国风》中，才感受到了同样的清新同样的美妙。”
另一位对郭沫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诗人是印度的泰戈尔。郭沫若曾在民国六年下半年选译了泰戈尔的一些作品，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英汉对照加以解释。除了泰戈尔，那段时期对郭沫若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位德国诗人是海涅。郭沫若曾在1918年夏天尝试翻译过《海涅诗选》，这两段翻译的经历都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所记载。虽然这两本译诗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出版，但翻译这两位诗人诗作的过程却让郭沫若受益匪浅。如果我们对照《女神》初期的诗作，如《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辛夷集》的序和《牧羊哀话》中的几首牧歌，就可以看出这两位外国诗人对郭沫若的影响。
《女神》初期的诗作作于五四之前，数量不多，风格清新自然，细腻恬淡，常借用自然界的景物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样的风格明显是受泰戈尔的影响。让我们借郭沫若的《新月与白云》来证明这一点：
月儿啊，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斩倒了，
哦，我也被你斩倒了。
白云啊！ 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能把你吞下喉去，
解一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