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总理段祺瑞主张和德国绝交，黎总统不肯答应，他生气地回到天津，派人递交辞职书。黎总统很着急，连忙派人前去挽留。就在这个时候，教育部长兼署内务部长范源濂居然也递上辞职书，显然他是段祺瑞这一派的。
黎元洪心急如焚，邀请副总统冯国璋来商议挽留的办法。冯国璋说：“总统要是真的想挽留段总理，必须和德国绝交，否则国璋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在黎总统犹豫不决的时候，派遣的委员回来复命，说段总理已经决定回天津，不想再当总理了。黎总统问冯国璋该怎么办，冯国璋笑着说：“你只要和德国绝交，我保证他明天就回来了。”黎总统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冯国璋说：“国璋愿意明天去趟天津，劝他回来，但是请总统一定要下定决心，跟德国断绝关系。”黎元洪不说话，冯国璋继续说：“依我看，和德国断绝关系，非但没有坏处，还有很大的好处。”黎总统不解，问其中理由。冯国璋说：“德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公敌，就连他的同盟国奥匈帝国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古话说得好：‘寡不敌众’。看来德国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跟他绝交，肯定有好处。从利益上看，协约国还允许我们改各种条约，这不是对我们有利是什么？”黎总统说：“改约的事靠得住吗？”冯国璋说：“等段总理回来，再让他去跟协约各国的政府商讨，如果他们承认改约，我们就和德国绝交。”黎总统说：“既然是这样，那就麻烦老弟一趟了。”冯国璋离开后，坐专车去了天津。
到了晚上，两个人果然一起回来了，黎总统亲自迎接，两人互相寒暄了几句，立即发电驻各国大使，叫他们向各国问个明白，不久之后得到各位使者回复：“各国的政府大致同意，如果我国真的和德国断绝关系，将来各种条约可以修改。”于是黎、段才一致决定和德国绝交，冯国璋当天回到了南京。
然而当时有很多人仍然有异议，国会议员马君武通电各省反对，外省如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督军也电请政府保持中立，还有孙中山、唐绍仪、康有为、姚文栋、温宗尧等陆陆续续致电政府、国会，认为不应该和德绝交。其他像奉天、上海、天津、山东、广东等商会以及各种商学团体，都要求中立，但是段总理不为所动，一心一意非要断绝关系不可。他三月九号在迎宾馆宴请议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议员大部分都是聪明人，暗地里也就没再反对了。
第二天上午，参众两院召开秘密会议。段总理、财政部长陈锦涛、教育部长范源濂、司法部长谷钟秀、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先到众议院，报告这次外交事件的经过，并提出跟德国绝交，请议员投票。议员经过讨论后投票表决，有三百三十一张同意票，八十七张反对票，此事在众议院通过。段总理又到参议院登堂报告，投票结果是一百五十票同意，三十五票反对，也是大多数同意。至此，绝德草案已经确定。大家正在草定文件准备提交德国使者时，德使辛慈派人送照会说：
本公使于本日即三月十日午后七时，接奉帝国政府训令，着以下列复文，传达中华民国政府。文曰：中华民国抗议德国新近宣告之封锁政策，而附以威吓，帝国政府，曷胜骇异。盖其他各国，仅仅提出抗议，中德邦交，素号亲睦，且中国于封锁区域以内，并无航业利益，则德之政策，于中国毫无影响，乃今于抗议之外，独附威吓之辞，以增抗议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惊诧也。民国政府之抗议书中，谓：“华人因战事而丧失生命者，已属不少”云云，然须知民国政府，绝未尝以关于此种损失之事实及申诉通知帝国政府，而就帝国政府所得报告，则知华人之丧失生命者，仅受人雇用，于前敌开掘战壕，及充当其他军役之辈，盖若辈已不啻为战斗员，因以冒此危险也。帝国政府尝一再抗议运送华工赴欧，充当军役，是德国即在此次战事中，亦未尝不示中国以友谊，而帝国政府，即因顾全此友谊故，以此种威吓为非出自正轨，因望民国政府，改正其见解。帝国政府，愿于中国之航业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国今虽不能于敌人宣告封锁之后，取消其政策，而禁制实行无限制之潜艇战争，然已准备磋商民国政府关于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之特别愿望。帝国政府以如此对待友邦者，盖谨依其平日见解，以如中国若与德断绝友谊，则将失却一真挚之友，而陷于纠结不解之局也。
外交部将照会递交给段祺瑞，段祺瑞认为，虽然德国方面有保护我国航运业的意愿，但是仍然不肯取消封锁政策，看来我国提出的抗议还是没有作用，只能和他绝交。黎总统已经将这件事交给段祺瑞办，自然不方便再阻止。段祺瑞命令外交部拟定照会，请黎总统盖章后，送往德国大使馆，并将他们一起送出境。照会上大致写着：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公文送过去后，政府再致电驻德大使颜惠庆，要求他向德国索要护照，并立即回国。黎总统当天向全国宣布：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划，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划，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锁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布告已经公布，德国大使辛慈便卸旗回国了，各地的领事也都陆续出境。天津、汉口所有德国租界随后都被官方收回，津浦北段铁路管理权以及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德国商船先后被中国官方收回，在路矿工作的德国工程师也被解聘，只有普通的德国侨民可以暂时停留，德国银行也可以暂时营业。
上海法租界中，有一所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大学，教育部想收回自己开办，谁知道被法国人捷足先登，由法国工部局勒令解散，把德国人驱逐出境了。租界的规矩是租界权虽然是外国人的，但是土地权还是我们的，所以德国学校应该归我国处理。外交部根据租界法向法国大使发出抗议，法国使者不但不肯同意，还霸气十足。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派教育部专员到上海，和该校董事协商后，决定将该校迁到吴淞公学的的旧址，由教育部指派校长，让德国老师继续教学，照常上课。
随后财政部也发出通告，停付欠德国的贷款，将款项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等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再做定夺。偏偏英国和法国出来反对，主张钱应该存在外国银行，为此又惹出好多争论。这时驻北京荷兰大使发来文书，说受了德国使者的委托，所有在中国的利益都归他代管。虽然中德已经绝交，但并不是宣战，所以不能适用对敌法例而将德国的所有利益没收。
段总理看后非常受刺激，懊恼得很，索性想到提出宣战，加入英法各国协约团来对抗德国。一来可以满足协约国的愿望，二来可以不受荷兰的牵制。但是黎总统认为，和德国绝交就已经很过分了，再宣战就太说不过去了。政府意见不统一，又免不了发生冲突。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四川忽然发来警报，称四川和云南发生叛乱。于是黎总统命令四川督军罗佩金和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一起前往北京。之所以会发生叛乱，还得从蔡锷去世说起。原来，罗佩金的威望比不上蔡锷，他以前的云南军驻扎在四川境内，一直和川军有矛盾。政府以为四川战乱已经平定，所以命令罗佩金裁军。罗佩金将四川和云南的士兵分队后，根据情况裁减。云南师长刘存厚、周道刚、钟体道、陈泽需、熊克武不服气，想要把罗佩金赶出四川。
后来，刘存厚竟然带兵进成都，说要和罗督军评理，觉得裁减得不公平。罗佩金也不退让，派人阻止刘军进城。刘军哪里肯罢休，硬是闯了进去，罗佩金竟然在督军署里开炮轰击刘军，刘军不甘示弱，开枪还击。可怜成都的居民，突然听到各种枪炮声，都吓得魂飞魄散，很多城里的房屋都被炸毁，很多人都被乱枪打死或被大炮炸死，一时间惨叫声不绝于耳。
后来伤民推选出代表，呼吁两军停止战斗，才好不容易停了一两天。随后罗、刘都致电中央指责对方。黎总统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任命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叫他们立即前往京城，并派省长戴戡暂时兼任四川督军，刘云峰暂时代理陆军第二师长，又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张习为查办副使，去四川查办。
王人文、张习还没有到四川，罗佩金就已经遵守命令，将印信交给了戴戡。戴戡立马上任，写信给刘存厚请他退兵出城，可刘存厚根本不理会，并仗着兵强马壮继续盘踞着成都。戴戡没办法，只好致电政府，告诉政府实情。黎政府接到电文后，才知道刘存厚拥兵自重，不服命令，于是采取强硬态度，下令将他就地免职，以示惩戒，刘存厚这才退兵城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