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了啊，现在座位拉开！”
座位拉开！没有同桌了吗？！大家心存侥幸，希望是临时有什么活动，一人一桌的队形，只有期中期末和月考才会排的，一学期不超过四五次。一进入这样的教室，神经会立刻紧张起来。
但班主任易老师叉着腰，靠在门上，副班主任小嘴在一边点点头——就这样生生拆开了三年半的同桌。
易老师下达指示前，是从来不会和你商量的，假装一下也不会。这时候高廊问了一句为什么，她就把充分的理由统统告诉你：“都最后一学期了还想咋地？有个同桌在旁边儿不干扰你吗？人家班儿都分开了，凭什么我们班儿不分开啊？而且天天考试，每次再拉座位你不嫌烦呐？！废什么话！让你拉你就拉！我是班主任还是你是班主任？”友情受阻后，立刻又知道了另一个坏消息：天天都考试。
易老师从初三才接手我们班，带着东北的暴脾气和直性子，一个学期了还远没和我们磨合好。而她却喜欢热情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她经常一手撑在腰间，另一只手背贴着额头，满脸皱在一起，无奈地惊叹：“哎呀，你怎么，你到底能不能讲清楚呀！哎呀，行，你坐吧，哎呀我都有点儿，都喘不过气了。”林予矛大声喊了声“薯条”，她疑惑地问是谁，于潇元回答了一声“C罗”——林予矛说我长得像C罗。当易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小姑娘叫这名字多难听”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她不是那个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的班主任了。
前任班主任肖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初三没有继续教下去。副班主任图图总是迟到，被校领导警告过好几次，换掉了，换成了刚认识一学期的小嘴。以前肖老师不在的时候，图图总会霸占着讲台，很大声又很慢地叫这个人交作业，叫那个人背课文，好像整间教室只有他一个人。现在，他只是有事才来一次，从后门探出头，说一两句话就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无论他从前招来了我们多少埋怨，我们还是希望他能继续成为这个班级的一部分哦。
正副班主任都是新的，再加上是初三，哪里有时间再让你们互相了解去？
而易老师也越来越频繁地不来上课，总说是有事情。她来上课的时候，撑着讲台，无奈地抱怨头晕晕乎乎的，喘不过气，什么事情包括通知之类总是忘。何瑞冲说，他和妈妈说起易老师的症状，他妈判断易老师是怀孕了。大家都说开什么玩笑，最后一学期，怎么能说怀孕就怀孕呢。
但是，易老师开始穿宽松的衣服、柔软的裤子，高跟鞋换成了平底鞋，风一吹，衣服贴在腹上，好像有点隆起了。她来或者不来上课，上的是或者不是她的课，她有没有怀孕，成了所有人讨论的话题。
来给易老师代课的大凤，让我有些佩服。有一道题，标准答案考虑得并不完善，招来同学愤愤的抗议。高廊摊着双手耸着肩，一脸的愤怒和不屑。李迎则用蔑视的语气不停地抢白，一点余地都不留。“你脑子有洞吧，”她轻轻嘟囔了一句。要是易老师，早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要是以前的物理老师，可能就气得掉眼泪了。可是大凤显然惊呆了，怒火正要往上蹿，但她还是努力平静地说：“就是这样跟老师讲话的吗？最起码的尊重有吗？我尊重你，在这里跟你讲题，你有没有尊重我呢？”面对这样平静的语气，再闹下去就显得自己气焰不足了。“我没有说你们的答案是错的，”她说，“但是这样写是没有分的。你们现在是为了拿分呀。”
类似的争执经常有。易老师会不分青红皂白：“不要问了！你这么写就是错！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这么写！”数学老师叶数有些年纪了，但她能与时俱进，和我们打成一片。她会含含糊糊地说：“好了好了，不去管它了。不要去管它了。”图图，则像根本没听见你问的那个点：“你正常(口伐)？怎么会是这个嗫？答案就是这个呀，没问题的呀。”有好几次，他正振振有词地解释某道题，同学便插话，提出异议。他先是用一贯的不讲道理的方式辩驳了一番，然后一翻答案，才发现是自己看错了。他居然立刻就能把立场变过来，面不改色地解释这个正确的答案，好像他刚才理直气壮的对错误答案的解释根本没有发生过。他完全是根据答案来分析题目，而不是根据题目得出答案的。语文课上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肖老师会心平气和地和你说好久，但最后通常是无奈地从镜片上方看着你：“你一定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而神仙姐姐会不紧不慢、耐心地解释半天，最后总能让你发现自己错在哪里。神仙姐姐是我们初三的语文老师，肖老师曾经用“神仙姐姐”来形容她——年纪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但声音容貌比她实际的年龄要年轻得多。肖老师通常是把她的观点反复强调解释，而神仙姐姐会在争辩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语文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而大凤这样的回答，我等了很久。没有一位老师这样说过。老师，夹在考试制度和不羁的学生之间，为了让学生生存，的确不得不屈服于制度。但为什么没有人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地来解释清楚这种处境呢？这样的解释我在心里默念很多遍了，但只有大凤做到了。
还有一次，她举了一个例子：“我把你们的电路故障题——你们肯定很快就能做对的——拿给一个复旦的物理博士。结果他想了半天，也做错了。”她是想说，现在做题的熟练程度对考试是很重要的。“那不就说明我们现在做的题以后是没用的吗？”理科很好的何瑞冲说。“是没用的呀，”大凤说，“但是你们要中考啊。”
易老师又一次有事情没来学校时，大凤终于招架不住我们的追问，含糊地说了句“是的”。易老师怀孕了！迅速地，我们班、别的班，学生和家长，全都知道了。同学们议论说她多大呀，这就二胎；家长直接打电话给她，问她还能教到什么时候。易老师也总算在全班面前许诺了一句：会尽我所能，带到中考的。谁都只能笑笑——孩子什么时候想出来你说了算吗？
这样的集体，涣散，教室里只会呈现出脏乱差。
坐在垃圾筒附近的跳跳和何瑞冲，餐巾纸团起来就远远地扔过去，扔久了也练熟了，不会掉在地上。但也有特意退开几步的杨烁，摆个漂亮姿势再投的蓝博瑞，投不进也不再去捡起来。易老师不督促，大家抱着“你才教了我们一学期，凭什么就当上班主任管这管那”的抵触心态，故意和她作对，劳动委员不监督，值日生不打扫。政教处的老师一进门就指着堆在墙角、落在垃圾筒外面的纸团，皱了皱眉头，嘟囔一句：脏死了。
年级里我们班男生最多，全班去Pre-DP的又只有两个。DP是我们学校的高中部，上的是国际课程，报名DP的同学在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单独组班，就是Pre-DP。我们班去DP的那两个又都是女生。人口总数大，男生比例高，纪律还好得起来吗？
课堂上不是疯狂的活跃，就是死一般的寂静。一次，区里的教研员代神仙姐姐来上课，年级的语文老师都来一睹教研员的风采。问题问下去就像石沉大海，学生没有回应，更没有主动发问。教研员倒是沉得住气，就这样和和气气地上完两节课。但是我是惋惜啊，我们班以前不是这样的。下课后（2）班的班主任特意单独留下来和我们谈谈：你们（3）班原来一直是所有班级的风向标，现在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一天中午去找肖老师写推荐信，她正和六年级的两个小学妹举着一座纸模型，兴奋地翻来翻去。“你们就没有义卖了是吗？”——哦对，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是说要准备爱心义卖的。可是好像没有人组织我们参加，具体通知还没下来。“嗯，好像没有这个苗头。”
下午数学试卷一张一张传下来的时候，楼道里的广播突然响起小黄人的歌声。我意识到，原来义卖就是今天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通知我们，哪怕是斩钉截铁的一句“不参加”。一句句“咦？”“嗯？”冒出来，初三的学生就好像被废弃在垃圾场里，默默地躺着，当下的鲜活从眼前飘过，却只能怀念一下过去的光彩。“这还用问吗！初三啦！你还想咋地？”易老师是这样说的。
（4）班有几个，执著地还要参与到全校的活动中来。其中有个同学后来写了份好长的检讨呢。前几年早该意识到，学校活动从来就没有初三这个词。
虽然没有寒风，但刺骨的空气好像冰冻住了红色的楼，穿过白色的墙直接刺向我们。
不情不愿地，初三的最后一学期终于开始了。一直觉得多遥远的事情，现在不就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