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项在前面三十几年，支撑力非常明显，但是现在这几年，恰恰这三项的这种动力特征都在迅速衰退，它们的支撑力在滑坡。劳动力方面几年下来，大家都有感受，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不仅是珠三角、长三角，是现在全国普遍感受到的。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民生银行合作调查编制的民新指数，一路看下来，一年多来企业回答第一位头疼的问题，就是“招工难”，换句话说，就是就业容易，就业者可以出越来越高的价码，你不给我满意的工资我不干。这正面说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底端开始得到体现，我们的粗工、壮工、农民工越来越有了要价的能力，你不给他像样的工资，他不给你干活了。这不就是人民群众在提高收入吗？合成起来是现在中国整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且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还在0.47以上的高位，但这几年的表现是稳中略降了。但从负面来讲，不客气地说，这就是咱们的比较优势“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这方面迅速丧失，传统制造业必须像珠三角那样所谓腾笼换鸟，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缅甸，转移到这些地方去，这和当年国外往我们这边转，是一个道理。既然是无可奈何，我们就必须处理好这个结构调整问题。开发土地和自然资源走到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虽然城镇化其实刚刚走到半途，中央所说的真实城镇化率这个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就40%。还相当低，但是再往前走，建成区扩大，要征地拆迁补偿，综合成本却高得越来越吓人。前面两年多时间，北京扩大建成区征地拆迁补偿的对价是，你拆一平方米，补偿必须给五倍以上面积的商品房。如果碰到一个拆迁100平方米的事，马上就有500平方米商品房补偿。大家知道北京现在五环以内商品房的均价是4万元出头了，换句话，谁碰到这个事一夜之间就成千万富翁。没有别的办法，这是讨价还价机制，托到了现在的价码，还得继续往上托升，但是这样还能往前走几年？这是非常明显的制约。我们现在更多听到的是各个地方，因为拆迁征地补偿闹出极端事件，出人命。如果再按照现在的套路，讨价还价越谈越高，我们这个综合成本，真的是越来越让人望而生畏了。我们在资本这方面，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资金充裕，但是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却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这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现在中国已普遍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新常态的出现，具体分析是与前三项要素的支撑力明显滑坡有内在关联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阶段转变。那么打什么主意？就要更多地考虑依靠后两项。
后两项过去就已经在发生作用，现在它们的潜力仍然非常可观，要继续发挥作用。比如说科技创新，前几年提出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就是要打开这个潜力空间。邓小平当年非常明确地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怎么解释？传统生产力有三大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科技是给它们做一个加法吗？我们的分析认识得出，不是做加法，不是加上一个第四要素，是做乘法，对各个要素以一个乘数来放大，所以它是第一。科技的这个乘法一旦成功地放大上去，那就是超常规发展，我们现在就要打这个主意，通过科技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撑我们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要往中高端上走。这个方面一定要抓住不放，但是要依靠科技创新真正打开局面，而不只是要有科技发展规划，不只是要设计十六个重大专项这种供给管理方案来突出重点，还必须要有一个激发所有的人把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的制度环境。这个供给体系里边，能激发所有的科研工作者，所有的市场一线人员在创业过程中同时创新的这个环境，是制度供给，这是第五项。在近年实际生活里面，非常遗憾地说，怎样认识科研规律在中国似乎又碰到一个坎儿：中央、国务院强调优化学术、科研环境，有关部门实际执行中间却往往是逆向而行。管理部门把政府的“八项规定”直接施加到高校的教授、事业单位的研究员头上。如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哪怕你用横向课题经费出去做调研，出去参加学术活动，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只能坐硬座。具体的操作方面，还要追溯把前两年已报销的课题经费中按高于二等座的票款计算退回，清华呀，北大呀，高校这些教授们，着急的是必须把2013年以来所有的课题报销单全翻出来以后，一一注明这张餐票上是你跟谁吃的饭，按照一个人头平均可以报销50块钱，实际上完全不符合科研规律。我们现在所说到的真正调动人力资本、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这种内生的积极性怎么发挥出来？那要符合科研规律，要有一套特定机制的。我们现在打主意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指的就是后两项，结合着说是制度环境之下给出的内生的科研创新活力。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过去西方学者就注意到的，但是他们当初最主要聚焦的是科技，因为把前三个要素都算清楚了各自的增长贡献（这比较容易），剩下不能解释的多出来的那一块，称为索洛余值。认为这个余值主要就要靠科技来解释了，而现在我认为必须是把科技和制度合在一起来解释，而且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往往制度还高于技术，制度的环境、机制安排能不能够符合科研规律，是统领性全局和最关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
讲了这些基本认识，下面我抓紧时间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对中央上送的内部研究报告（现在已经过了保密期）中的认识框架，我们提出的认为属于建设性思路的基本认识和一些具体的建议要点。在迎接五中全会的时候，中财办专门找了五位学者，包括我，接受内部课题，要求就是以学者身份完成命题作文式的课题研究，形成的文稿也不要太长，一万多字为好。从命题可以看出，中央层面已经在供给侧这方面有所考虑。我接到的题目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活力》。我理解，现在明确宣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与指导，应是谋定而后动啊。我们做的这项研究，当然就是为支撑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我们理解这个命题的切入，就是要考虑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打造新的动力机制，来克服我们的矛盾凸显和隐患叠加的风险与困难。我们认识的切入点是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那么怎么实现？为探底和企稳，一定要抓住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这个命题。落到微观主体，中国现在已经有近7000万家注册了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大量的小微企业，它们的潜力、活力于创业创新活动中怎样释放出来，这是供给体系最关键的问题。从政府主体层面，要找到相关的制度供给和正确的分析认识、科学决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能够有质量有效率的提升。这方面，我们形成了三大层面的基本认识。给领导机关看，学理的东西不宜展开说，行文力求开门见山。
我们的报告在第一层面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比如说，我们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全面小康，而小康首先要托底啊，“社会政策要托底”就首先要注意，中国农村区域还有7000万以上（具体说2014年底是7017万）的贫困人口，这样一个数量的贫困人口怎么脱贫？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欠发达的农村区域，哪怕是穷乡僻壤，那里的贫困人口，也必须至少使他们脱贫。中央实际的态度是一个都不能少；全社会要达到小康，这些人则至少脱贫以后要温饱、要接近小康。那么现在在扶贫攻坚方面，中央文件的说法叫做“精准扶贫”，怎样才叫精准？一定要把致贫的各种因素，一一排列出来，一一对症下药。比如有的地方，多少年分析来分析去，可以认定这个地方的人总是不能够脱贫，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就不适合人类生存，穷山恶水改造不了了，那么别无选择，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实施易地搬迁式的扶贫。怎么搬迁？这个不是需求管理，这是典型的供给管理，在哪个地方找地皮，怎么建新村？新村建立以后怎样安排一批干部上山，逐家逐户做工作，让他们搬迁到新村定居，定居以后，你还得跟踪——过去出现过这种情况，过个半年一年之后，说过不惯，又跑回去了，仍然是贫困状态。整个这一过程要走完，真正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脱贫、做踏实了，这叫做精准扶贫。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属于穷山恶水，但是怎么搞了这么多年，就是打不开生产门路，那么又别无选择，你必须组织有水平的专家团队到那个地方，去手把手地指导人家，打开生产门路，让人家进入致富过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病致贫”，一个家庭一个人得大病，拖着全家一起落入贫困状态，那么跟前面套路完全不一样，必须把城市已经有的大病统筹制度，挪到农村来全覆盖，一直覆盖到所有的边远地区，而且同时还得有一种特定情况下应急的救助扶助服务机制，才能够在一些具体场景之下去解决短期的应急需要。所有这些，是一个供给管理的体现。从这样一个精准扶贫概念，我们就可以明白供给侧概念的复杂性，具体到政府在这里边，水平差的话有可能一做事就出差错，但出差错你也得做，回避不了。
再比如区域协调，这事关全局。我们2000年有西部大开发，以后先后有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陆续有几十个国务院层面批复的区域发展战略。现在十分突出的有三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从京津冀看，已有严重的城市病，一大堆的问题，再不改，又不可能迁都，那怎么办呢？建国初期，北京城总体布局的“梁陈方案”当时迅速遭到否决，现在大家可能只有惋惜、痛惜了，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了明确要求，京津冀三地打破行政区划通盘协同，并下决心把北京市所有的管理机构，在三年之内，外迁到北京五环外边通州的潞河镇。这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做的大手笔，这叫供给管理，而且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罩着整个辖区的国土，里面各个功能区重新考虑怎么摆，公共交通体系怎么建，医院、学校、各种商业网点、居民区、保障房……还有产业园区，还有高科技孵化器，等等。这种供给管理的挑战，各个区域大同小异，顶层规划必须先行优化，能体现我们应对历史考验尽可能高的水平。
又比如在民生方面，如何消除雾霾的威胁，这已经是大家现在都在讨论的重大问题。你看网上，雾霾带出来种种议论，政府公信力的损失，多么明显，也可以想一想真正在一线负责环境治理的这些官员的压力有多大。但是，现在要真正治理好雾霾，那可能就是个慢功夫了。我们非常遗憾地走上了过去说要避免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现在供给管理如何尽快形成一个像样的方案呢？要弄清雾霾是怎么形成的，再对症下药，这又是一个考验，无可回避的考验。
我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当年是下决心动员了全国差不多两万名专家一起研讨，我参加了当时核心组的讨论。那时候就有一些重大的抉择，有些事情必须攻关突破，虽不敢说什么时候能取得成果，但是别无选择，因为这种关键技术你是花多少钱也从国外买不来的。那么就必须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实施重大专项。那时列出的是16个重大专项，其中有一个就是纠结了几十年、中国人吵来吵去过去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的大飞机。前几天已听到了正式发布的消息，中国的大飞机已经进入了取得适航证的这个阶段，在未来几年之内很可能我们的大飞机能够顺利走过这个阶段，配到我们的航线上。也会在国际上推进供给，现在已拿到几百架的订单。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订单，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从哪里来的呢？供给管理。当年下决心搞重大专项，包括当时作为绝密的大飞机专项，现在才看到这个成果已有望如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