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责说，母亲的不幸是因为遇到了他。是吗？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
“爸爸”，我叫了一声，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父亲的额头很高，头发已经相当稀少，戴了一副款式陈旧的眼镜，刺刺拉拉的胡子白了一半。父亲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了，衬衫里的身体十分消瘦。母亲走了，我才一下子看清父亲已经老成这样。衰老的父亲已经没有多少棱角和锋芒了。
许多儿子没有认真地看过父亲。父亲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弗洛伊德主义之中，父亲是统治和权威的象征。弗洛伊德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普遍的家庭故事：儿子具有恋爱母亲、独占母亲身体的乱伦倾向，并且因此嫉恨父亲。这即是所谓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过于强烈的时候，儿子就会遭受父亲的惩罚。父亲强大、威严、孔武有力，儿子不得不强行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欲望或者嫉恨只好隐藏起来，成为无意识——这是每一个儿子胸腔里面的小型火山。所有男人的生活都被弗洛伊德的故事肢解为两段：打倒父亲的日子和自己当父亲的日子。
弗洛伊德的奇谈怪论曾经引起许多非议和愤怒，但是，文学却时常巧妙地为弗洛伊德主义提供证据。作家笔下的许多叛逆性格总是与挣脱父亲权威的控制有关。《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用断绝父子血缘关系申明反叛之志；《西游记》中大逆不道的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父”是他“无君”性格的注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之所以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见解，显然是因为贾政无法时时亲临大观园。总之，父亲的缺席是叛逆性格的重要成因。如果父亲过于强大，儿子就会被他的阴影吞没，成为性格软弱的孱头。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父亲时常让卡夫卡倍感自卑。所以，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声称要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只能向隅而泣。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五四”以来，讨伐父亲的权威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醒目主题，例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要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父亲那里。他斗胆反抗祖父之命，拒绝做生意继承家业。上个世纪40年代的气氛之中，知识对于父亲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金钱。一个穿马褂的小老板形象远远不如手执一卷进步书刊的书生。祖父在宁波开了一家分公司，要求父亲参与买卖业务。父亲仅仅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待了半年就溜走了。他执意要到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父亲肯定没有仔细地想过钱的意义，待到他真正想明白时，钱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没有多深的体验。这肯定与父亲无暇管教有关。我只知道家里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每日夹着一个包到学校教书。父亲近视一千多度，来自家族的隔代遗传——他和我的几个叔叔站在一起就是一队眼镜。父亲的眼镜片厚厚的，如同玻璃杯底。我和姐姐、妹妹时常趁他洗脸的时候偷走眼镜，洗好脸的父亲只得在我们的笑声之中满桌子乱摸。夏天的晚上，月光如水，父亲握一把大蒲扇躺在藤椅上纳凉。几个孩子跑得累了，围上来逼住他讲故事。故事总是这么开始的：一个人出生时只有拇指大小，风一刮他就长一寸。数日之后，他已经身材魁梧，双拳如铁。后来，这个力大无穷的家伙可能倒拔杨柳树，也可能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总之，这个拇指大小的人日后不断地变成《水浒传》中的一个个好汉。
父亲就是眼镜和故事。童年的时候的确不太在意父亲的存在。肯定挨过骂，肯定也挨过打，但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一个邻居玩伴的父亲更多地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是山东人，听说会一些拳脚，把“人”说成“银”，骂起人来一口抑扬顿挫的山东腔，有时会用皮带把我的玩伴抽得叽哇乱叫。猝不及防地遇见了他，心里不免有些暗暗地打颤。我十来岁的时候，尚武之风日盛，不时拉帮结伙地在一个角落里打一架。呼啸街头的时候，我极其渴望有一个哥哥做后盾。父亲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不可能帮我抡拳头。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父亲的日子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竭力睁大一双近视眼，父亲还是看不清哪些巨兽潜伏在附近，即将一跃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可能掂量出这个历史事件的重量。学校一天一天地沉寂下去，街头一天一天地混乱起来，这就是我从九岁的猫眼里所看到的一切。大字报、辩论会、高音喇叭呼喊口号和频繁的游行，这个世界如同演电影似的喧闹起来。我们都学会了一种新的赌咒切口：“向毛主席发誓”，如何如何。终于有一天，枪声响起来了，间或还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正在吃午饭的父亲啪地搁下了筷子，一脸凝重地谛听外面的动静。偶尔也有父亲的几个同事到家里来，头碰头地聚在一起，细声说一些不让小孩听到的话。那些日子里，忧心忡忡的父亲显然没有精力对付我。隔三岔五我就要偷偷地溜出门，兴高采烈地会同一批顽劣少年浩浩荡荡地奔赴我们的乐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极度迷恋一种无比粗鄙的游戏——打土战。这种游戏贮存了我的梦想。三十多年以后，我在《少年游戏》之中仍然对于这种游戏津津乐道：
夏日的午后，强烈的阳光倾泻在一片葱绿的亚热带植物之上，地面蒸发出一缕缕弯曲的水汽。一群剃着板刷头的少年涌入了荒芜多时的公园。两个面孔黝黑的首领迅速将这批少年分成两拨，而后他们率领各自的人马进入阵地。一拨人马蹲在一堵斑驳的土墙背后，另一拨人马隐于一片小丛林之中。一声高亢的号令之后，他们开始互相投掷土块。无数土块掠过空中，或者砸在土墙上砰然迸散，或者击中了小丛林，哗啦啦地带下数片绿叶。土块轰击过后，两拨少年轮番向对方阵地冲击。他们一只胳膊护着脑门，警觉地闪避空中飞来的土块，另一只手不断地拾起土块向对方投去。冲击过程中，每个人嘴里都呼喊着当年最为流行的电影台词：“占领冬宫！”“鬼子进村啦！”“有地雷！”“让列宁同志先走！”当然，这种冲击同时还包含着偷袭、迂回包抄、单刀赴会等小型军事行动。大约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战事暂告结束。双方人马重新聚在草地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满身的油汗和着污泥。
我肯定是在一次打土战结束后听到消息：父亲和母亲就要下放到遥远的山区去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戴着厚厚眼镜的父亲打算在梯田里种出自己吃的水稻。显然，我没有感到伤心或者依恋不舍。我不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驱逐。帮助大人捆扎行李家具十分新鲜，父亲和母亲许诺很快就要带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搬家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尤其是可以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父亲和母亲离家的日子我依然快乐，约束彻底解除了。几个月的时间仿佛一转眼过去。抵近年关的某一天，回家之际突然见到了父亲和母亲坐在床沿。父亲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胡子长得吓人，一脸倦容；母亲拉了我的手说长得高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察出了分别的意味。
多年以后，我读到了韩少功的小说《鞋癖》。60年代的革命季节里，一个男孩子的父亲失踪了。男孩的母亲四处搜寻，终于在一条江的下游访到了一具无名男尸。男孩的母亲用手挖开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根据尸体的羊毛背心判断这即是男孩的父亲。可是，这个男孩子总是隐隐地觉得，父亲仍然躲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一个背影，墙上的一片水渍，一个无端破裂的蓝花釉碗，电话筒里一声含混沙哑的吼声，父亲常坐的藤椅咯嘎一响，一切都让这个男孩抚摸到父亲的气息。生活如同风中的绸布抖动不定，这个男孩固执地在生活的每一个褶皱里寻访父亲的踪迹。我一反常态地热泪盈眶——我太熟悉小说之中的父亲形象了。合上了小说之后我又感到了羞愧。我在这个男孩的年龄竟然如此迟钝，我呼啸着抛掷出土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此刻父亲在哪里。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带我们到山区去——那个大山窟窿的荒凉和偏僻吓坏了他们。按照父亲的说法，点一支烟就可以将大队的所在地来回走三趟，几幢房子之外就是望不到边的高山大岭。他们下不了决心让孩子彻底割断城市文明的脐带。过了年父亲又返回山区，不久再度回城——父亲的眼睛出了大毛病。由于高度近视，父亲的眼球被拉成椭圆形的橄榄球，某些血管绷得太紧，劳累之后左眼出血。血迹洇在视网膜的中央，他把笔直的公路看成了弯曲的河流。医生劝他休息一段时间，避免剧烈的活动，这一次父亲待得比较久了。每一日我陪父亲散步，走过几条马路和一条小河，听一听父亲的各种考虑。日后回想起来，我就是在这些散步之中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懵然而又快乐的少年阶段。
这个时候的学校已经陆续恢复上课。但是，从教多年的父亲一眼就明白，那仅仅是一种敷衍的形式。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学校里传授的知识对付不了奇诡的生活。未雨绸缪，父亲开始动用他黯淡的想象力设计我的前途。这时，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了“意志”和“毅力”两个概念。父亲告诉我，这是男人的必要品质。
父亲所说的“意志”和“毅力”从未和总统或者科学家这种伟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他赠给我这两个概念意图是要求我有所准备，不要片刻之间就被生活的一记重拳击倒。按照他的经验，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冷不防地杵来一拳。意志和毅力如同一个拳击手的抗击打能力。父亲不愿意我动不动就脆弱地表示：这真让人受不了。父亲期望我用意志和毅力忍受一切：弓起身子，打吧，我没别的本事，就是抗得住。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生活的资本。
根据有限的历史知识，父亲发表了他的估计——我的生活之中恐怕要遭遇战争。战争的周期比一个人的寿命要短。当时的父亲想象不出精确制导导弹和令布什总统魂飞魄散的生化武器，父亲考虑的是我依靠什么在兵荒马乱之中谋生。家有万贯，不如一技随身，这是父亲经常重复的一句俗语。我练习过草书和隶书，练习过乒乓球，练习过围棋。如今我依然喜爱书法、乒乓球和围棋，但是，当初的确是指望这些技术日后能够赐一口饭吃。一手好字可以替人写春联，各种级别的乒乓球集训时有所闻，围棋比赛也慢慢露面。不过，父亲和我最后一起看中的是木工。
那个时候常常可以见到木匠打家具。多看了几遍，我就无师自通地干了起来。我渐渐配备了锯子、刨刀和凿子，斧头因为太贵而欠着。锯木头是令人生厌的活计，刨木板却是一种乐趣。伏下身子嗤地一声推过，一条长长的刨花翻卷出来，如同扯出一面小小的旗帜；随后，木头的清香慢慢地沁开。我买了些木头做成了几张方凳，竟然使用了许多年。我的一个叔叔从南京寄来了一本《农村木工》，这就是我当年赖以修炼的武功秘籍。
我至今还不太明白是什么促使父亲下决心和我谈起了文学。文学的工具仅仅是一张纸、一支笔，甚至比乒乓球拍或者围棋盘还要简单许多。成本低廉肯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父亲一定还是有过久久的犹豫。父亲见到了文字招惹的许多杀身之祸。他自己也几乎中箭，只不过因为射手张满弓的时候突然断了弦而已。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对于文字深怀恐惧。他仔细地检查家中一切留有文字的纸片，严厉制止孩子养成乱写乱画的习惯。他觉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笔迹越少越安全。万不得已写些什么，即使给不识几个字的乡村大队长写封信请假，他也要反反复复地字斟句酌，誊清之后立即销毁草稿。父亲生怕某一个阴险的句子突然从纸张上跳起来狠狠地咬人一口。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一切都要放在鼻子底下嗅三遍，这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父亲属蛇。用外婆的话说，属蛇的人心事多。即使如此，父亲还是厄运连连，时时被不知什么地方撒下来的网罩住。
小心翼翼的父亲终于开启闸门把我放入了文学的殿堂，不知是深谋远虑，还是一时松懈。大约我七岁的某一天，独自在家里一张大理石的圆桌上兴之所至地写了一则短文。父亲偶尔见到，觉得有趣，标上日期“1964年9月”之后收藏起来。三年之前，父亲竟然找出这一则短文的原稿还给我。稿纸发脆发黄，折叠之处均已开裂，父亲用一张蜡纸包裹起来。父亲烧掉了无数相片和文字材料，为什么这一则短文成为漏网之鱼？我不知道该不该用“命运”这个词解释。想一想父亲对于文字的苦苦回避，“命运”这个词的此刻含义不如说是造化弄人。
这一则短语文如下：
要说什么大？
陆地真正大。我们全世界一看也看不到边。我们还有什么大呀？是大海洋。海洋比陆地还要大。地球多大？大海放在地球里面，大家看一看海多大，地球比海大得多少也不懂得。再说比地球还大的东西是什么？那太阳比地球还要大得多。我们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大。看我说，如果地球大，太阳比它还要大！又来一个比一个大了，天比太阳还要大。什么东西都是还有东西比它大。
三十来年过去了，父亲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角色。父亲的身板、步态、音量、手势全靠一种权威的架子支撑着，震慑儿子们的蠢蠢欲动。一旦权威的架子支撑不住而垮下来的时候，父亲一下子就老了。许多父亲的衰老总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儿子发现父亲衰老得管不了自己的时候，父子的等级关系就结束了。这个时候，父亲和儿子反而很容易成为朋友。儿子对于父亲的感情往往是在发现了父亲的衰老之后。这个发现来自朱自清的《背影》。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厦门大学念书。授课的教授说她要将《背影》朗读一遍，不少人觉得有些多余。可是，她音调低沉地缓缓读过之后，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窗外相思树上的知了在夏日里无忧无虑地聒噪。那个时候全班的学生都意识到，他们的父亲老了。
父亲现在独自住在一套小小的寓所里，寂寞地和几条金鱼做伴。他的眼睛不允许过多地看书、看电视，父亲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父亲不爱打扰别人，也不爱打扰我。他认为我很忙，看看不完的书，写写不尽的字。我打了个电话过去，他总是说没事没事，一切都好，然后匆匆地把电话挂了。即使发烧到嗓子哑了，他也不吭气，自己找了些药片吃一吃就算了。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日子里，父亲有没有重新思量过年轻气盛时的选择？
附录：《找到与丢失》（节选）
我并未拥有一个文学的童年，这远不如那些幸运的作家。我的外婆无法为我讲述种种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我的父母也没有足够的藏书培养我的文学细胞。那个时候，作家从未成为我梦想的偶像——我甚至不清楚作家为何物。我对文学的认识仅仅体现在一个稚嫩的概念之中：“作文”。
“作文”这一概念一直维持到了我的文学启蒙。
7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作为“下放干部”——一个不明不白的名词——迁徙到遥远的山区。年迈体衰的外婆无法管束我。于是，我成为一个快活的野孩子，或者聚啸于街头，或者浪迹于公园。尽管当时已经对小说产生了一种自发的好感，但是，我并不想亲近文学。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父亲警告我远离文学乃至远离文字。他甚至阻止我写日记。
但是，对于文学的禁忌终于由父亲亲手打破了。由于深度近视引起了严重的眼底出血，父亲不得不由山区返回城市休养。大约是因为无聊和多年的语文教师的习惯，父亲向我谈起了诗。他首先考我，如何用画面迂回地表现这样两句诗：“深山藏古寺”和“踏花归来马蹄香”。我想不出该用一个和尚挑水进山回答第一句诗，但我想到了可以用几只蜜蜂绕着马蹄来再现第二句诗。这样，父亲慢慢地向我说到了唐诗和宋词。
不过，那时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写诗才能。他也曾指示我作一些诗试试。我拼凑了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交卷，诗作之中处处点缀着“战旗”、“东风”、“群雁”、“春雷”这些词汇，他看了之后只是默默地摇头。直至某一天，他偶尔在笔记本里看到了我自发创作的一首挖苦同学相貌的歪诗，这才多少恢复了一点继续教诲我的信心。
我的记忆之中，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师很大程度地维持了我的文学兴趣。他的几次课堂提问恰好撞上了父亲灌输的内容，这使我得到了他的青睐。他戏称我是班上的语文“王牌”，并且时常创造机会让我表演。这终于激发了我的虚荣心，让我兴致勃勃地记住了诸如平仄、词牌以及《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一类文学的外围常识。
70年代中期，我在中学毕业之后离开了家庭，扛起行李落户到乡村。我曾经在《铁路风景》一文之中描写过我的知青点：“知青点是一幢二层的砖木楼房。跨出知青点大门，迈上一个小坡，即有一条铁路冷冷地横陈在眼前。铁路距离知青点大约二十五米左右。每当列车驶过，屋内脸盆里的水便会跳荡起来，形成一圈圈的涟漪。”就在这一幢知青点里面，文学产生了新的意义。
文学在我的下乡生涯之中具有两重性。
不可否认，这时文学已经成为我筹划生计的一个行当。在农民、民办教师、木匠这些半是幻想半是现实的前景之中，以文字谋生似乎颇具吸引力。从小唱本、打油诗、相声、快板书或者民歌出身的大有人在。这时我盼望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的意义也就是一份稳定的口粮和相对轻松的活计。
然而，直至我脱离乡村，文学谋生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幻。文学若隐若显地浮现于我的乡村日子，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慰藉——我指的不是文学阅读，而是文学写作。劳作之余，孤独之时，伤心之际，面对一枚孤灯，在纸上写下些许人生感慨，这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解脱。尽管这些作品多半未脱稚气，但是，这显然更接近于文学的源头。
于是，当大学的大门再度洞开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我选择大学文学系的原因。大学的图书馆里陈列着一排排文学经典。一大批文学大师缓缓地向我走来。这时，我才真正窥见了一个博大的文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