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另一种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由父亲的只言片语、偶尔的夸耀或者零散的回忆拼凑起来的，残缺不全。然而，我固执地相信这个形象的存在。
父亲的飞鸽牌自行车横杠上坐着姐姐，后架上挤着我和妹妹。骑着骑着，父亲的双手突然松开了龙头，自行车依然平稳行驶。父亲哈哈地笑了起来。父亲的自行车技术堪称一流。叮叮当当的自行车在父亲的胯下如同一匹温顺的小马。父亲曾经为我们表演各种特殊的车技。他可以左边上车，也可以右边上车；可以骑车拐一个半径极小的圈子，甚至还可以停在自行车上不动。缓缓地骑了一小段路，父亲突然腾空而起，胯下的自行车箭一般地向前蹿去，双脚落地之际，父亲及时地伸手抓住了即将倒地的自行车。父亲还能够骑在车上俯身拾起地面的东西。自行车向右面斜斜地倾去，骑在车上的父亲却向左面弯下腰来，自行车的龙头左边交给了右手，左手就能碰得着地面了。父亲说他曾经一面骑车，一面从马路的路面上捞起一只慢吞吞地爬过的乌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父亲还擅长和别人斗车。自行车迎面向对手驰去——即将相撞的时候猛然一错身，自行车的后轮恰到好处地刮上对手的前轮，对手的车子肯定哐当地仆倒在地。父亲小时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骑自行车与摩托车相撞。父亲一如既往地在马路上飙车。快速绕过一辆公共汽车时，已经来不及闪避迎面而来的摩托车了。父亲下意识地对准摩托车的前轮撞上去。哐地一声巨响。幸好祖父给父亲买的是德国进口车，坚固的车身竟然没有撞断。父亲向后飞了起来，落在两丈开外。所幸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父亲还说过，一回他和几个少年伙伴喝醉了酒，各自骑了车，用双脚掌握着龙头，满脸彤红地呼喊着从一座桥上冲下来。我知道那一座桥，坡度相当大。我想象一伙少年大呼小叫地从桥上歪歪扭扭地冲下来，放肆地抛洒一路的笑声，心中忽然浮出一句话：一事能狂便少年。我猜想，懦弱内向的父亲早先肯定有过狂放的时候。
父亲的游泳也不错。一条大江穿过我所居住的城市，如同一条偌大的蟒蛇蜿蜒入海。少年时代的父亲时常泡在这条江里，一到夏季就晒得如同乌黑的泥鳅。然而，我感到惊讶的是，父亲竟然敢在深夜下到江里游泳。我仅有一回深夜游泳的经验。那是在海南岛的三亚。一轮月亮悬在空中，海面上俯下头居然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海底的沙子和礁石。然而，江里的水情比海面复杂得多。各种漩涡、死角、枯树、水草隐在暗处，阴险狡诈，深浅莫测，偶尔还会有一些水蛇悄悄地游过。然而，父亲一点儿也不在乎。那时父亲是“南下服务团”成员，刚刚从上海回来不久。父亲分配在市总工会，办公楼就在江滨。父亲常常晚上加班，写完的材料就到江里遨游一番。夜黑风高，一条大江哗哗地流过，父亲站在沙滩上往胸口泼了泼水，孤身一人就扑了下去。那时的江里浮着许多上游飘下来的木排。不小心一个猛子扎到了木排之下，就有可能浮不上江面——黑黝黝的水底下找不到明亮的天空。父亲没有什么顾虑，一个人哗啦啦地在江里游过来游过去。偶尔还能摸得着一两只虾，父亲就剥了皮生吃了。父亲说生的虾肉有些微甜。
父亲那个时候不仅艺高胆大，而且时常风光地抛头露面——当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和市民听不懂北方话。北方干部做报告需要方言翻译。父亲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是省委书记。渐渐地出了名，父亲成了北方干部与这个城市工人之间的语言桥梁。并肩与各种头面人物站在讲台上，模仿他们的手势和口吻滔滔不绝。那时的父亲声音嘹亮，神采奕奕，踌躇满志，如同一粒饱满的种子立即就要脱颖而出。父亲肯定没有料想到，这就是他最为辉煌的时刻。不久以后，上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这粒种子骨碌碌地滚到了一个水泥旮旯里面，再没有发芽的机会。剩下的日子里，这一段短暂的翻译生涯成了父亲的收藏之中最为贵重的记忆。
我相信曾经有过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我固执地寻找这种父亲的形象。我无法想象的是两种父亲形象之间的落差。哪一天开始，父亲变得目光黯淡、忧心忡忡了呢？现在，我终于明白，解释父亲形象的转折就是这本书的使命。
附录：父亲手记（二）
1953年，大张旗鼓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了对不法资本家反“五毒”阶段。福州市在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五万人大会，全市通过有线广播家家收听大会实况。大会由市委书记主持，省委书记也到场，但不露面，而是隐在“健身房”内，省委宣传处长在场内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健身房”与主席台，传达省委书记对于会议的指示。
广场南端新搭一座高大的主席台，分两层。下面一层留给被批斗的资本家坦白用的，只设了麦克风。第一层后面搭起的第二层才是真正的主席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场，还可以看到第一层发生的一切。主席台设两部麦克风，一部由市委书记用，另一部由我用来翻译。今天的翻译有些特殊。
市委书记交代：我向全场翻译他的讲话，还要把坦白人当场用福州话坦白的内容翻译给他听。同时，翻译市委书记的讲话时，他厉声，我也要厉声，他大骂，我也要大骂！
作为全省全市资本家的典型，当天上台坦白“五毒”罪行的大小资本家共六名。第一个重头戏是福州市爆竹行C老板。我不断地把C老板的坦白翻译给站在旁边的市委书记。突然，书记一声凌厉的断喝，连珠炮似的责问、揭露打断了C老板的坦白，我立即就仿照书记的腔调厉声用福州话断喝、责问……坦白又继续了，我立即又变个角色成了坦白人的传声筒，突然一阵大骂，我又马上换个角色……全场只有我最忙，说的话最多。C老板下去了，换一个上来，每次都得打断好几次。其中居然上来一个我的初中同学X，广东人，这时已经当上老板了。他是用普通话坦白，我还得把它翻译成福州话当场向全市广播。六人中有的是坦白从宽的典型，有的是顽固不化、从严处理的典型，市委书记的口气、腔调、说法都不一样，我演戏似的鹦鹉学舌跟着转场。
通常说好翻译的标准是所谓“信达雅”。从我的特殊对象出发，我以为应把“雅”改为“俗”。我就是倚重这个“俗”字，博得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欢迎。我的口译不完全只是把应译的话变个话音，还时常要找到相应于北方话的福州话语汇，许多都是“土白”。许多“土白”是写不出的。它们往往只在没有什么文化的那一阶层人群中流通。一般的“学生哥”说不来，甚至难得听到。如果翻译得准确，给听者的印象特别深，而且会记得很牢，过后还津津乐道。我之所以熟悉这类地方群众语言，主要得益于小时喜欢听“福州评话”。评话的语汇极其丰富、通俗，许多只有音而写不出字，可是生动得很。解放后，我在工人中混的时间多了，出于做群众工作的需要，也用心学着说。我的这个特点，至今一些工人老朋友还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