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运的转折
我是1946年初从石家庄回到通州的。我家坟地，虽然就在从火车站回家的路旁，三义庙西侧。我混得如此沦落，也无颜拜望父亲的墓。西望潞河中学，湖边小亭虽在，但已破旧，只有那教堂和一派青砖青瓦的教学楼，还是整整齐齐的，只不知是否已从“县一中”恢复了“潞河中学”的名号。进新城南门，城门虽在，两边的城墙却已是断壁残垣。路过十字街口，它原是南城的小商业区，现在看来，“光复”以后，也并不景气。本来这小小的街口，有杂货店、粮店、肉铺、小药房、卖菜的、卖烧饼油条的，一应俱全，供应着新南城七八条胡同的日常所需，现在虽还有几家小店，只剩下卖杂货的、卖粮食的，肉铺、药房、卖烧饼油条的，都已关张歇业。
武定庵更加破落了，连胡同西半截的那些高台阶都溜坡了。我家西邻的大杂院，临街的北房都已倒塌，原来刘大爷、苗大爷的住室，只剩了烂砖碎瓦，连街门都没有了。南边、西边的房子还在，但院子里的空地和东院墙，都搭建了不少小棚，并堆放着各家的杂物，这可真是大杂院了！房门就是街口，所有的杂，都裸露在过路人眼中，好一座贫民窟！我家房屋虽还未倒塌，可三间老屋的屋顶却更加“厚重”了。妈妈向我诉苦，说老屋的屋顶该大修了，今年的积雪已渗湿了顶棚，怕是有不少漏处了。我看看那所谓“五间新房”，经过八年风雨，也早变旧了。自从赎回来，就没租出过。只有两间东房，住着一位买卖人的伙计和他的妻子、小女儿，不可能租几个钱。我和二姐都已四个月没给家寄钱了。好在大姐已经找到，她寄了一些钱来，聊充家用。妈妈和小弟没有挨饿。我回家时，已是腊月末尾，“二十三”糖瓜沾的日子，家里还是冷灶，想来，妈妈是连简单的年货也备不起来了。大哥还没找到，我也别做上学的梦了，这家不能久待。因为大姐当时已有两个孩子，她自己并无工作……
好在一过年就接到北生来信，告我小一哥的一个亲戚是搞接收“敌产”的，天津有几家日本木厂，现在还未能接收，要人临时看看厂子，就是两三个月，你和傅士奎，都可以来，随信还给我寄来20元钱。我觉得在家也只是给妈妈增加负担，外出当个“临时工”，凑乎几个月再想办法。就这样，留下10元钱给妈妈，在稀稀落落的爆竹声中，悄然离家，乘火车由北平转站，当天就到了天津。我是第一次到天津，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也没公共汽车。反正那也是“走路”的年代，哪怕北平有“当当车”，票价很便宜，我在北平，也总是不骑自行车，就是走路。这回我也是按信上地址，顺着大桥（即今解放桥），一直向前，在路的尽头，我到了“铃藤木材厂”。这厂子只有一个木工车间，一座两层办公小楼和一大片空地，堆满了木材，原木成材的不多，不成材的废料却堆成了一座山。我去时，北生和小傅已在。分工是北生和我留在一厂，小傅去守二厂。二厂较小，木材也不多，两个厂都留下了一个工头儿，两个工人，轮流巡逻、防火。经费靠卖不成材的废木料维持，由北生记账，在石家庄他就是会计，这简单的账目，对他算不了什么，10分钟就解决了，我则无事可干。早晚陪工人绕厂“巡逻”一番，就可睡觉了。北生不同，他在天津有不少朋友，每天总是人来人往。这虽是有饭吃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待得很郁闷，经常感到十分无聊！
那时，“解放桥”附近，有一家大光明电影院，整天上演美国电影。有一次路过，被那《魂断蓝桥》的大广告吸引住了，就约好小傅去看。玛拉的悲剧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曾连看了三场。或许因为第一次看到所谓“罗斯福时代”的文艺片，也是第一次看到费雯丽的表演，印象深刻，对那首苏格兰民歌调，也居然学会了哼哼，直到女儿们都已长大，看《魂断蓝桥》时，听到这首曲子很耳熟，才想起这是父亲经常哼哼的曲子。直到看费雯丽的成名作《乱世佳人》时，我还是和别人看法相反，而且并不喜欢。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形成了偏见。可以说，在那两个多月里，看电影成了我唯一解闷的消遣。只不过像《魂断蓝桥》这样能使我历久不忘的却不多。后来又看了嘉宝的《瑞典女王》和《茶花女》，才知天外有天，从表演艺术来看，嘉宝更胜于费雯丽。至于《人猿泰山》系列，我只看到两集就没兴趣了。我想，这《魂断蓝桥》所以给我印象深刻，首先自然是玛拉的悲剧，同时也有这片名的吸引力。它不是直译，而是意译，并且很切合影片的意蕴。这本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又是一位英国老将军在“二战”时途经滑铁卢桥，追忆起年轻时难忘的爱情。在话剧里，《雷雨》的悲剧意蕴，曾引起过我深思。看电影《魂断蓝桥》，也使我“牵肠挂肚”，这或许是一种偏爱，后来，又钟情于《红楼梦》，大概也有着这种“意识流”！只不过，有一段时间，非把片名改成《滑铁卢桥》（据说这是影片原名），但在我却感到索然无味了！说到《魂断蓝桥》的译名，我得说点后话。记得后来上大学时，很喜欢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如《高老头儿》和《欧也妮·葛朗台》，最初读的是一位高先生翻译的本子，总有些别别扭扭，而且词语也缺乏美感。后来又看到了傅雷先生的译本，就不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异国风情，还能让人体会到他在翻译中也寻找与中国相近的事物、习俗，给以准确地表达。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我按胡乔木同志开列的名单去上海约稿，其中就有傅雷先生。我拜访他，就想请他谈谈翻译问题。傅先生后来虽给我寄来过两篇文章，却都不是谈翻译的，不过，他听说我看过《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儿》，倒给我提了两个要求，回去查查：（1）看看他的翻译本中的事物、习俗，和中国相近的，译文哪些是贴近而又不失原意的；（2）译文词语哪些还生硬或者太俗，失去原文意蕴的。其实，我对翻译一窍不通，不过，这倒提醒了我想请教的问题。我就问了傅先生，费雯丽和罗伯泰勒演的这部影片片名，究竟是《魂断蓝桥》好，还是《滑铁卢桥》好，傅先生大概也知道翻译界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傅先生说，片名原是《滑铁卢桥》，是直译，这最准确。不过，翻译家大概很喜欢这部影片，他的“意译”，倒是别出心裁，而且概括了全片的悲剧意蕴，我听了感到欣慰。其实，那时并没有美国影片上映。所以，傅先生还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看到《魂断蓝桥》的？”我说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岁时看的，印象比较深。
《魂断蓝桥》和我当时所处的罪恶的现实并无关系，那时我所看到的是天津街头横冲直撞的美国军队的吉普车。至于那些美国大兵们，虽不见在街上强买强卖，却看到他们在海河边做丑陋的“交易”！铃藤木材厂就在海河的右岸，本来这里只有几家工厂，稀稀落落的，那时却热闹非凡，岸边搭起了许多帐篷，也盖了不少棚子，打出的招牌是洗衣店，岸上也确有若干长绳，晾着美国大兵的军服、衬衣和军毯，实际这是幌子，那一排排帐篷和木棚，都是招揽美国兵的暗娼淫窝，我以为，那里未尝没有“玛拉的悲剧”，而那些美国兵，为了瞬间的寻欢作乐，甚至可以用手表来抵债，旧军衣、旧毛毯，也一律出卖，这就是我在天津看到的与《魂断蓝桥》共存的美国大兵的文明。
这是浮想联翩，就此打住。三个月不到，铃藤木材厂来了“接收大员”——一位瘦弱、矮小而撇着一口上海腔的瘪三。他的所谓“接收”，就是拿着“国民政府”经济部某大员的一纸手谕，来处理天津的这几个厂子。两天时间，把木场所有的东西都卖光，包括办公楼的桌椅沙发，以至杂物，场地被定为“敌产”没收，等待拍卖；几个守场的工人，给30元遣散费，北生、小傅和我，本就是“临时工”，同时“走人”，同等待遇。于是，我又回到了通州，已是夏天。母亲告诉我一个喜讯，说大姐已找到了大哥。他正在上海警官学校学习，等待分配，他会谋求分到北方来。我很奇怪，他本是学医出身，在于学忠军队里，已晋升到军的医务处长，干什么又去受警官训练。我对“国军”和警察都没有好印象。知道他尚未结婚，尚可养家，这就是大喜讯了！我的上学梦又开始升温了。我向大姐大哥提出了这个愿望，他们却没有明确表态。可我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就先补习起功课来。石家庄小友张家屏，在北洋大学已读到四年级，他星期五不上课，答应下午给我补课——讲数学。那时我只自学过小代数、初级几何。其实，我这样的水平，究竟能上什么学，自己也不敢细想，家屏对我这学生还算满意。开始，他每周留下的作业，我勉强都能完成。到了学大代数，我就糊涂了。只能咬紧牙关，家屏虽有耐心，我却很不好意思了。好在到了年底，大姐大哥都表了态，来信说，姐夫是搞哲学的，既教学，又写作，我可以去当他的助手，等他应聘的大学定下来，我就可以去大姐那里，上学的事以后再说。这对我来说，虽还是前途未卜，总还是个好消息。家屏也即将毕业，正在做各种准备，告别学生时代，我就不再让他补课，也算为他减负了。
1946年，就这样忽悠过去了，最后的半年，我往返北平通州，出入北洋大学，有时也去中国大学看望萧园，或住在傅士奎家中，傅在上高中。抗战胜利虽然刚刚一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各级官吏的腐败，已经大失民心。北平各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北洋大学就经常有学生论坛，我接触的三位“石家庄好友”，就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和立场。家屏是学工的，又是高才生，向来不问“政治”，家里是铁路员工，他又学的是铁路工程，学业即将结束，到铁路部门工作，自是有优先权。他本有音乐天赋，如前所说，在石家庄实习时，他是“小团体”中的“歌手”，还得到过一位姐妹的“青睐”，而他又是一个帅小伙子，实际在北平早有“爱侣”，并且可能已经在酝酿婚姻了。在给我补课期间，几次都有同学来约请他开会出节目，他一概辞谢。他告诉我，这是两派人，我哪派也不参加。有一次，还是小一哥来请他，他也谢绝了。萧园仍是老脾气，他所在的中国大学，也是学运中两派对立的中心。他是“左倾分子”，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兴奋地和我谈到他们同“三青团”的斗争，他那时已是二十三四岁，仍是一派天真。小一哥则完全不同，他几次来找家屏，很恼火所谓“反政府”的学运，说是共产党在操纵，“祸国殃民”。这时我已不大尊重这位小一哥，我觉得他处处站在“国民政府”那边说话，他怎么就看不到，抗战胜利，仍然民不聊生，像萧园说的这个政府压迫人民，跟日本鬼子没有两样。我忽然想到，我们去天津当“临时工”，北生讲，就是小一哥给介绍的，看来，他和“接收大员”还是有关系的。
1946年12月的一天，我又由通州坐火车到北平。从前门下车走到府右街北口，离北洋大学已不远，突然交通堵塞，东西两路拥过来上千的学生。东边来的是北京大学的，西边来的有北师大、中国大学、北洋大学，也有从西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赶来的。喊着口号，有“美国滚出中国去”，“严惩强奸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我向一位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打听出了什么事？他怒容满面，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同学昨天看电影时，被美国大兵劫走强奸了。”我知道他把我看成学生了，但这种事不出我的意料，我在天津海河边看到过他们的丑态。这群色狼和禽兽，在异国他乡待长了，就会干出这种事，但那时还想不到他们会对女学生下手。这就是震动中国的“沈崇事件”。我写这节文字时，想查证一下时间，终于在新《辞海》的“抗”字上，找到了一条“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记录了这个事件，时间是12月24日，这暴徒的名字叫“查斯”。其实，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训练出来的“侵略兵”，至今恶习不改，据电视台新闻报道：“冲绳岛美国驻军又强奸了日本一个14岁的学生，激发了冲绳人民大规模抗议示威。”
1946年的“沈崇事件”，激发了中国热血青年反对美帝国主义“占领”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揭开了党所领导的反蒋、反内战的进步学生运动的序幕，此后，反饥饿、反内战的进步学生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10页）只可惜，我当时是个无业青年，没资格进入他们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