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纪彬当时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古代儒家哲学方面，特别是《论语》。1948年，我笔录他的《古代儒学哲学批判》，大量的是修改旧稿，其中有几篇论题还经过反复修改。如他在《自序》中说，此书初稿，曾印发于国立东北大学及私立尊经国专两校听讲学生。嗣后，颇有修改。总计前后，讲授四遍，更易三次，始得定稿。序后署“1948年6月10日赵纪彬识于青岛山大教授公舍”。重读这篇自序，虽已恍惚，对有些词语却还有印象，似也是我的笔录。但阅读书的内容，又非全是我的笔录，我印象最深的是《释人民》，我笔录的不知是这本书里的第几稿，我录了两次，几乎等于每次都是重写，这是《论语》全书讲到人与民，以及有关与人和民相联系的词语的解析和考证。作者自云：“《释人民》篇，分析春秋末时社会之阶级构成，指出‘人’与‘民’是当时社会之主要两大阶级；其二，《君子小人辩》篇分析‘人’之阶级内部之派别分裂，指明‘君子’与‘小人’是‘人’之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大对立派别。”（《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自序》）
《释人民》、《君子小人辩》和《说知探源》这三篇我都笔录过。此书本名《论语新探》，1948年送交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这是纪彬写作时间最长的书稿，我只知道《释人民》和《君子小人辩》这两篇，他在1948年上半年，曾反复修改了几次。这两篇文章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他是把“人”与“民”、“君子”与“小人”，在《论语》的词意内涵全部进行考辨，以识别它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发现了在春秋末期这“人”与“民”是两大对立阶级：“人”是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而“君子”与“小人”之争，则是“改革者”与“维新派”，他们“人”的内部的派别之争。《论语》中孔夫子的所有“语录”，阶级观点是相当鲜明的，他从没有把“民”当“人”过。纪彬对《论语》的新探，确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和论辩，是哲学史研究的新贡献。《论语新探》不只独树一帜，极具说服力，也深受毛泽东主席的赞许。今天时髦《论语》讲座如此风行，我实为马克思主义之现实遭遇而感到悲哀。
我这一生从未尊孔，大概也是因为我本来对哲学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不过，也不能说《论语新探》就是反孔。纪彬在孔墨两学派对立的论辩中，是一种科学论断。他只是认为，孔子主张应当遵守先王之礼，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应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孔子也并非完全主张复古。他也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无疑也是历代对先王之礼都有“损益”——即改良的主张。
孔子的这种主张，自然是历代统治者所欢迎的，因为这有所损益，都无害于它的统治。但改革却会破坏和动摇它的基础。《说知探源》是论孔门教育和知识见解的，也是和前面一篇《知能学习论》密切相关的。这也是纪彬多方取证解开的难解之谜。孔夫子是国人公认的大教育家，在他的《论语》中讲了很多学与教的传之千古的卓见，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我儿时入父亲私塾学习，虽未正式拜师，却看过同学们行拜师之礼，那是十分庄重的。一般都是父亲带来，长幼两人衣帽整齐，学生先向至圣先师的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拜师之礼，稍有简约，只是一跪三叩首即可，这是近两千年的塾教传统。所以，孔子成为历代人的尊师，即使叛逆的贾宝玉，也要说一句：“孔子是亘古第一人，只得听他这句话。”即使在“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不少教育家，仍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超阶级的，是一视平等，“有教无类”。可《论语》中又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明确界限。这“民”连“知”的权力都没有，又哪来受教育的权力。纪彬的研究，多方面论证了他们这“无类”也同样不包括那“民”在内的。
《墨经》我当时读不大懂，也未求甚解，但墨子的为人，他的“兼爱”、“非攻”、“节用”等主张，都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或许并不是他的学说对我有什么影响，而是因为他的言行有益于当时的人民，令人钦佩。我在阅读《非攻》时，也同时看了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非攻》这篇作品中墨子的形象，可以说他是鲁迅笔下少有的塑造得血肉丰满的“中国的脊梁”的文学形象——他吃苦耐劳、勇敢机智又谦虚质朴。小说突出地描写了他不顾安危，冒死前往楚宋，化解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救了楚宋两国人民的故事。
孔墨显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对立和斗争，在纪彬的研究中，是属于改革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墨家是改革派。墨子主张的“非攻”、“兼爱”、“非命”、“节用”各章，都显示出对“君子”学派保守落后的批判。纪彬认为，墨子的这些观点都有时代的进步意义。而孔孟所批判的“小人”观点，则多数是墨学见解。在我看来，墨子的学说和作为，都有重民生、重实际功利的倾向，不唱高调，对君主、君子不利于人民的思想行为，一律加以批判。不过，墨子学派虽“显学”一时，终不为后代统治者所接纳，到了汉代，就成了《史记》游侠列传里的人物，墨家学说却不再有继承人了。这是我在笔录纪彬先秦诸子研究中形成的自己的一些看法，与他的哲学论断无关。
孔墨显学的论争，实际上是在战国时代，墨子以《论语》的儒家学说为对手；而儒家学说的思孟学派则是以墨子为“小人”学派进行抨击。我虽受笔录观点的影响，但哲学问题在我难以全部入脑，我往往会从诸子言行的直观体验中接受“营养”。比如孟子，在纪彬的哲学思想评价里，地位不高，我也知道，孟子那千古“名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按照他这种“通义”劳力者得世世当劳奴，供养治人的“劳心”主人，永远不得翻身。这绝对是毫不掩饰地为统治者服务的。但是，有时我又觉得，孟子要求“士君子”个人修养的许多想法，曾培育了后世志士仁人勇赴危难、慷慨就义的英雄气节。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如孟子曾历数古圣先贤均“发迹”于民间，我每每为他这种“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的豪情壮志所激励，想起了我心目中可称为大丈夫的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的慷慨就义而心潮澎湃！也会忘掉唯物与唯心……我以为这都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以我的文化思想水平，读《诸子集成》，当然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内涵，他们那种思辨的问题，我即使读了，也觉得枯燥而难求甚解。只不过，在笔录中，纪彬的对文献的熟悉，逻辑的严谨，思辨的清晰，文字的简洁，都不知不觉地给我后来的文字工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两年多的“夜练”，也养成我后来只有开夜车才能出活儿的写作习惯。
这两年多，我在山大旁听，虽有“逃学”的记录，那主要是日语，我虽在上小学受奴化教育时学过一年多，如我在《求生苦旅》中所叙述的，都是“集体作弊”过关，根本没有入脑。在青岛，纪彬叫我学日语，是为了以它为工具，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在“五四”前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或者列宁的著作，多数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也包括苏联的书籍，日本翻译得很快，而我国留学生也是在日本的最多。只是我的父亲虽然自学英文，文字翻译能力很强，却没有把这样的“基因”遗传给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学习的条件下，我也没有产生过学习外语的紧迫感，而且终生也没有能掌握一门外语。
不过，那两年我听的都是名师的课，即使我没有受过这门课系统的教育，但我既听了课，总在这“白纸”上有所记录。比如我听杨向奎先生的“中国通史”（可能不是这个名称）先秦史部分，至少使我了解了夏、商、周历史发展的轮廓，而且我知道杨先生是傅斯年、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但他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勇于探索和坚持求实的精神，发表了一系列先秦史的考证文章，对老师们的权威结论提出质疑，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态度。这一直贯串到他主编《文史哲》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杨先生的历史课，我只听过“一段”，但他却是我一生不忘的恩师，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名《迟到的悼念》，这里不再赘述。汉乐府、南北朝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我似乎都听过几课，我记得都是萧涤非先生讲的，我特别喜欢背诵《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和《木兰诗》，也喜欢陶渊明的诗，却不大喜欢谢灵运，以为他诗的对仗太拘谨了。为此，我也曾听过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本来是去寻找产生陶渊明诗的时代背景的，结果听来的却是司马氏（魏晋时期）的暴政，嵇康、阮籍的佯狂和忧思。我不记得在那两年多听过萧先生讲唐诗和杜甫。
在古代史方面，我还听过一位先生的选修课，即丁山先生的“古史考辨”，课程是不是这个名称，我记不清了，我印象里是这个内容。讲的是甲骨文的考辨，往往一堂课只讲一个字。因为我没有看过真甲骨文，即使丁先生在黑板上勾画出来，我也看不懂。所谓甲骨文，就是刻在龟背和牛骨上的文字，名曰“卜辞”，这是商代的习俗，做什么事都要占卜，即用火灼龟甲或牛骨以视吉凶，并把占卜的人和事铭刻在甲骨文上，即是“卜辞”，也该是商代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几位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的专家，对卜辞的研究很有成就，也有分歧。我只在纪彬著作中看到他引用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时翻过这本书，却没有读过。丁山先生也可能有关于商代考古的著作，我也没读过，我听丁先生讲甲骨文，多处批评郭著的解释是猜想，是妄断。往往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他引各家说法，说出自己意见，就是一堂课，我虽不想弄懂甲骨文，却很喜欢他的论辩。听丁先生课的人不多，最多不过五六个学生，而丁先生并不在乎听课的人有多少，他仍是认真地讲下去。可惜我重回山大上中文系时，文史已经分家，我再也没有听过他讲课。但先生细高的身材，一口半南半北的普通话，激辩时动情的脸，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然，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听过课的老师，不只这几位。只是1951年我又重回山大中文系成为正式的学生，多位先生也成为我的业师，那已是另一个时代，那受教育的条件，也自然大不一样了。我前面说过，我来青岛以前，虽看过一些书，却等于没受过教育，接受过一点新文学的影响，却不了解文艺战线，等于一张白纸。我听过课的每位先生，都在这张白纸上留下了文字，这就是我在特殊条件下受到的启蒙教育，它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我的晚年，从《人民日报》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以致最后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我写总序时，也还是从五十年前的“旁听”记忆中追寻到文史的线索，受益大焉！
四、我的读书生活
读书，是我自幼的爱好，但那时漫无目的，只是抓到什么读什么，而且能读到的，喜欢读的，也都是“侠义派小说”，随后又失学、失父教，看书，只能是半瓶子醋，留在脑子里的不过是些“行侠仗义”的空想，既不能立报国的大志，也没有增加任何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侠义派小说，鲁迅的评价是：“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像我读过的《七侠五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五女七贞》、《蜀山剑侠传》、《峨眉剑侠传》等，大部分是赞美清代康乾盛世的，实际上是在为清朝腐败末世粉饰太平，让老百姓和孩子们从小就仿效侠士，效忠王朝。我的幼年时代虽已没有了皇上，但忠义关公，却给予我长时间的影响。如前所说，哪怕是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在我思想上仍有少年时感情上的遗留。
石家庄图书馆的一年多，使我接触了新文艺，但读的书也很驳杂，既有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的作品，也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如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因为自己的愚昧，尚未觉悟到接受“五四”革命精神的启蒙。顶多是得到了点同情弱者、憎恶黑暗的启示。抗战胜利后，我亲眼目睹了北平进步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并看到他们遭到军警镇压和报刊歪曲的报道，更加强了我对这个“国民政府”的反感。去青岛后，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结束了我思想上的混沌状态，点燃了我向往革命的热情，并使我渴望成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