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起了主导作用
我长期在报刊文艺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是身在其中，亲身经历的。我认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原则应是历史唯物主义。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怎样在一个个改朝换代中走过来的；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是怎样饱尝了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压迫，过的什么样的苦难生活，那是把我们几代前辈人逼上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寻找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一次次奋起，一次次失败，给了革命者多少惨痛的教训。从文学家来说，鲁迅的体验是最深刻的。鲁迅可以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清醒的见证人。他是在戊戌政变的高潮中，到南京考进官办的学堂，想走维新的路；后来东渡日本，也是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维新理想；在辛亥革命期间，他也是拥护革命的积极分子，在他的故乡绍兴参加了迎接光复军的活动，还率领学生武装演讲团上街演说，宣传革命的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他很失望。后来在《自选集·自序》里，他叙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经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很多作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而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我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从鲁迅著作、鲁迅走过的道路中吸收了不少营养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说过：“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1]鲁迅当时虽还不能有这样完整而明确的认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向封建势力的妥协，却是有深刻感受的。他在《灯下漫笔》一文里就曾指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正因如此，到了“五四”前后，鲁迅才能那样热切地呼唤新的革命：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
……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踏灭了……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虽然是鲁迅的一种预感，但是，对于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新的革命形势，这“感觉”是何等深刻，何等恰当！而鲁迅所呼唤的这个“什么都要从新做过”的新的革命，就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场革命在1949年取得的伟大胜利，已经用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领导权，是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观察“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史，也就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条件、历史现实；同样，也离不开指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所以观察“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史，首先必须看到，它的主潮，也是有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历史分界线的。自然，作为所谓“启蒙思想”，“五四”前后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文艺上讲，用新文学史家的说法是，“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二三百年发展了的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了二十年来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或‘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与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的消灭。”[2]近些年来，不是有不少人在做翻案文章吗？他们极力抬高胡适和周作人，问题又回到了老地方：“五四”启蒙运动，究竟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起了主导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要看它在历史发展中有无前途，是否代表社会的新生面，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否代表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胡适虽然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鼓吹的那套实证主义哲学，能是“五四”启蒙思潮的主流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之类，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思想界，不能说没有一些启蒙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3]“五四”时期很快转向“整理国故”，并叫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不正是走这条路的典型代表么？
离开社会的发展，离开阶级斗争的形势，还会有什么超现实的“思想启蒙”？那启蒙的目的是什么呢！“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明显标志，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五四”文化界的一些风云人物，难道都没有或长或短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举过这面旗帜么？就是所谓“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按照陈独秀当时的解释，[4]也还不是内含着彻底反封建的要求么？
十年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是否定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他特别推崇了鲁迅的伟大作用，他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称鲁迅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鲁迅谈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也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因而，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表现启蒙思想的作家，大概较少有人反对。关键在于有些人只肯定鲁迅的主张个性解放，或者说只肯定他的前期思想，否定他的后期思想（也包括作品）。没有人想把前期鲁迅也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但即使鲁迅的前期思想，也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作家，譬如他和胡适、周作人就有本质的不同。他的爱和同情明显地在人民，特别是农民一边，憎和恨则明显地指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我甚至以为，他的《呐喊》、《彷徨》中某些写新知识分子的作品，已开始在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幻信条在中国的破灭。所以我们称他这时期的思想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何况他在当时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自觉的同盟军。他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6]
这些话当然是所谓当代“文艺精英”们最不满意的了。有的人所以那样咬牙切齿地叫嚷：“不打倒鲁迅，中国文学就没有希望。”大概正因为鲁迅公开把他的文学启蒙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启蒙不同革命联系起来，那算什么启蒙呢？这位“文艺精英”这样敌视鲁迅，现在倒确确实实跑到“金元和指挥刀”那里，去建立他那套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启蒙”去了，历史是无情的！否定鲁迅，就是为了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方向，否定共产主义思想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它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发展。但是，历史成不了空白，不管有人怎样鼓吹中国只有两个作家，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但是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以及今天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贡献于中国者，几乎没有不受鲁迅影响的。我们并不排斥沈从文先生，现代文学史应当写到他，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他以应有的地位，但是，低飞的燕雀，怎能与搏击长空的雄鹰有一样的位置呢！左翼文艺在发展中尽管也有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我们现代文艺史的写作，也有片面、偏激的错误，但今天的“文艺精英”们，否定30年代，完全照抄某些国民党反动文人的那套货色，目标就是针对共产党的，同时也还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就是要否定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有的人已公然在讲，1949年推翻蒋介石政权就是错误；刘晓波还恬不知耻地说过，中国最好有300年殖民地的历史。我们同这类帝国主义奴才自然没有可以争论的共同语言。
当然，在“五四”的启蒙思潮里，中国人民、中国革命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后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得我们的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鲁迅，把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讲得最为透彻。他在《二心集·序言》里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也使他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通过斗争实践和历史教训的总结，最终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成为共产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