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大学的校址，原来是河南省的贡院，就是各县的秀才在开封考举人的那个场所。原来的房子都已经拆了，但是还留了一两排号舍。号舍的建筑是一排一排的像长廊那样的房子，每一排都有一个照着《千字文》“天地玄黄……”的次序排列的代号，每一排房子都有许多隔断墙，隔成许多像鸽子笼那样的格子。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个应考的人占一个格子。这样的格子如果在中间挖一个坑，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厕所。我们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两排号舍，被保存起来改为厕所。不知道来历的人，还认为真是为厕所而建筑的。如果仔细一看，原来的《千字文》代号和号数还在墙上刻着。就这样一块地方，一个应考的人进去，要住两三天，这是他睡觉的地方，是他做饭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做文章的地方。这样折腾两三天，身体不好的人，或者再有潜伏的疾病，很可能会发作，又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可能就会死亡。如果有这种情况，社会上就会说这个人上辈子必定做了些什么坏事，冤魂来报仇了。这个人除了功名无分，而且还蒙受了恶名，谁也不能替他平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的两个革命势力汇合起来了，声势浩大，力量雄厚，为全国人民所拥护。那时候设在广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发展组织，各省陆续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派到河南来的人，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也是亲戚。他曾经在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民国成立，他在国会中任参议院议员。他于1924年在开封开始组织国民党省党部。成立那一天，我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当时对于“候补”这两个字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所谓“候补”者，就是在正式委员有缺的时候，把他补上。如果没有缺，他不过虚有其名而已。我当时是这么了解的。我不知道当时主事的人是怎样了解的。事实是，我在开封并没有出席过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听说后来执行委员中出了缺，把我补上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开封了。
我在中州大学，一切都很顺利。也常有外边的朋友，约我到他们那边去。这种事情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了。我刚到开封，傅佩青来找我，说他在北京，担任了好几个大学的哲学课，每月可以收入四五百元，他有别的事要离开北京，叫我去接他的事。我的母亲听说了，就劝我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我当时就谢绝他了。说一个人可以兼好几个大学的课，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其实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在北京一个任课最多的人，在他自己的功课表上，可能每天都排满，而且还可能有重复。有重复怎么办？那就轮流请假。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教育经费被挪用了，学校的工资发不出来，专守住一个大学，实在是不能维持生活。开封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有独立的教育专款，上边已经说过。这一次的邀请我没有去，以后的邀请还是不断而来。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校长没有同意我的要求，不过对我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很赞赏。因为当时的风气，在一个大学中，如果某一个人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会用一些阴谋诡计，挑动学生起来同校长为难。我的态度是宁可自己离开，也不挑动学生。关于我要离开的事，我对学生严守秘密，于1925年暑假乘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之时，我就悄悄地自己走了。张鸿烈后来也离开中州大学了。他是因为有人用阴谋诡计，做不下去了而离开的。我们在别处也碰见了好几次，他屡次都向我表示感激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感激的。因为当时我还有路可走，还有一种前途。
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在广州广东大学做文科主任，约我去。后来燕京大学又来约我。我还在纽约的时候，燕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名叫博晨光（L.C.Porter），他是美国人，到美国去休假，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文。他想在中国留学生中找一个人帮他的忙，找来找去就找着我了。他在中文方面，遇见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好在课程的要求也不很高，没有碰见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回国的时候，他说，他也要回燕京，他希望在回中国以后，继续同我合作，把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在1925年春天，我接到他从北京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燕京大学同哈佛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找了些人作研究工作。他说他已经同有关方面说好了，约我到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社作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讲一两门课。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地点在北京，那是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而且有一半时间作研究工作，可以少教一点课。我当时认为，在学校教课是一种苦事，好像是替人家当奶妈，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去喂别人的孩子。当时我已经答应了广东大学，只可以先到广州去一趟，再到北京。我照着这个意思，回复博晨光，说我计划于1925年暑假后到广州，去一学期，从1926年春季开始到燕京。燕京也同意了。我所以要先到广州一趟，倒并不专是为守约，更主要的是，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中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我在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我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他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我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大概在八九月间，从上海坐海轮到广州。那个时候，香港大罢工还没有结束，国民政府封锁香港，我们坐的船从香港背后绕过香港，进珠江口到广州。我原来是抱着国共合作的希望的，可是一到那里，所看见、所听说的是国共分裂和斗争。表面上还都说是国民党，可是实际上内部斗争很厉害。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总司令是许崇智，参谋长是蒋介石。我到广州就病了，住在医院。有一天夜里，听见街上有人马骚乱的声音，又有枪声，可是时间不长就平息了。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昨天夜里参谋长把总司令赶跑了。许崇智下野，蒋介石自称总司令。那时广东大学的校长是邹鲁，他是当时国民党右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组织西山会议派。广东大学上课不久，邹鲁就被撤职了。继任的是陈公博。这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的进一步的表现。右派的教授和学生反对陈公博，学生罢课，有一部分教师辞职，纷纷离开广州到上海去。我本来只打算在广东大学一个学期，正苦于没有一个借口可以离开，学校一乱，我就乘机也离开广州回到上海。陈公博派人留我，劝我念北大同学之情，不要离开。我说我与燕京有约，本来就要离开的，并不是反对新校长。
我于1925年底从广州回到上海。虽然只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月，但是我来广州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的目的，本来是想到广州看看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我看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蒋介石所发动的政变，看到了香港大罢工。香港罢工的群众运动，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同一个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伍，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时都说：“可怕！可怕！”我直觉地感到，20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这个不同不是范围大小不同，而是深度不同；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中国革命已经是从量变到质变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年代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当时的话说，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20年代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用我在上面所说的话说，辛亥革命一部分是绅权与官权的斗争，是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而20年代的革命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就是对于绅权进行革命了。按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绅权的烙印。所以看到群众游行的队伍，就觉得“可怕”。
我从广州到上海，在船上碰见了那些广东大学反对陈公博的教授，到了上海，同他们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们拿出了一个反对陈公博的宣言，让我签名。其实我之所以离开广州，跟他们之所以离开广州，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碍于情面也在上边签名了。从上海回到开封，我的岳父已经从报上看到那个宣言，他见到我，就说：那是一个反共宣言。我在开封住了几天，就一个人先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燕京大学在西郊的校舍还没有建成，先在城里上课。博晨光对我说，除了原来所说的那两种工作外，还另外有一种工作叫我担任。原来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如果打算多住一段时间，往往是自己租一所房子，找一个人教他学中文。这种人名义上是先生，可是地位上是听差。这种办法可能来源已久，据我的猜想，可能上溯到明朝。在20年代，有些外国人想了一个集体学习的办法，他们搞了一个组织，叫“华语学校”，名义上叫学校，其实是可以长期居住的旅馆。初到北京的外国人，住进去，比住北京饭店便宜，没有自己租房子的麻烦，而且这里还设有学习班，可以学习中文。以前的那些先生们，都到这里来教中文了。后来有些外国人想要多学一点中国文化，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华语学校计划加一点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博晨光说请我到华语学校帮一点忙，开一门课，并且替他们组织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这些讲演，并不由我讲，我只管组织人去讲。我在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讲《庄子》，每星期讲一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的英译本《庄子》（没有全译），就是那门课用的读本。那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每星期举行一次，我替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其中有梁启超、王国维，还有黄侃、顾颉刚等。我在华语学校只做了一年，以后燕京大学搬到西郊，我也不再到华语学校去了。华语学校和燕京大学不同。华语学校是美国人为在北京的外国人（其中多数是美国人）学习中文而办的一个机构，和中国的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燕京大学是美国人为教育中国学生而办的一个学校，是中国教育界的一部分。
从鸦片战争以后，美国和其他外国人派人到中国传教，设立教会。教会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大大小小，数目很多。但都是各个教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时候，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有相当大的势力，有相当大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的爱国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数量也多了，质量也高了，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这一点在大学这一级特别显著。那些教会学校，也作出对策，把各地区的教会学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提高教育质量，以抵抗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的压力。就大学这一级说，在各地区，每一区就有很多的教会大学。它们把中国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区，把每一区的教会大学归并联合，每一区只留一两个主要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就是华北区的一个主要的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成立以后，在北京城里找个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筑新校舍。在民国初年，西郊废园很多，有的为当时的军阀所霸占，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看中了一个废园，原来的名字叫“淑春园”，据说是和珅的园子，民国初年为陕西军阀陈树藩所占有。据说燕京同陈树藩商量，作为半捐半卖，把这个废园让给燕京，半卖的价钱是二十五万元。燕京得到这个地基以后，就在美国募捐。谁能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这座楼就以他的名字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楼，原来名叫“贝公楼”，据说是有个叫Baker的人捐建的，这座楼的规模比较大，是燕京的主楼。当时圆明园还有不少残余的东西可以利用，这座楼的楼基，是圆明园的一个殿基，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西门内的那一对华表，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在北京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