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回忆录，是颇为泛滥的一种时尚。以往的回忆录，大都是一些最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专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回忆录。现在，写回忆录成为流行文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各种回忆录可以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影像，更显得如今的世界是怎样的斑斓、怎样的错综。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当下的回忆录，写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还不多。有人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是驯服的一代。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各个行业中，这一代大学生是为新中国作出过贡献的。但是，他们最好的青春也在“文革”中被消耗了。他们既是被损害的一代，也是被耽搁的一代。当他们正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又到了退休的年龄，这又令他们成为惆怅的一代。这一代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的命运，凝结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也留下惨痛的教训。
让我下决心答应写回忆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传记曾给我深刻的影响。另外，我也十分喜欢读传记，读过很多很多的传记，它们给我注入生活的力量和进取的精神。后来，自己也写过别人的传记。可以说，我是有着浓郁的传记情结的。
但真的回顾自己的一生，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奇妙。无论如何，40岁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我会研究曹禺，研究话剧，研究中国的话剧史。将三四十年的岁月，都投入中国话剧的研究之中，我越是回忆，越觉得，真是好奇妙啊！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似乎没有戏剧的种子。甚至连一出戏都没有看过。在天津上中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过曹禺《蜕变》的演出。倒是因为看戏，让我产生对新生活的向往。天津解放后，我看了《赤叶河》、《白毛女》，竟然对我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让我怦然心动，产生对解放的渴望，从而涌进解放的大潮中，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上，我看到中国最好的戏曲演出。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天津人艺的戏，几乎都看过。这些，不过是作为一个观众，一种业余的娱乐罢了。
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由此，就身不由己地被推进戏剧的圈子里。从1978年到2015年，自中年之末开始研究话剧，直到耄耋之年。将近四十年混迹于戏剧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但是，也看过不少的戏，见过不少的戏剧人。连自己也很奇怪，吃着戏剧的饭，却不能进入戏剧的圈子。我自己就这样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个戏剧旁观者，一个戏剧界的朋友。不管被人怎么看，我就是这样地自我感觉着。
但是，最让我留恋的还是我参军的最初的岁月，那些在朝鲜的日日夜夜。这段生活，也让我愿意回忆。当我看到有的学者，搜寻到了一些所谓秘密史料，就在那里指点江山，不嫌牙痛，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愿意捍卫我的战友们的光荣，捍卫我们新生共和国不畏霸权的战斗精神。
我也愿意回顾一下大学的生活，研究生的生活，在我的经历中，烙印着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的影像，尤其是印证着我的灵魂、我的思绪。
我希望在这个回忆录中，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许多少能折射出这个伟大的却充满创伤的年代的某些侧影。
至于我的学术经历，也会为人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我曾看到刘再复在海外写的一篇散文，提起他到国外的经历，感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没有学好外文，而在中文系学习，更没有很认真地对中国文学经典做过系统的研读。他说的，也是我们的通病。
就我自己来说，既没有家学的渊源，也没有系统的后天的中文的学习和训练，外文，更是让我惭愧了。小学学过日文，中学学的英文，大学则必须学习俄语，研究生则用大量时间学习俄文，不过只是为了考试，记得可以查着字典阅读俄文的评论文字，考试也有80多分。但这种学习是靠不住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这是相当悲哀的。我也愿意写出这悲哀。
在我的回忆中，自然会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或者不提名字只提姓氏，我都会忠于事实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是对人和对事实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