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澍雨（1907—1938），笔名阿农，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1907年生于葛沽。青少年时随父在江浙读书，中学毕业后，1927年前后他在上海和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曾一道学画，后随父返回故里。他善于国画，精于二胡演奏，才华横溢。1930年前后，曾在葛沽开办“尚友书局”，同时与同仁好友于之扬、于之溢、申体桐等成立葛沽国剧社。1933年后，他又到天津创办《治新日报》，社址在天津南市老电台旁，后迁至河东区意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1938年8月，日军要逮捕他，他当时藏在一个朋友家。日军逮捕了一名报馆工人，报馆及其财产被日军没收。父亲变卖一处家产，竭尽全力救出了这位报馆工人，自己却因受连累带惊吓而得病。回葛沽后，因变卖家产，又招致当地土匪入室抢劫，遂致一病不起，于1938年11月逝世。
父亲常年在外，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他有一帧照片，是所谓艺术照，咖啡色。他戴着一个贝雷帽，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皮鞋还有摄影灯照出的亮点，脸上露着一丝笑意。有时，他让我联想到徐志摩，以及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作家的影像。
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但是，我从他那里却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信息，受到现代精神的感染。在他和母亲原来的住房里，有一排书橱，里边有各种文学的杂志，《创造》、《新青年》、《弥撒》、《礼拜六》等，还有《少年》，侦探小说之类。其中，父亲留下的一本发明家的传记，让我有了朦朦胧胧的人生的理想。其中有爱迪生的故事、斯蒂芬孙的故事、瓦特的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伟大的发明家，他们都是在贫穷中，在困难中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我的梦想，我要做他们那样的人，像他们那样去奋斗。就是这本小书，给了我人生的目标。我深深感谢我的父亲。
后来，我做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似乎都和我的父亲有着某种精神的联系。有时，我真的感谢我这个早逝的父亲，似乎他在冥冥中将那个时代的信息密码传递给我。
让我最为思念的还是我的母亲。父亲早逝，祖父也于1944年病逝，是她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我记得家里只有靠大猪窝的百亩田地出租维持家计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待嫁的姑姑，一个姨奶奶，这一大家子，我真不懂得那时她是怎样扛过来的。我不记得她发过脾气，也不记得她曾经打骂过我。
她曾在杭州初级师范读书，没有毕业就随外祖父全家迁到上海。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她具有惊人的忍耐力，我在研究曹禺的《北京人》时，就发现我的母亲也具有愫方那样的默默的耐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一种美德。
她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似乎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很自由的。我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在讲究兄宽弟忍的家教中，我的地位在中间。很自然地，母亲总是把一些活计派给我。譬如，母亲手头极为拮据，就派我到商铺里赊账；家里实在没有口粮了，就派我到七八里路远的佃户家背粮。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对生活的埋怨。她有一个仁慈的心肠。记得我的小表姑，她母亲和姐姐都死了，父亲吸鸦片，穷困潦倒。母亲就把她领回家里，直到送她出嫁。母亲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勇气去做事情，我从来不怕劳累。有时，母亲派我做些活计时，我也得到在外间活动的自由，似乎也锻炼了我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一次让我看到母亲内心的焦虑。那是1947年暑假，我从天津回家等待报考省立师范的消息，姐姐在医院工作自然不能回家，大哥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他谈恋爱了，也没有回家。一天夜晚，我和母亲躺在炕上，母亲对我说，你哥哥谈恋爱了，你姐姐是要嫁出去的，我就靠你了，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母亲的重托，那时，一方面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方面心上也袭来一阵悲凉之感。我才15岁，如果我考不上省立师范，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我又怎样去孝敬母亲呢！就是这个暑假，第一次萌生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
我对母亲的这次重托，是铭记在心中的。这是母亲与我唯一的一次知心的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断绝了土地出租的收入，母亲就开始做起缝纫的营生。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是伟大的。那时，我已经参军，姐姐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哥哥还在南开大学读书，就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她带着弟弟妹妹，供他们上学，将我的两个姑姑都先后嫁出去。
该说到我的姑姑了。我有三个姑姑。大姑，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她跟家里一个厨师逃离家庭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的。爷爷奶奶，大概只顾自己抽大烟了；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家，自然耽误了大姑的婚事。后来，我看小说，觉得大姑还是很勇敢的。但是，那时，却成为家里一件不为人道的丑事。据说，有人看到她投向八路军了。
二姑、三姑都曾在葛沽女子小学读书，爷爷活着的时候，她们就吸鸦片。爷爷故去后，还吸。可是没有钱，就将家里东西偷出去卖。母亲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怪罪过她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将她们嫁出去了。她们的命运都不太好，都过早地去世了。
我的姐姐，她叫田本娜，家里很宠爱她。她长得十分漂亮，昵称“大婴孩”。她的手很巧，她做的手工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她很聪明，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二名。她稍大些，就能帮助母亲料理些家务了。
1947年，我很幸运地考上河北省立师范，因为管吃，我才考的师范。大哥很棒，一连考上三个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因为南开的奖学金优厚，就入读南开化学工程系了。大姐也考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三个人都上学，吃饭没有问题了，但是总要有些零用的钱，家里已经足够艰难了，实在无力再资助我们。是大姐主动提出，她先休学一年，继续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做助理护士，有微薄的收入，这样，可以帮助我和大哥读书，她是作了自我牺牲的。
我常常记起那些日子。往往是星期天，我和大哥到第三医院和大姐聚会，她总是给我们准备一点零钱和零食，有时在一起吃饭，但绝对是不会下馆子的，因为没有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够买上一包花生米，就很高兴了。大姐，始终都在关怀着我，长姐如母啊！
大哥，田本良。他在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是最具有智慧的。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可是凭着他的努力自学，英文、日文，他都拿下来。数、理、化更是他的强项，所以他一下子考上三个名牌大学。按照他的才能，他本该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可是，他是一个不敢过问政治，也不愿过问政治的人，却被南开大学地下党的总支书记确定为特务嫌疑。毕业后，他在吉林201厂，苏联援建的140个重点工厂之一，一直做到中心实验室的主任。他本来考上钱学森的研究生的，也因此而未能录取；本来也有机会派到苏联深造的，都未能成功。可以想象，背着一个特嫌的包袱，怎么可能受到重用呢？他最冤枉的，是后来被打成右派。是领导上一再动员他提意见，他一再推辞，最后竟然逼着他就范而落网的。
弟弟，田本陆。他还小，我就到天津读书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接近。他性格耿介，做事认真。初中毕业就读河北黄村林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农林厅工作，主动要求下乡，还经常将微薄的工资捐献出来。他很贴近农民，也很体会基层的困难。1957年考入中央政法学院读书，刚入学就因为给医务所贴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后来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他本来没有划为右派的，批评一下就算了。可是，他不服，跑了，就这样被打成右派。毕业前，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到本溪一所学校工作。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工作，下到桓仁县二户来。“文革”中，屡遭磨难，吃尽苦头。记得1974年、1976年，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我。他是不愿意给我找麻烦，我让他住下，都不肯。他有这样的“仁义”之风。我送他回去时，望着他那落魄的身影，止不住地流下泪来。我没有办法给弟弟排忧解难，没有办法为之申冤，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妹妹，田本道。她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自幼就没有父爱了。老闺女，母亲自然是更加疼爱的。她好强，也有个拼劲。记得在高中读书时，我刚好从朝鲜回国开会，顺便回津探亲。那时，她就很热情，非拉着我到他们班里作报告，讲志愿军的故事。后来，她就一心考北京外语学院，其他院校不上。连考三年，终于考中。她毕竟年轻，赶上“文化大革命”，就不知所措，不谙世事。不久，她的丈夫因“文革”中受挫折而得了精神病。更不幸的是，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却死去，这对她打击极为沉重。即使这样，本来她学的是俄文，是俄文老师，不得不改行教英文，她硬是凭着一股拼劲，将英文拿下，成为一个受到同学们欢迎的优秀的英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