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现在说到我自己了。我生于1932年5月5日，后来才知道我竟然与马克思是同月同日而生。老人讲起我来，都认为我命大。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家中院子有养鱼缸，可能我扒到缸边看鱼，就跌到水缸中去了。幸亏我的姨奶奶发现得早，把我救出来，否则，早就一命呜呼了。
姨奶奶是我奶奶的妹妹，丈夫去世后，就住在我们家里。我的姑姑都是她带大的。她很慈祥，做得一手南方口味的菜肴。是母亲为她养老送终的。
就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的前后，让我至今能够记住的事情，就是大姑私奔不久，一个夜晚，我们正在熟睡，家里闯进土匪。我蒙住被子，只听着土匪在翻箱倒柜，后来才知道，他们不知是听谁说的，说我家里有枪才来搜查的。
1938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正在上课，家里来人把我带走，原来父亲去世了。家里乱吵吵的。那时小妹刚出生百天，她连父亲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人生缺憾，可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心灵的伤害。
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上学时，不是那么用功，课后不记得有什么作业。晚上，家里也不可能给每个人提供一盏油灯。每间屋里，开始我记得是点煤油灯，后来就是豆油灯，放到柜台上，闪烁着，周遭都是昏暗的。
冬天，很早就上炕睡了。
不过，在家里，大姐、大哥都学得很好。我可能也受到他们的感染，考试时，也很下功夫，我记得每个学期的考试不出前三名吧。
关于我，我的大姐在我80岁生日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短文。我照录在这里：
相弟的故事
命大
我的祖母爱养花，一到夏天，满院花香。后来祖母老了，养不动花了，一些花盆就闲下来了，特别是两个养荷花的大荷花缸，到了夏天，就用它接雨水洗衣服。有一天，下午，我的姨奶奶在荷花缸旁洗衣服，相弟在荷花缸边玩耍。那时他才三四岁，个子不高。他蹬在缸边的一条板凳上，玩儿缸里面的水，一不小心，一个倒栽葱一头扎进水中。这时，姨奶奶就听见“扑通”一声，抬头一看，荷花缸上两只小脚丫在扑腾！姨奶奶立即跑过去，提起他的两只脚，把他抱出来，拍打他的后背，就看他哭着吐出许多水。
我们全家都吓坏了，母亲赶快把他抱过来，擦干了身上的水，用一条小被子把他裹起来，还给他吃了一点镇惊的小药。大家说：“捡了一条小命，三儿命大。”（三儿是相弟的乳名）
胆大
父亲刚刚过世，家中有些亲朋来慰问，有时要留下客人吃饭，所以准备了一点酒，没喝完的酒瓶子就放在里屋的桌子上。
一天下午，大家都在堂屋做事，就看到相弟涨红的脸，瞪大的眼睛，从里屋晃晃悠悠走出来。问他话也不说，一闻浑身酒气，知道他把放在里屋桌子上的酒给喝了。母亲很着急，于是二姑母赶紧给他喝醋，折腾了一个下午，总算把酒解了。事后，问他你怎么喝酒啊！他说：我不知道瓶子里是酒，喝了一口觉得好喝，就喝下去了。母亲说：“你胆子真大！”
心善
我们的二姑母爱养鸡，有时院子里养一群鸡。从刚孵出的小鸡，养成大鸡，母鸡留着下蛋，公鸡留着过年或过节日时，杀了添个菜。有一年，二姑养的鸡中有一只大公鸡。这只大公鸡长得非常漂亮，高大的身材，金黄色的羽毛，朱红色的鸡冠，打起鸣来，响亮震耳，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有时四弟拿它当马骑。到了年根底下，就想把它作为祭祖的礼品，可家中人谁也不肯去杀它。怎么办？这还得让相弟办这事。母亲只好求三儿了。就听母亲对三儿说：“三儿，还是你把这只大公鸡送到肉铺吧，请他们给杀了，咱们好过年啊！也让这只鸡孝敬孝敬你爷爷、奶奶和你爸爸啊！可以吗？”这时，就看见三儿对着大公鸡跪下，磕了个头，提起大公鸡去了肉铺。
当吃年夜饭时，相弟把炖好的鸡肉放在祖先的灵位前，磕了三个头；当大家用饭时，看着饭桌上的鸡肉，谁都不肯动筷子，尤其是三儿。
能干事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父亲、爷爷都过世了，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们家原有百十亩荒地，在曾祖父时就让一些穷人种着不收租粮。后来家境没落，就向佃户收些租粮，但经常是收不齐的，只是在过年时给点粮食，有时，就得让人亲自找佃户要些租粮。让谁去讨要呢？这时，也只有相弟能干这件事。家里的地在海河北大猪窝（现在的东丽区中心庄），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葛沽镇过河还得走十几里地，这一趟路程不近，但他从不退却。有时得向租户讲些好话，才能要回一些粮食。他得背着粮食走十几里路，将要的粮食背回家，从不畏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萧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是要不上租粮的。爷爷逝世后，家中的生活更困难了，就得靠卖一些旧衣物度日，有时甚至就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就得向粮店里暂借点粮食。这时，谁去借？就听母亲喊着：“三儿，到韩棒子面铺借五斤棒子面去。”这时三儿二话没说，提起面口袋，一路小跑，一会儿，提着五斤棒子面回来了。这时，我们全家的晚饭就有着落了。于是就形成了规矩，凡家中有难办之事，母亲就会叫三儿去办，因为他不惧困难，能办事。
有主见、果断
自从父亲、祖父过世后，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姐弟妹五个人的身上。她经常对我们说：“好好读书，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光宗耀祖。”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光宗耀祖？可是我们从小时候都好读书，每个人都怀有一个“大学梦”。
1949年，天津解放了。那时，我和良弟、相弟都在天津读书，良弟在南开大学读化工系，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读教育系，只有相弟就读于河北省立师范学校，可是他并不安于读师范学校。原来他也想读完师范再考大学，可是解放之后，他积极走上革命之路。
解放后，我们姐弟三人都积极拥护共产党，一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和良弟都想把大学读完，因为解放前从家乡出来，就是梦想着读大学的，解放了，更加坚定了这一梦想的实现。可是，相弟不同，他比我们积极，没有和我们商量，也没有告诉母亲，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他那年才17岁，小个子，去扛枪！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多少有些担心。因为南方还没有解放，他南下一旦遇到战争，出了问题，我都不好向母亲交代；他的年龄偏小，缺乏社会经验，还是应该实现大学梦。但是相弟的革命意志坚定，决心南下，我们也只好支持；特别是他南下后，回到北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和良弟都感到难以告知母亲。可是母亲非常开明，对于相弟的南下和抗美援朝，她虽然担心，但是积极支持。我也就以又羡慕、又担心的心情送相弟走上革命大道！
从相弟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起，他已走过曲曲折折的六十多春秋，在具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大学梦，也实现了作为一名学者之梦。说明他17岁时的决断，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今日正适相弟八十寿辰，姐，以此几则小故事，以表祝贺！
我很感谢我的小学教育。最初上的是官立小学，在天津县都是首屈一指的，校舍都是很规范的：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大操场，左右两边展开的是三排教室。后院是图书馆，还有生物标本展览室、音乐教室，以及养鸡场等。可恨的日本兵一进来就把我们的小学占领了。
因为离家近，就到陈子衡主办的私立渤海小学读书。此时已经是1942年前后了。在这所小学里，一位戴眼镜的苏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每一次上课，就大讲二战的形势，什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什么斯摩棱斯克保卫战，让我们这些不懂世事的小孩子，知道外间还有一个血战的大世界。后来，他就悄悄地不见了。我又转到公立小学。
官立小学的刘伯声老师，我们同他接近较多，后来，他到公立小学任教，我们追随他到公立小学。他是天津市人，初等师范毕业就来到葛沽，一心扑在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还懂点中医。记得我的大哥病了，懂中医的祖父已经去世，就请他来看病。他对我们兄弟似乎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很努力学习的缘故。
他担任书法课，其实是不占正课的。每周六天，中午饭后提前回校，周一写大字，他指定的是柳公权，或者是欧阳询的大楷；周二是行书，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周三是小楷，周四到周六再循环一遍。他每天都将头天写的作业发回来，一是讲评，二是表扬。几乎他判的作业，每个字都有所标示，最好的字可以得到两个红圈，将你的字包围起来。这是最高的奖赏了。其次就是单圈。再次就是，哪个局部写得好，就把那里圈起来。如果字的结构有毛病，他就加以矫正。有时，还有批语。这样一种严谨的教学学风，对我是有影响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很得力于小学教育，无论是数学、语文、地理和历史课都学得很扎实。我后来考中学、考大学都因为有小学的底子，几乎没有遇到麻烦，都顺利过关了。
我很喜欢听评书。在三板桥，有一个书场，记得最清楚的是马正明的说书了。他家就住在南园，离我家不远。我晚间路过那里，总是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看，可能是在准备明天的节目。只要给他一毛钱，我就可以一直听到散场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说岳全传》，都听过。不知是由于听书，还是由于看武侠小说，引起我阅读的兴趣。祖父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时最流行的，他都买。我就在他外出时偷出来读。那时还珠楼主的小说是最时髦的，什么《蜀山剑侠传》，有四五十卷，还有《青城十九侠》，也有二十卷，我都看过。再有就是家里收藏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看过的。家里有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画得极为精美，我对三国的知识均来自此书。后来，我读中文系，喜欢上文学，大概同这些阅读是有关系的。中国武侠小说，不但是成年人的童话，自然也是青少年的所爱，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文学的入门向导。
在这里说说小学的同学。刘士锟、刘士铭都是同班同学，士锟为人比较仗义，士铭功课很好，后来他考上医科大学。闵僖珍、闵隽珍兄弟，僖珍后来成为我的姐夫。在抗战时期，他们兄弟就在他们母亲的带领下，到大后方去求学。僖珍于自忠中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黄梅剧团的团长，就是在他任职时，推出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轰动全国。隽珍与我同桌，一放假就在一起下棋，游泳。可惜，他后来不幸去世。
在公立小学，我和戴文华、王铭卿还成为拜把子兄弟。铭卿为人敦厚，他家是养船的，父亲就是船老大。他家院子里，都是做虾酱的大缸。我曾经坐着他家的船在海河上看他的父亲是怎么打鱼的。解放后，他在塘沽工作。戴文华聪明能干，在中学进修班学习时，就参加了青年军二十八师。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他好像逃离部队，在天津混生活。记得天津解放，马上就过春节了，但是交通还没有恢复，不知他从哪里弄来自行车，我们哥仨，还有他自己，每人一辆。那时，就觉得他有些不规矩了。因为他，在“肃反”时我也被整肃了一番。他一度在咸阳银行工作，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这些小学的同学，留在记忆里的是纯真的玩耍和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