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海洋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为航海和船舶制造技术以及海外贸易两方面。指南针于此时被运用到航海中，在海洋航行中具有重大意义。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造船业很兴旺，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温州、秀州等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规模之大、船体之精巧宏伟令高丽人“欢呼嘉叹、倾国耸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神舟》）。此时还发明了先进的“水密舱”设计和装甲踏轮战船，所建造的巨型海舶安全且快速，来华的外国商人大多都乘坐中国的商船，依附中国船队进行贸易。
有宋一代军事失败惨重，不得不向北方军事强国交纳高额岁币。军费与岁币导致宋朝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海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重视保护外商权益，明令外商可向朝廷控告、上诉不法官商。政府还积极解决外商的困难，一旦船只遭遇海上风险将尽力给予援救。有时还会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在种种优待政策之下，宋代海外贸易还是相当兴盛。宋政府每年能从海外贸易中得到几十万到百万的收入，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到了元代，统治者依然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因为他们认识到：“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元典章》卷二十二）元代在航运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是大规模的海上漕运。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远离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每年都要从江南运输大量粮食以应付军饷、官俸及朝廷的各种开支。但南北大运河阻塞，江南漕粮无法北输。海运比河运更具有时间短消耗少的优势，为了保障京师供给，元政府因此决定开辟漕粮海运。当时的上海县是漕粮海运的重要基地。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派征东留后军镇守上海，以确保港口安全与江南沿海顺畅。后来，元廷又招安了上海崇明海盗朱清和张瑄，会同上海总管罗壁，共同负责造船运粮，试行从江南港口出发，海运漕粮至京城。上海成立漕运万户府，而以近处的刘家港为发运的起始港。漕粮海运开辟了上海港北洋海运航线，加上原来既有的由闽广船及西洋各国商船所开辟的南洋海运航线，使南北航运得以沟通，两条海运航线以长江口为交汇点。
宋元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域外地理著作，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记录了海外诸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
宋元时期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与羸弱的内政和军事相比，宋王朝的海洋事业相当发达，因此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在宋代可能已经超越了农耕文化。到了元代，统治者只将中原视作他们的牧场，农耕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反而是海洋文化因为航海贸易利润的丰厚还较受重视。
明代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洋、亚洲、非洲等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郑和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郑和船队每次都有五六十艘大型宝船，船上装满了各种精美礼品和货品，还包括充足的食物、水和日用品。郑和船队成员人数众多：“计下西洋官校、旗官、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10]郑和宝船结构宏伟，以郑和乘坐的一艘为例：“底层以砂石压舱；二、三层运载货物和食品；上面靠近甲板的一层是客舱，住士兵、下级官员，并有20门炮位；甲板有火炮、操帆铰盘，舱后舵楼有四层；其中二层为官厅，郑和、王景弘就住在这里。”[11]
郑和的七次海上大型贸易交流活动，传递了明王朝的权威，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从农耕文化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积极寻求海上贸易机会，从事航海贸易行业。但经济繁荣的滨海之地引来了倭寇的袭扰。这种情况在明初洪武年间的东南沿海就出现了。当时明朝强盛，海防巩固。尤其是方国珍次子方关降明后，敬献了战船，使明水军数量和战斗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政府在滨海地区都设置了卫所司，如有倭寇进犯，则以烽烟报警，相互支援。到了明嘉靖年间，日本国内连年征战，倭寇数量急剧增多，大肆骚扰我国沿海各地。此时明朝国力衰弱，国库空虚，海防疲软。明政府因此决定改变从唐宋元延续下来的宽松的海洋政策，实行海禁。明代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时断时续。明面上的海外贸易停止，但民间走私行为并没有停止，向日本及南洋走私棉纺织品及丝织品的事情在不少文献中都可以寻找到。[12]明代海禁政策，阻碍了航海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海洋文化和海洋事业。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初，海禁依然存在，主要是为了防范郑成功及明朝残存势力在沿海一带的抗清活动。顺治十八年，清政府甚至下迁海令，“尽徙沿海居民，严海禁”，在江南滨海之地“片板不容入海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〇）。清代限制出海船舶重量和规模，禁止海外贸易发展，只余广州一口通商，海外交流也多是政治朝见。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因此受到重重束缚，缓步不前。同时，国内的农耕经济也出现了土地兼并、人口膨胀等问题。这是中国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发展共同受到阻碍的时期。
从上述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的梳理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海洋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并在唐代发展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至明代前期，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齐头并进的趋势。明中后期以后，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又共同进入了衰退期。
二、海洋文化及其危机本质
海洋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13]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都属于这个范围。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农耕文化（土地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前者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开拓性等特点，后者具有稳定性、内向性、传承性和温和性等特点。海洋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基本与农耕文化所具有的特点相反，这其实与两种文化内在的本质有关。简单来说，海洋文化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危机文化，而内陆文化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安稳文化。
海洋文化的内在危机本质是由多变易逝的自然环境、充满危险的生产劳作环境、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决定的。第一，滨海自然地理环境极易变迁。《神仙传》里，麻姑自谓：曾三见大海变为陆地，如今蓬莱山那里海水又清浅了，难道大海又要变为桑田了吗？沧海桑田的海陆变迁正是滨海先民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以上海为例。今上海市的南部位于杭州湾北岸，其东北部则是长江入海口。历史上的海陆变迁给上海的南部和东北部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总的来说，位于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南部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陆地沦海，而在东北部的长江口，短短几个世纪内，却生长出了几个岛屿，其中就包括我国第三大岛、上海第一大岛——崇明岛。大约在东晋时期（317—420年），杭州湾北岸遇到强海潮的冲击，其西南部大片陆地塌陷于海中。到了元代以后，这一带沦海的速度才减缓。
第二，无论是渔业生产还是航海贸易，涉海生产劳动都充满危险。以渔业劳动为例，渔民出海捕鱼往往是随着渔汛期的开始而去，随着渔汛期的结束而归，有时航行数月。如果遭遇到恶劣风暴天气以及触礁等意想不到的危险那就是有去无回。因此在沿海渔民中传唱着一种渔民妻子思念丈夫的“渔民五更调”，比如下面这首《盼郎五更》：
一更里来月儿弯，银钩走青山。奴奴把郎来思念，面对拉格明月独坐织衣衫。细把那多情丝理出我心怀，织件连心衫。
二更里来月上弦，寒风阵阵起。吹起花花布窗帘，那个寒风好似吹在我心间。我的郎，在洋地，冷热自留意，莫忘把衣添。
三更里来月中天，银霜洒地面。我把夫郎常挂牵，那个风啦霜啦与郎作伴侣。海潮涌，浪花飞，溅得轻一点，莫湿郎衣衫。
四更里来月偏西，雄鸡唱头遍。好像听到螺号起，我跨拉格海洋飞到郎身边。郎拉网，我掏鱼，笑脸对笑脸，恩爱称如意。
五更里来月落山，潮水退下滩。我盼夫郎早归来，那格绵绵情丝结成连心衫。送给郎，身上穿，暖呀暖胸怀，你我心相连！[14]
五更调是一种汉族民间小调名，又称“五更曲”、“叹五更”、“五更鼓”。歌词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歌，所以又称为“五更转”。这首渔歌五更调流传于舟山群岛，抒发了对捕鱼郎的思念和关爱，体现了海洋渔业劳动的危险。
第三，滨海地区民众的家庭结构是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就是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常见的家庭结构有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是父母与一对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模式，通常还包括（外）祖父母以及未婚子女；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未成年（或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在这两种家庭中，最小一代子女或是未成年或是还未找到结婚对象。这些家庭结构在内陆地区常见。而在滨海地区，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因为航海是男人的事，而航海又充满危险。所以常常出现家庭中只有母亲与其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有些家庭甚至几代人都是女性。福建惠安女及其特殊婚俗就是这样不稳定的家庭结构的产物。因为男子常年出海打渔，惠安女就成为家乡的主要劳动力，下海、耕田、开路、锯木、拉车等样样在行，惠安女因此成为吃苦耐劳的代名词。惠安女结婚时要穿一身黑，新婚第一夜要站在床边过夜，结婚三天以后要回娘家常住，除夕等重大节日才由丈夫接回婆家住一晚。直到生下孩子，惠安女才能正式居住在婆家与丈夫一起生活。这种婚俗与丈夫常年在外捕鱼，可能会遭受不幸有关。如果丈夫身亡而没有子女，惠安女还可以继续生活在娘家。
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内在危机本质。这种危机本质又在精神信仰层面、器物文化层面、技术文化层面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精神信仰层面，求生是滨海民众信仰的基本目的。他们创造出来的神，无论是护航神、引航神，还是潮神、风神、礁神等，首先的功能就是保命。在器物文化层面，非常明显，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少于内陆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海潮很容易将遗留物带到海底，而海风又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在技术文化层面，为了应对危机，滨海民众对海洋技术的进步有强烈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最后一章展开论述。
当然，危机蕴含着危险和机会双重含义。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地体现了在合适的条件下，海洋文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海洋文化的产业开发，也是创造种种条件，让海洋文化转化为生产力，产生出经济效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国海洋大国战略。
三、中国海洋文化产业资源与海洋文化产业分类
中国已经进入海洋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根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3.5%。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3.8万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近10%，涉海就业人员达到3350万人，人均创造价值为11.5万元/年。[15]在此背景下，2011年国务院连续批准了我国三个海洋经济重点发展区域的规划，分别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并批准设立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我国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和重庆两江新区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也成为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级新区。而海洋文化产业是海洋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经济中最活跃，最具潜力，投资最小而收益最快的门类。
学界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还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本书以为，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以产业化为手段，以海洋文化开发为基础，从事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海洋文化服务提供的行业。海洋文化产业既包括直接与海洋相关的各个产业门类，也包括涉海产业门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