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1900—1988），本名嘉玢，祖籍江苏宝山，自幼聪明好学，十二岁考入苏州师范学校，十五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诗人徐志摩，1922年与徐志摩离婚。离婚之后，张幼仪曾经在德国留学多年，回国后先被东吴大学聘为教授，后来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为副总裁。不久，张幼仪又联合其他朋友创办了引领当时上海时尚的“云裳服装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中年之后，张幼仪移居香港，后来在日本与医生苏季之再婚，晚年随儿子定居美国，1988年在纽约逝世。
一、秉持旧道德的新女性
1915年12月5日。天刚刚亮，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户人家处处张灯结彩，正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儿媳妇。
这就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家，徐家是江南一带远近闻名的富商，经营着布厂、钱庄、电灯厂等各种产业。而徐申如的儿子徐志摩作为徐家第十三世唯一的男丁，婚礼自然要风风光光。这即将到来的花轿里，坐着一位名叫张幼仪的新娘子。
张家也是名门望族，张幼仪的祖父曾经做过知县，所以她的父亲张润芝也是个读书人，经常行医救人。再后来，张润芝因为被族人怀疑偷窃了堂兄的珠宝，一气之下便带着家中老小离开了老宅子。因为走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分得家产，一家人的生活大不如从前。
张幼仪有两个非常有本事的哥哥。她的两个哥哥张君劢（张嘉森）、张公权（张嘉璈）都曾留学日本。二哥张君劢十六岁便是举人，也是中国末代翰林。1915年回国的张君劢担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四哥张公权在日本攻读的是经济学，虽然曾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都任职过，但是他在二十八岁那年，弃官从商，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因为有着经济学的底子，他开始引进西方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又有着合理的经营管理方式，加之善于交际，很快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后来，他有“金融巨子”之美誉，号称“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纽约时报》曾经专题报道，特别提到“张幼仪的家庭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颇具影响力。他的两位兄长张公权和张君劢，都是财经界和政界的著名人物”。正是因为如此，原本家道中落的张家渐渐成为很有政治、经济地位的人家。
张幼仪兄弟姐妹共十二人，八男四女，她在家中排行老八，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张幼仪三岁的时候，到了缠足的年龄，她的母亲将裹脚布一层层地裹在了她的脚上。到了第四天，小幼仪疼得哇哇大哭。这哭声让她的二哥张君劢听到后非常心疼，张君劢便制止母亲说：“把这布条拿掉，这样她太痛了。”母亲反问张君劢：“当今社会女孩子不缠足，以后怎么能嫁得出去呢？”张君劢很果断地回答道：“要是没有人愿意娶我妹妹，我会照顾她的。”就这样，张幼仪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的女子。
后来，二哥还告诉妹妹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从那个时候起，张幼仪觉得二哥“这一点和家里任何人都不一样”。
还有一次，二哥拿出一个煮熟的瓜，给妹妹讲述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故事，张幼仪很认真地听哥哥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心中居然也感慨万千。她特别佩服二哥和四哥，在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的影响下，张幼仪很喜欢读书，特别在意学习。但是那个时候家境还没有好转，她的父母并不是很支持女子进学堂。
十二岁的张幼仪，偶然一次在《申报》上看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以极低的学费招收学生时，她想尽各种办法，最终得到父母同意去读书。只可惜，三年后未完成学业的张幼仪便被家人接回去成亲了。
张幼仪与徐志摩这门亲事是非常传统的包办婚姻，是由新郎的父亲和新娘的哥哥做主定下的。
1913年，四哥张公权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他在巡视杭州的一所学堂时，偶然间翻看学生们的文章，却意外地被其中一篇名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作文所吸引。这篇文章不仅将梁启超“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手书的笔法劲道也超脱自身年龄，一看就是有坚定目标和真才实学的少年。张公权当即询问作者是何人，这才得知原来是硖石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章垿，也就是后来的徐志摩。
于是，爱才惜才的张公权在得知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不仅是实业家徐申如的独子，而且尚未婚配后，便有意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徐志摩。便在当天晚上去信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提出将自己的二妹嫁给徐志摩。
其实，当时张幼仪的大姐也没有出嫁。之所以选择张幼仪，还是源于一次算命。1909年，张幼仪的两位哥哥从日本回来，因为当时经济比较拮据，便与母亲商量尽早让妹妹们出嫁。传统的母亲便请来了一个算命婆婆到家中，最先是为十四岁的长女算婚事，结果被算命婆婆告知大女儿必须到二十五岁以后才能嫁人，不然就会克夫。虽然那个时候张幼仪只有十岁，但是却顺理成章地成为家里女子中第一个待嫁的对象。
徐志摩的父亲是出了名的精明人，是当时的“浙江首富”。家中的产业有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等，但是有钱归有钱，徐家几代都没有出来一个能考取功名的人，缺乏政治背景。这样一来，徐申如在其他书香门第的大户面前总是觉得矮人一截。当徐申如接到张公权的信后，想到与张家结为亲家，不仅门当户对，还可以借助张家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声望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政商合一，天下无敌”。大喜之余，赶紧写了回信说：“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后来，徐申如听人说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是个端庄大方、很能干的女子，更是满意这桩婚事。
张幼仪第一次听说徐志摩这个名字时才十三岁。她刚刚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放假回到位于嘉定的家。那天，父母将她叫到客厅中，神神秘秘地将一只银盒子递到她手中。张幼仪当时觉得很奇怪，便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结果竟然是一张照片，只见里面的男子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父母都在用期待的眼神等待着张幼仪发表意见，结果张幼仪一直没有说话。
于是，父亲便问女儿对照片中的男子有什么看法，张幼仪一言不发地合上了盖子，很平静地说道：“我没意见。”后来张幼仪说：“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来临，我就依着家人的期待说：‘我没意见。’根据当时的中国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在家教严格的家中长大，张幼仪是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传统女子。她说：“我就是这样被教养成人的，要光耀门楣和尊敬长辈。”她的父亲是个暴躁挑剔的人，生气的时候就会提高嗓门、乱摔东西。在娘家时，“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没得到他许可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讲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得说：‘爸爸要不要再来杯茶？’不过，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张幼仪曾经告诉侄孙女张邦梅：“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能了解一切。”
虽然，对于这桩婚事父亲看似在征询女儿的意见，但是传统思想在张幼仪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于婚姻大事，只有全凭父母做主才能算得上是孝顺的表现。后来张幼仪回忆说：“四哥替我物色丈夫的方法很普通，我们不必知道徐志摩的身高，或是他家有多少佣人，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傅斯年曾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
据张幼仪回忆，她在嫁到徐家以后才知道，当初徐志摩的母亲将张幼仪的照片拿给儿子看的时候，徐志摩只是扫了一眼便把嘴角往下一撇，便嫌弃地说道：“厚厚的唇，呆呆的脸，没一点灵气，乡下土包子。”其实说起张幼仪的长相，她五官端正，只是嘴唇略厚，有一点点黑，脸部的轮廓有些粗硬。或许她不是徐志摩心中的灵秀妻子，缺乏一些柔美，但是并不难看。尽管徐志摩不满意这桩婚事，可是在当时那个传统社会中婚姻大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徐志摩最后的态度只能是：“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
按照当时的传统，正式缔结婚姻之前一定要算好八字。因此张家特地拿着两个人的八字去请算命婆婆合八字。徐志摩属猴，张幼仪肖鼠，虽然属猴之人代表逗趣，肖鼠之人代表富足和勤劳，但是算命婆婆说，猴子也可能会狡猾，老鼠也有胆小的一面。看完徐志摩的八字之后，算命婆婆称这家人非常好。但是一看到张幼仪的八字后，就突然不说话了，沉默了半天后，算命婆婆面露难色地告诉张幼仪的母亲：“不过，八字里的这对男女并不合……属鼠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般配，不属狗太糟糕了。”一听这话，张幼仪的母亲很是着急，一想到自己大女儿只能晚嫁，二女儿再错过这么好的婚事该怎么办才好呢？
最后，张幼仪的母亲悄悄地让算命婆婆将女儿的生辰八字改成了生肖属狗的1898年。然后，便告诉徐家这门亲事乃是天作之合。后来，张幼仪说：“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厄运？”
其实，不但是在八字上，两个人的性格也完全不同。当年与徐志摩同在杭州府中学堂读过书的郁达夫回忆那时的徐志摩说：“在课堂上或宿舍里，徐志摩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平时读书不用功，痴迷于小说，每次考起作文来他都是分数最高。”
那时的徐志摩是一个性格非常活泼的男孩，而张幼仪却完全相反。尽管张幼仪比徐志摩小四岁，但她是一个少言寡语、喜欢沉默、严肃而很少微笑、遇事有主见的人。徐志摩的父亲也正是看中了未来儿媳身上的品行，他希望结婚能够让儿子成熟起来，也希望沉稳持重的儿媳在婚后能够约束儿子，让他慢慢消除身上顽皮的孩子气。
然而，这场在后来给他们两个人都带来极大痛苦的亲事，并没有因为八字不合的事情而耽搁，在1915年徐志摩中学毕业的时候定下了两个人的婚期。
张幼仪订婚的时候，张家已经恢复到了先前的声望和实力。作为张家第一个出嫁的女儿，家里人非常重视张幼仪的婚事。张家特意派遣张幼仪的六哥去欧洲为妹妹采办嫁妆。据说张幼仪的嫁妆丰厚到让人侧目，单单是家具之类的东西一节火车车厢都装不下，最后，张幼仪的六哥只好改用船只从上海转运回家。
出嫁前，张幼仪的母亲告诫她，在婆家只能说“是”，不能说“不”。当时的人们评价她：“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徐志摩和张幼仪两个人像当时其他订婚男女一样，结婚之前没有见过一次面。
二、放手，也是一种爱
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婚礼是在浙江海宁硖石商会中如期举行的。因为张、徐两家都是大户人家，婚礼的排场非常大，单单是新娘这边就请来了三百多位客人到场，这些客人或是由南方或是由北方专程赶过来的。同样，徐家更是当地的首富，宾客众多成为当时一大盛况。
那天一大早，徐家就张灯结彩地等待着新娘子的到来。新婚当天，只见张幼仪头戴美丽的头冠，脸上遮着严严实实的盖头。她穿了一身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服，好不华丽。礼服上有许多白色的丝裙，在最外面一层绣上几条栩栩如生的中国龙。这样的结婚礼服是在场的很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因为张家人听说徐志摩最想要一个新式的新娘，特意定制了这套衣服。
十五岁的张幼仪跪在热闹拥挤的大厅前面，她头上重重的头冠压得她脖子酸疼。与她一同跪着的便是长她四岁的徐志摩，一个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子。
在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中曾经这样写道：典礼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张幼仪感觉到徐志摩的手已经伸到了盖头旁，她的心突然抖了起来，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在婚礼前，她想了很久：在盖头揭开的一刻是不是该看着丈夫的眼睛。但当那重重的盖头从面前消失时，她有些眩晕，失去盖头保护的她发现自己无法迎接对方的目光。尽管她希望自己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但发现做不到，只能看着徐志摩那尖尖而又光滑的下巴。
洞房花烛夜，张幼仪看着清秀帅气的徐志摩，她很想告诉他，她感谢命运的安排，现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愿意好好地侍奉他们。可是，这些情真意切的话张幼仪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子是羞于启齿的。
于是，她在心里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说第一句话，并猜想着会是什么。这是她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她本想着丈夫看到自己会对她微微一笑，但是等到的却是不苟言笑、严肃的脸。徐志摩见自己的新婚妻子沉默不言，他便也一句话都没有同张幼仪讲。于是，沉默便从此成为他们婚姻里的主旋律。
尽管张幼仪在娘家的时候，经常会和知识渊博的兄长们讨论很多事情，但是在徐志摩面前她却一直都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即便是张幼仪没有受到封建陋习缠足的毒害，不过，她说：“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徐志摩虽然当初还不敢公开反抗家庭为他安排的婚事，但是他却从心理上拒绝接纳张幼仪。
奉命成婚之后，徐志摩一直看不起妻子，觉得她怎么看都不顺眼。据说，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张幼仪便坐在丈夫旁边刺绣。突然，徐志摩大声喊一个佣人去帮自己拿东西，一会儿又喊另一个佣人来帮他抓痒挠背。这个时候，张幼仪想帮丈夫，她刚起身便被徐志摩用轻蔑的眼神制止了。
结婚后没有几个礼拜，徐志摩便去外地读书了。先是去了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张幼仪说：“公婆不准我跟他一起去，也不准我跟他在一起。在中国，媳妇当着公婆的面对丈夫表露情意，也是很没规矩的。”随后，张幼仪又打算去自己的母校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完成学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都未能如愿。
丈夫走后，张幼仪便只能整天守在这豪门大院里。虽然她是刚刚来到硖石镇，对这个生养丈夫的小镇充满了好奇，也很想出去到外面走走看看，但是，身为富商的公婆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媳妇单独上街抛头露面的。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那么闷，她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做。院里面的仆人经常能看到这位新过门的少奶奶，一个人在那里给婆婆做鞋。偶尔还会有婆婆陪着，更多的时候，都只见她将五颜六色的丝线穿在小小的绣花针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甚至一整天。她很认真细心地刺绣着，针脚细密，做得考究又漂亮，鞋子上的图案栩栩如生。哪怕是再挑剔的老人看见后，也一定会赞不绝口。然而，张幼仪给自己做的鞋子，都是能穿、看得过去就行。因此，她的婆婆很喜欢这个贤惠孝顺而又能干的儿媳妇。
她只能在家做一些孝顺公婆的事情，而徐志摩则在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北大如鱼得水，沐浴着新思潮的洗礼，又在她二哥张君劢的引荐下，拜了自己一直敬佩的梁启超为师，同时还结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
即便婚后的张幼仪不受丈夫待见，但她却依然谨记临出嫁时母亲的教导：“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公婆。”
她的贤惠知礼、端庄少言、精明能干，深得公公婆婆的欢心。后来，长子徐积锴的出生更是让徐志摩的父母开心不已，对这个儿媳妇也是赞声连连。看到儿子出生，徐志摩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算是尽到了孝道。后来，在老师梁启超的建议下，他在1918年7月起程前往美国，学习历史和经济。
其实，在徐志摩留学之前的这四年里，他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真正相处的时间零零碎碎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四个月。即便是偶尔两个人在一个院子里坐着，张幼仪很想主动和他说话，但是胆小的她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口。而他也是伸着腿看着自己的书，偶尔口渴喝水也只与仆人言语，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他们两个人，一个生性浪漫，追求诗意；一个囿于传统，本本分分。她说：“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张幼仪晚年回忆婚后的徐志摩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18年的秋天，张幼仪回娘家探亲，正好赶上她的二哥张君劢和梁启超等人一起去参加巴黎和会之际。张君劢在走之前特地问妹妹打算何时去国外和徐志摩团圆。当时，张幼仪很是惊讶地说：“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二哥便告诉自己的妹妹，你已经为徐家生下儿子，媳妇的责任已经尽到，可以去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了。看到妹妹面露难色，张君劢还宽慰妹妹为了避免徐家公婆的拒绝，他会亲自写信让徐志摩主动与父母要求让她出国。张幼仪很开心地点了点头，但是直到二哥从巴黎回来，她还是没有看到丈夫的信。
张君劢敏锐地告诉妹妹：“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并和徐申如商量，如果继续让妹妹和徐志摩两地分离下去，两个人会越来越远。思想陈旧传统的徐申如其实并不支持儿媳出去，他说：“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要照顾娃娃。”于是，张幼仪出国的事情便被暂时搁浅。
1920年9月，一直怀有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著名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抱负的徐志摩，原本是打算学成归国后子承父业，进入政界或金融界，但是他却突然放弃即将到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起程前往英国伦敦。为的是追随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罗素。也许是命运捉弄，罗素正好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来中国讲学一年。
失望至极的徐志摩在伦敦头两个月很是烦闷。再加上张君劢的来信催促，他便在1920年11月份的家信中这样写道：“从前鈖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最终，徐家还是决定送张幼仪出国。第二年春天，张幼仪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去往法国马赛港的游轮。迎着海风，她想起了在自己结婚之前的一件事情，开始觉得惴惴不安。那一天，丈夫徐志摩莫名地烦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认真地说道，中国现在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这些传统让他无法依循自己的真实感受行事，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张幼仪听到以后觉得非常吃惊，但她心里想，只有那些对丈夫不忠、对公公婆婆不孝顺的女人才会被丈夫抛弃。但凡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在那个时候不仅会遭人白眼，就连娘家人也不待见，最后只能出家、自杀或者出卖肉体。而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徐家的事情，她觉得丈夫的教养和教育程度是不会把自己逼上这条绝路的。丈夫要去西方，自然思想前卫一些，张幼仪便没有太在意当时的话。但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上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让她觉得丈夫的话开始在应验。中国社会的确正在酝酿着一场剧变，而这些又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次远行，张幼仪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她猜丈夫可能有了女朋友，也做好了接纳的准备，因为迎接小老婆是她的义务，善妒排妾是“七出”之一。
同船的妇女听说她要去国外与丈夫团聚，都纷纷夸她命好。不过，她心里想着在异国他乡团圆后，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能更近一些呢？
很快，轮船到了马赛。虽然两个人很久没有见面，靠在船栏上的张幼仪还是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骤然，她心里升起了一丝丝寒意。
她走到徐志摩面前，想要尽量表现得像新式女子一些，可是一看到丈夫的眼神，她就只能低下头沉默了。
徐志摩见到张幼仪的第一件事便是带她来到巴黎的百货商店，很认真地帮助她挑选了一顶帽子和几件衣服，还有皮鞋。这是丈夫第一次陪她上街，她心里很高兴。可是，丈夫打量她的眼神依然是冰冷的。她这才意识到，丈夫是觉得自己从国内精挑细选的服装太土了，他不想在朋友面前丢脸。然后，丈夫又带着她去了照相馆，两个人一起照了几张照片，为的是寄回硖石，让徐家人看到他们在国外幸福生活的模样。这是他们唯一的合影。
后来，两个人坐飞机前往伦敦。第一次坐飞机的张幼仪晕机呕吐了，而丈夫不但没有照顾自己，反倒是把头转过去嫌弃地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结果半道上飞机颠簸得厉害，徐志摩也开始呕吐起来，张幼仪第一次鼓起勇气回击了一句：“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夫妻二人开始了在伦敦的生活。她以为自己会和丈夫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兴许还能继续接受教育。张幼仪对国外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可是，环境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张幼仪在丈夫心中的地位，他们还是在老家那对没有感情的夫妻。徐志摩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热情似火、开朗大方的人。但是当他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便成了阴沉着脸、不苟言笑的人。张幼仪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他在最想摆脱我的时候，败给了我的肉体，对我们要厮守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后来，徐志摩在好友狄更斯的竭力推荐下，去了康桥皇家学院。徐志摩写信给两个学院，却被告知名额已满。最后狄更斯以院友身份帮他联系，院方答应给徐志摩一个文科特别选科生资格，让他可以随意选课听讲，但不参加考试，也不必作论文。他们于是搬到了离康桥六英里的沙士顿。
在沙士顿，张幼仪彻彻底底沦为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她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在这座小镇的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张幼仪很纳闷丈夫为什么每天清早都要去理发。很多年后，当年借住在徐志摩家的朋友郭虞裳才告诉张幼仪，徐志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是他收发信件的地方。而且，徐志摩与伦敦的女朋友写信用的都是英文。张幼仪以女性的直觉，察觉到自己的丈夫已经有了心上人。
回忆起那段岁月，张幼仪说：“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赛舟，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我们非在白天看电影不可，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本来我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的电影，结果去了别的地方，这件事让我并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梁实秋曾记述徐志摩说：“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在朋友眼中，徐志摩是随和而又儒雅的，可是这样一个浪漫的诗人对待自己的妻子却是冷漠得近乎残酷的。
张幼仪怀孕了，她欣喜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丈夫。却没想到丈夫冷冰冰而又坚定地对她说：“把孩子打掉。”张幼仪很吃惊，因为她认为“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所以，她告诉丈夫：“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她完全不能理解丈夫的想法，第一次，张幼仪对自己丈夫的心肠和人品产生了质疑。不过，她还是决定体谅他，同时努力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接受打胎这件事情。
有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妻子，他有一位女性朋友要来家做客。张幼仪以为这个女子便是徐志摩的心上人。在她的记忆中，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第二个太太就是在日本留学时娶的，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硖石也有很多女朋友，这不过是中国女人的命运。即使身为原配，并且为夫家生下了儿子，也不能阻挡丈夫纳妾。虽然她心里很难过，却仍然装作很随和大气的样子张罗待客的食材。
等到这个女子映入张幼仪的眼帘，她差一点儿要当场笑出声来。这个女子头发很短，抹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在穿着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用完餐后，徐志摩送完客人回来，张幼仪在厨房洗碗。张幼仪不知道丈夫怎么了，一直在转来转去，异常烦躁。等到她去了客厅，徐志摩问张幼仪对那位小姐的意见，她脱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徐志摩听完后没有说话，继续踱来踱去。突然，他脚跟一转，失态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张幼仪被吓到了，她没有想到丈夫会如此说，便跑了出去。徐志摩赶紧去追，她停住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以为你要自杀！”
接下来的一周是沉默的。一个星期以后，徐志摩居然失踪了。“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他就这样把身怀六甲的妻子，遗弃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连他的朋友郭虞裳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郭虞裳也不得不选择了离开。张幼仪说：“待在那屋里的那些日子好恐怖。有一回我从后窗往外瞄了一眼，看到邻居从草地走过去，竟然吓了一跳，因为我有好几天没看到别人或跟任何人讲话了。”不告而别的丈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张幼仪开始想到自杀，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育又让她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她只能等他回来。
半个多月后，徐志摩从伦敦托朋友黄子美带来口信，问张幼仪“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并明确告诉她，“徐志摩不要你了”，而离婚理由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黄子美离开后，张幼仪不得不向正在巴黎访学的二哥张君劢求助。当天晚上，她把屋里所有的灯全部打开，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屋里流眼泪。她说：“经过沙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去徐家，像个姑娘一样住在硖石。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没过多久，哥哥回信了。张君劢在回信中第一句却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然后告诉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到达法国后，二哥因为学习任务重，便将她安排到乡下安胎。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随同来看望她的七弟前往德国，因为战后德国马克贬值，那里的物价非常便宜。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强忍着身心痛苦的情况下，在柏林生下了二儿子彼得。当时就她自己，医生说她是最勇敢的产妇。当她接过医生递过来的孩子时，她说：“因为我要的是女孩，我要一个我的模子，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因为自己没有将新生儿的必用物件准备妥当，她只好将儿子暂时留在医院。
回到家中的她意外收到了徐志摩的一封信：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原来，徐志摩在她怀孕期间不管不问。可是生完孩子后没多久，居然追到法国，却不是为了看望刚刚出生的儿子，而是为了赶紧达成自己“离婚”的心愿。
后来，张幼仪说：“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她认为，这封信更像是写给群众和史学家听的，而非自己。
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了离婚协议，结束了维持了七年的婚姻。而这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才一周。
当初，和徐志摩一起的留学生朋友，为了让他顺利离婚，开始帮着“深受传统婚姻毒害”的徐志摩想计策。据罗家伦回忆，当时在一家饭店，徐志摩请七八个人吃饭，让帮想主意，大家提议“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想来想去，大家想到还没成家的金岳霖身上，没想到金岳霖正跟朋友在屏风另一侧吃饭，听到后，推开屏风，对他们叫了一声：“嘿！”结果满桌人大笑起来。
最终，金岳霖没有成为“替身”，反倒成了离婚证明人。离婚当天，当时在场的有中国留学生金岳霖和吴经熊等四人。张幼仪本想征求父母意见后再离婚，可是被他拒绝了，他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张幼仪才知道自己丈夫的心上人的名字。
签完字后，张幼仪第一次坦荡地看着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高兴的徐志摩居然还向她道了声谢谢，并提出要去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窗外看得神魂颠倒。张幼仪说，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这个孩子，他要怎么活下去”。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事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引起极大的波澜，他们被称为中国第一对以“西方形式”离婚的人，为民国的离婚风潮开了先例。于是，这场离婚成为中国婚姻史上第一桩离婚事件。当有人问她是否认为徐志摩要求离婚是革命性的举动，她说：“不。”因为他那时主要是为了追求林徽因，“如果他打从开始，也就是在他告诉我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时候，就和我离婚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我才会说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壮举。”
即使这场婚姻让张幼仪深受其害，可是她依然对传统的包办婚姻持肯定态度。她认为“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只不过，徐志摩显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当她的后辈们问她是否爱徐志摩，在临终前张幼仪终于梳理清楚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三、华丽苍凉的优雅转身
当年，张幼仪在接过徐志摩递过来的离婚协议后，她平静地签了字，她说，我同意在文件上签字的唯一理由是：我在法国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只凭过去的价值观行事，我是未来新式女子的一员。
张幼仪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事后证明，我一个人在欧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一直到我回国以后，还有人在议论我离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没法子忍受人家对我的注意，抬不起头来。”她说。
据说，多年以后，张幼仪回国，在火车上听到两个陌生人在谈论她的离婚事件。而张幼仪刚好坐在这两个人的对面。一个说：“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另一个附和道：“要不然徐志摩干吗离开她？”
离婚后，张幼仪选择独自带着儿子留在德国，没有传统社会的影响，她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仍然每个月给她和孩子寄去生活费。在徐家二老眼中，这个没有犯过任何过错的儿媳还在养育着他们徐家的子孙。张幼仪利用这些钱一边抚养幼子彼得，一边学习了法语、德语，还在裴斯塔洛齐学院学习幼儿师范课程。
梁实秋曾这样评价：“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在国外的这段时间，也有人追求过她。离婚没多久，总有一个留学生来看她和儿子彼得，但是当这个留学生问她是否还有结婚的打算，她只说了一个字“不”。她说：“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里，都不能教别人看见我和某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
此后还有人追求张幼仪，却全被她婉言拒绝。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她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这样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背着很深的思想包袱。
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人，在她晚年时期，仍然教育出生在美国的侄孙女：“中国家庭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先掉头走掉，这样子很糟糕……”
离婚三年后，两个人因为儿子彼得的夭折而第一次碰面。其实，徐志摩是被母亲逼来的。在1925年3月18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了，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得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了一个无趣味的难关……”
失去幼子的张幼仪瘦小而羸弱，当徐志摩看见她后，却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尊敬之感。在1925年3月26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可怜不幸的母亲，三岁的小孩子只剩了一撒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挂着两行眼泪等我，好不凄惨……C（指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1926年张幼仪回国。徐家二老将她收为干女儿，徐申如将家产分成三份，儿子和陆小曼一份，孙子和张幼仪一份，老两口一份。徐家二老在得到张幼仪的允许后，才同意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婚事。同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平北海公园举行婚礼。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有一次，胡适请客，也把张幼仪邀请过去了。新婚燕尔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吃饭的时候甜蜜腻人。后来张幼仪这么回忆那天的情景：“那天晚上我话很少，却不能回避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不承想，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没多久，张幼仪的母亲便不幸病逝。她处理好母亲的后事以后便定居上海。后来，张幼仪在东吴大学代课，专门教授德语。刚刚教了一个学期，当地的女子商业银行便慕名找到她，希望张幼仪借助她的人脉，帮助银行走出困境。
这是一家1910年由女性创办的位于市中心南京东路上的银行，现在是上海市南京东路480号二楼的中国工商银行南京东路支行。于是，张幼仪成为该银行的副总裁，与当时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四哥张公权不分伯仲。
她因为在德国养成了严谨的习惯，所以，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达办公室，从不迟到。为了方便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她还把自己的办公桌摆在最里面。下午5点，会有个教师到公司来，给她补习一个小时的文学和古籍。
“有主见、有主张且相当主动”的“三主”女强人，以她铁娘子似的勤勉和严格再加上兄长的帮助，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很快扭亏为盈，张幼仪由此在银行界崭露头角，名动一时。
在担任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的同时，她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公司的总经理。张幼仪开这家时装公司是因为当年她回国以后，母亲帮她请了一位手艺精湛的裁缝师傅置办衣服。在她母亲去世以后，这位裁缝又为张家赶制丧服。
后来，张幼仪便想到了赚钱的好点子，开了这家集成衣店和服装订做于一身的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位于上海最高端、生意最兴隆的时尚汇集地，因为紧跟时代潮流，当时的很多名媛如唐瑛、陆小曼等都常在那里做衣服。
有一次，张幼仪很有先见之明地囤积了一大堆染料。后来，这批染料成了紧缺物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一百倍，张幼仪把它卖掉，赚到了很大一笔钱。尔后，用这笔钱作为后备资金，投资黄金和棉花行业，依然是财源广进。极具商业头脑的张幼仪，不仅在生意上赚了很多钱，在股市里也获利颇丰。而且，她还拿出一部分钱在自己居住的房子旁边给徐志摩的父母盖了一幢房子。
关于自己与徐志摩的沸沸扬扬的离婚事件，多年以后，张幼仪微笑着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的确，正是因为如此，她开始变得独立而更加精明能干。离婚后的她和徐志摩相处反而更加融洽，经常通信不断，并且她还会时不时地接济徐志摩。
1931年徐志摩的母亲病重，徐父坚持要张幼仪出面主持家政，张幼仪认为自己不合身份，便表态只有接到徐志摩的电话，她才可以去。于是徐父与徐志摩商量，她接了徐志摩的电话，一直侍候到徐母去世，操办完丧事。因为是徐志摩父母的义女，她掌管着徐家的经济大权，照顾徐家二老，把家中的大小事宜处理得井井有条。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徐志摩身亡。陆小曼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当时便昏死过去，醒来后用拒绝认领遗体来拒绝现实。为了料理徐志摩的后事，张幼仪像是一个冷静果断的妻子，处理了一切：让八弟禹九带领十三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自己主持丧葬仪式。在公祭仪式上，陆小曼看到丈夫身穿长袍，便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而张幼仪坚决拒绝任何人再移动已故的徐志摩，理由是不许让他死后还不能安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版的《徐志摩文集》也是在她主持下完成的。
1949年，张幼仪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五年以后，张幼仪楼下有一位叫作苏纪之的医生向她求婚。这名姓苏的医生性情温和，谈吐优雅，早年与妻子离异，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张幼仪当时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非常传统地写信向家人征求意见。
她分别写信给二哥、四哥以及自己的儿子，但是得到的回应却不尽人意。四哥张公权一直没有给妹妹回复，而二哥先是发来一封电报说道“好”，可是一会儿又发来电报说“不好”。这样一来把张幼仪也搞糊涂了，所幸的是二哥张君劢经过反复思量还是决定让妹妹遵循自己的内心感受，于是来信写道：“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犹豫之下，张幼仪去信给远在美国的长子阿欢，让她欣慰的是善解人意的儿子回信：“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于是，在1953年，五十三岁的张幼仪和香港医生苏纪之在东京举行婚礼。二人相濡以沫地生活了近二十年，直到1972年苏医生因肠癌病逝。一个人独居的张幼仪便将家搬到了美国，在儿子的附近居住。
她开始有规律地生活：每天7点半准时起床，做完早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没事的时候看看报，串串门，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二百美元的输赢。一切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就这样安逸地生活了十六年之后，张幼仪以八十八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墓园，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个字。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评价得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