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前文提到过的村民的“取水地”不远，同一条小溪从一处深沟或凹槽状的地方发源，不久溪水猛然变宽，形成了一个水质清澈透明的大水塘，两棵高大的冷杉和一棵同样高耸的白杨把树影投向水面。溪水潺潺流过山谷，平原就位于林木葱翠的山谷上方，这几棵树高耸的树冠几乎与平原相齐。因为彼此紧密相邻，这些树生长态势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冷杉的枝杈优雅地低垂着，好像被枝头深绿色的花穗儿压得不堪重负一般，春天这些花穗的尖儿呈金色，因为幼芽的绿色实在太浅，看上去就如淡黄色一般。与枝杈悬垂的冷杉相反，白杨的树枝一律笔直地向上伸展，几乎与地面垂直。因此，白杨树的轮廓与那些极爱夸张的画家们笔尖向上的画笔一样。这样的形状不适合鸟儿筑巢，因为几乎没什么枝杈可以形成平台，所以鸟类很少在白杨树上筑巢居住。
山上有条宽阔小径（还称不上是一条路）通往下方的水塘，羊群定期被赶下山来这里洗澡，在小径上踩出了数不清的小洞。那时候，小径每天都挤满了朝着相同方向前行的羊群，路边仅有的几家，包括村里紧挨着水池的小酒馆，皆因牧羊人的到来导致顾客数量飙升。关于羊群何时洗澡，当地没有什么成文的法律规定，不过此地的习俗如同议会颁布的法令一般不可更改：每个牧羊人都清楚自己的日子，他们按顺序来，谁也不会试图干涉别的牧羊人独占水塘，赶羊洗澡的权利。“洗澡权”被牧羊人一本正经地维护着，就好像这事关宪法。
有时，某个地主或某个农场主急切地想要做出改进，试图封堵小径，从池塘引水来灌溉牧草，或者尝试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介绍改良创新的方法。他们以为随着教育水平提高，现代思想广泛传播，以及现如今工人们普遍地四处流动，传统的影响力已被削弱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搞错了。牧羊人聚集起来不是把围栏推到，就是把刚刚挖好的引水渠填平。同时，这些人还得到了全教区居民的普遍同情，那些牧场主们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给他们撑腰。因此，获胜的总是因循守旧的人，传统习俗依旧占据上风。
绵羊极其讨厌水。它们往往刚一沾水就立刻跑出来，因此很难被赶进水里。只有被陌生的牧羊犬驱赶，并且被堵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它们才可能冲进池塘。有时候，绵羊进了小溪，会因为窄小的蹄子深深陷进淤泥之中而爬不上来，尽管出于寒冷和恐惧，它的头还会在水面上苦苦挣扎，但若是此时不赶紧营救，绵羊就会溺水而死。牛群刚好相反，温暖的日子里，它们喜欢一直待在水中。
在绵羊和绵羊相互拥挤磨蹭，以及与牧羊人和他们的助手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它们身上的羊毛会大量脱落，顺水漂流而去。这些羊毛被装在下游的一张网接住，最终来到村里的三两个妇人手里，她们好像通过支付一点啤酒钱换得了这个权利。一年到头，除了羊群经常走过的道路和小巷，这些妇女还会留意是否有迷失的羊群在灌木丛中被挂掉的羊毛，她们也会跨过树篱的缺口到高高的蓟草和野蔷薇丛中捡拾羊毛。这些羊毛多少会因为天气的缘故和飞扬的尘土被弄得脏兮兮的，不过羊毛本来就是用作制作拖把，干净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老式的羊毛拖把依旧是农家的必需品，对奶场来说尤其必要，因为每日要不停地冲刷擦洗。羊毛被收集起来后，妇女们就用老式棉纺机轮着手处理，因此直到今天，人们可能还会不时地在某个角角落落里发现类似的纺织机轮。村民还专门打造一种特制大头钉，用来将拖把固定在一块结实的梣木“挡板”或者把手上。“挡板”这个词的拼法是我根据发音猜的，村民也用这词说耙子，比如他们不说耙子把手，而说耙子板。拖把做好之后，妇女们就带着它们到本地各个农场上去转，她们知道谁是自己的熟客。人们买拖把不仅是为了稍微帮衬一下穷苦的人家，而是因为这东西的质量的确很好，很结实。
河谷的草地上，同一条溪流浇灌着无数成片的柳树林，被树篱围住的白柳和挺拔的杨柳之中尤以沿着溪水边生长的树木最为繁茂。农场主通常把长得最好的柳树卖给村里的柳条制品工匠。柳木被劈成柔软的窄条，然后被编制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比如女人的针线篮和各种小摆设。柳木若是被劈成只比硬纸稍厚一点儿的细窄木条，就会变得惊人的柔韧。过去很多人都以编制柳条器具为生。村里也有柳条织机，为了显示自己手艺纯熟，织工有时也会用柳条做件衬衣——当然只是为了好玩儿而已。草编业的发展对这一产业影响极大，如今只有少数人还在从事柳木编织的行业，也主要是专门为其他地区提供原材料了。
人们从山坡上的白蜡树林和田野中的灌木丛林中砍伐粗壮的白蜡树干，运出来之后会有一两个上年纪的人专门负责把木头削成“薄片”——“薄片”就是很轻的木架，被用来为栅栏堵上缺口，或是插到田野中将一块田地分为两块。制作栅栏也是村里的产业之一，不过近年来，城镇集市的手艺高超的木匠们开始雇用人手大批量生产栅栏，所售产品价格低于村中工匠所制。
当地最忙的人大概要数那些造车轮的工匠，他们不仅制作和修理四轮马车，手推车的车轮、车架，还会承接别的木工活儿。若是手中有些闲钱，他有时也承接砖瓦工匠的生意，帮忙修建村舍、谷仓、库房等等，因此院子里堆满了木料。通常村里还会有个石匠，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帮忙修理围墙、猪圈，和所有稀奇古怪的活儿，依靠自己的双手工作。
这里自然也有铁匠，有时还不止一个，通常要做的活计总是没完没了，因为现代农业比起以往要多用两倍的机械设备和铁器。最初，很多铁匠都不懂怎么修理这些时髦机器中的部件，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很多，虽说有些零件损坏时还是要拿到生产厂家进行更换。成群结队的马被赶到这里来钉新掌。有时候村里的铁匠因为钉马掌而声名远播，连住在城镇里的绅士们都把自己的马送到这里来钉掌。铁匠仍然是用白蜡树苗做短短的凿子的柄，以此来阻隔烧得通红的铁砧。他有成捆的白蜡树枝，这些树枝柔软易弯，又十分坚韧，拿根枝条在凿子上绕几下，就做成了一个长长的手柄。白蜡木的好处是不会“反弹”，用力敲击的时候也不会产生震动。
村里的补锅匠虽说常常四处流浪，有时却还有点小钱，他拥有一两处农舍，是用积蓄找村里的石匠帮忙修建的——盖房的材料大概是某个友好的扬谷机操作手免费帮忙运送过来的。每当不酗酒而又稳定居家的日子，他就拿点儿本钱出来做个小生意——总之，他的手从不闲着。总有牛奶桶、水壶和平底锅之类的东西要修补，他就一家一家地上门去修。有时候，人们还可能会看到他待在农场的车棚里，垫着那个一直随身携带的小铁砧在修修补补，身边总是有两三个村里的孩子——黄头发的，结结实实的，聚精会神地观察这门手艺的奥秘。
尽管有机器缝制的靴子并且价格低廉，鞋匠在村里却依然站得住脚，顾客还为数不少。在地里干活儿的人需要防水的靴子，所以必须要手工缝制。鞋匠在劳动者之中生活了一辈子，比那些城里的手艺人更明白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也更明白如何用钉子撑起鞋底，如何给鞋掌和后跟钉上金属片——靴子最后被弄得简直如甲胄一般。就连这里的小孩子也穿靴子，不过以他们的个头儿而言，靴子过于沉重了。很多自己做工的农场主也会把自己的靴子送到鞋匠这里来修。和村里的鞋匠打交道时唯一需要记得的一点就是：你若是想要一双靴子，需要提前六个月定制，否则一定会失望而归的，因为他做双鞋的时间比得上船工造船的时间那么久。
一条小路将村庄的两部分连接在一起。路边的树下有个曾经敦敦实实的木桩，如今正在慢慢腐朽。在这个木桩对面不远处可以看到第二个木桩的残骸。原来这里有个制绳厂，可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各行各业都日渐趋于生产集约化，这种趋势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确，近年来很多从事制造业的人发现把作坊从城市搬到乡下更加有利可图，因为乡下租金要低得多。水可以通过打井取得，交税更少，薪水也更低。他们将商铺和办事处留在城镇上，而所有的制造工作都在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完成。然而，就连这些也明显与工业生产集约化相关。工人变成了领工资的人类机器，他们既不在自家的小作坊里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劳动，也不像搓绳子的工人在榆树下来回走着搓捻麻绳，然后把自己手工生产的产品带到市场上，站在街边叫卖。
水磨工曾经是各个村子里奔波忙碌的人，但是铁路把麦子运到了城里的蒸汽磨坊里，至于在仍然使用水磨的地方，铁器也已取代了木制品。还有少数地方，妇女和姑娘们受雇在自家制作粗布手套，不过如今这些活儿也更多是在大型商业中心附近完成了。另一个消失的行当是铸钟业。附近的山里有个村子原先以铸造教堂的大钟闻名，至今很多当地铸造的大钟还在遥远的塔楼里鸣响。
乡村教堂就伫立在山边，池塘正上方的位置。尽管教堂看上去古老阴沉，可牧羊人用池塘给羊群洗澡的风俗却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教堂的塔楼和山上更远处的农舍一样，是用燧石混合水泥修建而成，随着时间推移，整个建筑几乎变得如燧石一般坚硬异常。在燧石上削出平面，在墙上勾勒线条或绘图的艺术曾经发展到极致完美的程度，至今人们甚至可以在一些老式花园的院墙上看到这样的装饰。
塔楼十分高大，教堂极为宏伟，也许由于此地人口稀少，相比之下才显得异常雄伟。不过，也有可能在修建教堂时当地居民的人数比现在更多。因为与其他类似的村庄一样，有很多迹象表明当地的人口曾急剧减少。在山下相邻的一个教区，目前只剩下不到五十人居住。那里过去曾有一间教堂，不过已经被拆掉很久了，教堂的墓地如今是一个果园，严禁任何人挖掘和耕种此处的土地。
穿过一扇嵌满饰钉的窄门进到塔楼里，沿着蜿蜒曲折的几何线条状的石阶向上攀登颇为不易，因为这里狭窄漆黑，射孔里还积满了陈年的蛛网和灰尘。上方传来了微弱的声响，听起来像是翅膀在密闭的空间里震动空气——这是钟楼上寒鸦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就和八哥、燕子在巨大的老式烟囱里飞行穿梭时发出的声响一样。走过几个孔洞——这是表明曾有人到达的高度的唯一标记——就可以听到古钟那沉闷的嘀嗒声，声音缓慢，伴随着一种奇特的，带有摩擦声的振动，好像这老古董因为年代久远连钟架都变得颤颤巍巍了。钟的外表盘是方形的，与垂直的塔楼形成直角。时针的镀金层早已脱落，因为风吹雨淋而变得难以辨认，由于没有分针，单凭时针也很难读出准确的时刻。
再经过另一个射孔和狭窄的石头台阶——你一定要小心，时刻紧贴外墙，从最宽的地方走，因为越靠近中间的立柱，台阶就越狭窄——有些台阶因为几个世纪的踩踏而向下凹陷，有些台阶破损了，还有些台阶上有东西，人们一旦踩踏上去就会发生滚动和滑动，这是从寒鸦巢里掉出来的大量枯枝，高处的台阶上到处都是枯枝，所以，你只能把它们踢到一边才能顺利走过去。枯枝几乎大小完全一致，都因天长日久汁液蒸发而变成了棕色和黑色，不过树皮还留在上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鸟儿是如何费尽心力地在树下搜索寻找到如此多的适合筑巢的树枝，因为鸟儿并不从树上折枝，只取那些从树上掉下来的枯枝。
搜寻此类树枝（白嘴鸦也用它筑巢）的最佳地点是几个月前砍过树或修剪过茂密树篱的地方。每当修剪比较细小的树枝时，为了把枝子打成捆儿，人们常常要在上面踩一踩，把那些太小的枝子踩断。把树枝打捆儿完毕，妇女们就用耙子把碎树枝耙起来当柴火烧。过一段时间，春天来了，鸟儿们也来这里衔起未收走的小枝，通常地上还会有大量的小细枝。鸟儿们一般叼走落在草丛中的小树枝，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喜欢枯死但未腐烂的细树枝，对尚带绿色的或是已经腐败的不屑一顾。难道它们发现绿色枝条在变干的时候会收缩，而烂木头不够牢固了吗？白嘴鸦、寒鸦和鸽子以这样的方式搜集筑巢的材料，寻找有树被砍或树篱得到修剪的地方，不过即便如此，这也颇需要一些耐心。鸟儿们有时候也从去年的旧巢中回收利用大量原材料——白嘴鸦和寒鸦就是如此。
最后，从这里走到钟楼时，落脚一定要小心，因为地板被虫蛀了，不时地也会有松动的板条，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让脚踩在横梁上，至少横梁是固定的。如果要从这里落到下面敲钟人站的石头路面上，这高度还是会让人发晕。敲钟的绳子上绑着布条或类似的东西，方便抓握在手里。哪怕是在二楼，你若是想敲一下钟，却忘了敲完之后迅速把钟绳抛掉，绳子就会把你拖拽到几乎与天花板平齐的位置。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小时候接受洗礼的洗礼台附近摔断了骨头。
墙上钉着一些铁夹子，用来固定一些陈旧的织物，这些织物后来逐渐脱落了。打开已被虫蛀的钟壳的门——钥匙就挂在里面，只要你高兴，就算研究这钟表走上一整个小时也无所谓，因为教堂执事在远处的田地里干活儿，负责掌管钥匙和指示穿越草地最近路线的人——执事的老伴儿也去泉眼那里取水了。这幢古老的建筑现在完全废弃了，就这么孤零零地立在山上。脚下铺路的木板吱嘎作响，与生锈的铰链发出的摩擦声混在一起，显得空洞沉闷、阴森可怖。不过，有一束阳光从射孔照了进来，蜜蜂从开得较大的窗户飞了进来，发出低声的，问询般的嗡鸣。教堂外，有麻雀叽叽喳喳地喧闹声，雨燕独特的尖声鸣叫声，还有寒鸦“喳喳嘎喳喳嘎”地喊个不停。三叶草的甜蜜气息和新割青草的香气随微风飘上来——也许还有穿过教堂墓地去干活的晒草人的笑声，笑声在他们悠闲走过的路上飘荡回响。
钟表上刻有钟表匠的名字，表明这钟是一个世纪前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市镇上铸造的，那时工业产业集约化尚未开始，各地的生活还未失去其独特性。钟表上方的木盒儿上有很多麻雀筑的巢，麻雀的羽毛时不时地掉进钟表里，表就不走了——不过在这里，这也没什么所谓，忙而不乱是这个村子的信条，而时间则没有多少人在乎。你要是愿意，大可以从鞋匠那里借来鞋油鞋蜡，把大钟的轮廓拓下来。不过你要小心，因为敲钟人的疏忽，有个钟稍有倾斜，假如绳子松脱了，重达一千九百斤的黄铜就会把你压在架子下，砸成肉酱。
敲钟人自成一股势力，他们虽说也是乡下人，却绝对是独裁者，不轻易受人使唤。很多牧师已经吃过了他们的苦头，却只能保持沉默自吞苦果，因为就算到周边别的村子里也难以寻得一个人来敲钟。要改变村子的风俗，就像用手杖推倒这个坚固的塔楼一样难以实现。不过，圣诞节来临之前，你会找到机会对敲钟人说句某某钟声很好听，然后你就一定能听到那乐曲夜夜响起，喧闹的快乐钟声穿透繁星照亮的夜空。无论何时，洪钟的每个音符都清晰明确，好像是由机器敲击而出，然而一曲终了，颤音还在耳中久久回荡，直至声波消失在远方。然后你可以走进花园或田野间倾听，因为那是一首壮丽的乐曲，你还要记住，这一种在山间回响了成百上千年的宏伟乐曲。敲钟的虽然是些粗人，他们却是满心喜悦地表达着自己仅有的艺术鉴赏力。
沿着螺旋形的楼梯转几圈儿，就能来到屋顶上。铅皮颜色沉闷，又因暴露在空气中而氧化变色了，脚下的踏板因此变得不甚清晰。高处有个生锈的风向标僵硬地转动着，微风完全无法对它产生影响，只有大风才能将其撼动。傲慢无礼的寒鸦（此时正在安全距离之内盘旋飞舞）把所有适合筑巢的，突出的地方都占领了，丝毫不顾及自己的侵占是多么不合适——天使的翅膀上，圣彼得飘动的长袍后，或在那边灰色的长满苔藓的壁龛里——那里曾树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后来被反对偶像的人砸碎埋到了地里。如果滴水嘴坏掉或者被堵住无法滴水，寒鸦也会把巢搭在上面，不过它们不会占用别的滴水嘴。它们也把巢筑在钟塔窗外墙体的突出部分，这些窗子有一部分被用木板钉上了。简而言之，任何高处或有遮蔽物的地方，都适合寒鸦居住。
筑巢的季节一结束，寒鸦似乎就会离开教堂，与白嘴鸦一块栖息。寒鸦在塔楼筑巢，筑巢地和栖息地分处两地，这与白嘴鸦相似。白嘴鸦通常在老鸦群多年栖居的树林里筑巢，但是在别的季节，它们却选择到距离筑巢的树林不远的林子里栖息。寒鸦最初是如何来到教学的钟塔上筑巢的呢？显然，鸟类与教堂的关系极为密切，绝难分离。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鸟类出现的年代可比建筑古老得多。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岛上任何高度的石头建筑——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防御的目的修建的——都出现在相对较晚的年代。如今，原住民低矮的棚屋很难再吸引寒鸦筑巢了。有些人认为本能是永恒不变的，所以鸟的习性也不会改变，比如蜜蜂今天筑巢的方式和一个世纪以前完全一样。然而，我们现在的习惯难道就没有一点改变吗？
寒鸦不可能一开始就把巢建在高大的石头建筑上，如果把问题限定在本国之内，我们难道不能通过塔楼的雉堞或教堂最初耸立起的时间，来确定寒鸦什么时候开始利用它们筑巢吗？寒鸦非常聪明，也有足够的理解力明白这些高耸而偏僻的位置有多适合自己的独特习性。我还敢打赌，假如给蜜蜂展示一个更好的建蜂房的模式，它最终也会学会利用的。
寒鸦在塔楼忙碌着，距离塔楼不远处的教堂墓地里，坐落着一处巨大的方形坟墓，四面分别由四块厚重的石板搭成，一块更宽的石板盖在上面作墓顶。墓穴的碑文很难辨认，代代相继的农家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铁皮包裹的鞋后跟儿早就把碑文破坏了。孩子们没有踢掉碑文的地方，又被苔藓地衣覆盖了。据教堂执事说，这座墓旧时曾被用作施舍台，穷人们每周都来这里领救济。他父亲告诉他，自己以前就曾饿着肚子站在这儿，和别人一起——不是些身体有残疾的跛子、寡妇，而是身强力壮的人，一直等着一条条面包被放到宽大的石板上，因此活人就当真是在死人的坟墓上吃东西的。
那时，农场主们定期要在法衣室开会，商讨他们每人能提供多少工作或者临时工作，这样就能按比例分摊救济。若是从远处来的人，哪怕是附近教区过来的人，都要被心怀妒意地与本地人分开，以免增加救济负担，多养活几张嘴。另外，若是有办法可以摆脱一个家庭，那一家人就会被驱逐。那时候，人手比工作多，如今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古老的墓穴就像一个肃穆的旁观者，见证了传统的断简残篇和人民构成的历史，如今后者的地位要被置于仅由帝王名单构成的历史之上。
村子里最年长的人是一位妇女——情况一般都是如此，据说已经一百多岁了，她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被照料得很好，身体虽虚弱，但口齿清楚，十分健谈。她用茅草屋顶来估算自己的年纪。自她记事起，屋顶已经被翻新了五次：第一次翻新的时候，她还是小女孩儿；她长大之后，父亲把屋顶翻新了两次；第四次是她丈夫做的；第五次则是在三年前。这加起来就是一百年。
近年来，茅草屋顶使用的时间久了很多，因为天气潮湿的时候，不再有向茅草上不断滴水的大榆树了。雇工们常常非法侵占公共用地，把房子建在靠近公路的荒地上，往往离树篱很近，房子也就建到了树底下。若是树上不断滴水落到茅草上，对屋顶的损害很大。茅草极其耐用，若是原本长得好，铺得又结实，那就风吹日晒都不怕。一般来说，修一次屋顶可以撑上二十年（也可能更久），那么铺五次茅草就是八十年。再加上最近一次翻新屋顶已经过了三年，而且这老妇人认为第一次翻新时她大概是十七八岁——这也就是说，她正好有一百岁了。不过，她关于第一次屋顶翻新的记忆多半已经模糊不清，那时她也许只有八九岁，如此便要将她的实际年龄往下稍减几岁，也就是九十出头。自她记事起，村中起过两次大火，村子的大部分都被火烧毁了。起火对村子是毁灭性的灾难，火焰会从一家的屋顶蔓延到另一家的屋顶，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火焰“翻滚着”越过空地。人们用“翻滚”或“跳蹿”“灼烧”这样的词来形容伤痛。这样的火灾常常是由壁炉里的柴灰被倾倒在垃圾堆上引发的，余烬未灭的时候其热度足以点燃柴草或垃圾。
这老妇人的回忆都是有关家族历史的八卦。我时常发现，那些特别高寿的人能讲的东西还不如六七十岁的人能讲的一半那么多。年纪次之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他对历史的全部了解就是很久以前有一支英国军队，几个叛徒把燧石从滑膛枪里退了出来，换上了不能用来点火的木片，于是这支军队就被打败了。至于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牵涉到什么人，他都一概不知。他还“记得”在自己小时候下过一场大雪，他帮着把马车从雪地里拽出来，又用栏架给它们铺了一条坚实的路。一次在路边不远处挖树篱时，他发现了一批总价五先令的便士——多好的旧“铜币”啊——肯定是盗贼藏在这儿的。他用新铜币不如用旧铜币买到的东西多——乔治王就是旧币里最值钱的。
村里的酒馆住着一个七十来岁，手脚很麻利的老太太；她看起来搞不懂历史是什么意思，不过只要我愿意听，她就会给我讲故事。那故事都是一些异国的男欢女爱的事，被她叙述得杂乱无章。说有个夫人与情夫幽会，却被自己的儿子撞见了；那儿子又是个笨蛋（或者用女人自己的话说，他的智商“只有上帝给的那一点儿”，村里人通常这么形容笨蛋）。为了掩盖此事，夫人就跑到楼上，从窗口往外朝她儿子扔了一大堆葡萄干。儿子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夫人的丈夫，但被问到具体时间时，他只能说是“下葡萄干雨的时间”。这故事本来应该是个证明儿子愚蠢的新证据，那夫人因此躲过了一劫。
这个纰漏百出的故事，有没有《五日童话》里某一章的感觉呢？可这故事是怎么进入偏远乡下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的脑中的呢？这地方与滑铁卢、克洛登、塞奇莫，或者美国内战都搭不上边，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有位老人宣称查理国王曾住过这里的一间老屋，那房子就要被推倒了。不过，根据当地的传说，那时候“查理国王”在乡下大多数的老房子里都住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拜访这个地方。
紫杉树篱远高出头顶，又厚又密，圈出一个色彩碧绿的庭院，如此浓密高耸的树篱只有经过百年的生长和无数次的修剪才能形成。院子里的草很多年未经修剪，原先保龄球准确划过的平坦的坡道上，如今已是杂草肆虐。早春时节寒风料峭，但你若靠着树篱的向阳面行走，这道天然屏障就会阻挡那彻骨的寒意，让人感到如同穿上了貂皮大衣一般温暖异常。只有在那段时间，你才能享受到阳光带来的独特的和煦之感，那感觉就像是大病初愈后的恢复期。我们不妨四处走走，再沿着原路返回，有时你会经过画眉的巢，画眉鸟安安静静地坐在巢里，自信满满的样子。
真正能吸引我们英国的鸟儿居住的，唯有真正的英国古树和灌木，那些现代培育的奇特的异国常青树种都难以与之匹敌。鸟儿喜欢在黄杨和紫杉上搭窝，不喜欢那些底下疏松透风的纤弱的月桂树和杜鹃花，它们会尽可能避开后者。在乡下花园周围普普通通的山楂树篱上的鸟巢，数量通常是常青树上的三倍，而光顾的鸟儿的数量则有其五倍之多。那些异国的常青树不仅培植成本很高，还极有可能被第一场严寒的霜冻冻死。
画眉鸟特别喜欢紫杉上的浆果，这种果子很黏，不过甜蜜蜜的并不讨人嫌。它们也吃冬青果，冬青树篱尽管叶子上全都是刺，却最受花园里各种鸟儿的喜爱。我想，若想规划一个吸引所有鸟类的花园，也不无可能。
一条两旁长满榛树的优美而古雅的小路一直通向远方的果园，树枝在头顶纵横交错。秋天，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更加美妙的场景应该是采摘果实和尽情享用美味的时刻。我不明白为什么如今的资本家不在小径两侧种些榛树，他们在盖房子上一掷千金，又得到了什么呢？我忍不住想到，真正的品位在于分辨土壤和气候的特质。那些壮丽的紫杉树篱、榛树小路——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铲平了，只为了修建一座正面刷上灰泥的俗艳的猎房，周围还会建起来令人侧目的红色马棚和各种现代便利设施。日晷的指针已经被拔出来折断了。
多年来这座老宅都被用来开办文法学校，只是在最近二十多年荒废掉了，这空荡寂静的大厅和宿舍着实让人心生愁绪忧肠。原本刷成白色的院墙因为潮湿而变成黄绿色，上面还覆盖着大片硝石的风化物，不过孩子们在墙上胡乱的涂鸦还清晰可见——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这个小王国的历史，它一代代的教师和校长们，以及一代代曾在这里学习过的快乐的孩子们的情况，或许都可以从墙上的笔迹里辨识：用烧过的枯枝或炭条勾勒的早已逝去的课桌“王族”的素描像，拙劣的打油诗，简单诙谐的拉丁文和英文押韵诗行——这些在每所好学校都有自己的样本。还有以月、日记的日期——那无疑是某些探险开始的时间，时不时还能发现一些咒骂之词（我们猜想可能开始有家具遮挡），表达着孩子们对不公的“统治者”——专横的门卫和冷酷的老师——的憎恨。
窗户破败不堪、门户大开，意志早已被肆虐的狂风削弱，只能任由它们摧残。附近的山上扫荡而来的暴风雨把地板泡得一塌糊涂。在一扇靠上的窗子里——如今已然是个进风口——两只燕子在接近天花板的位置靠墙搭了窝，你一进屋，它们就欢快地叫着冲你打招呼，八哥也在屋顶上吹着哨子。不过，鸟儿不在房子下面停留——泥瓦匠用铲子削砖发出的刺耳声早把它们吓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