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毫无意义的一时的冲动！……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承担吧！后悔已晚了就绝不要后悔！她决定对自己进行冷酷无情地挑战！将会是一败涂地地挑战……“教导员……”她猛抬头，小周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她缓缓站了起来，手中还攥着一把雪。小周问：“教导员，你怎么不进屋？”月辉下，对方的眼睛异常明亮。“我……屋里太闷了……”她喃喃地说。她的视线不禁从对方的肩头望过去：雪地上，另一行脚印从公路的方向插过来，与她自己的那一行脚印并行至此。但愿这是一场梦。她心里还这么想。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她尽量用一种正常的语调问：“管理员的爱人送往医院了吗？”“已经送去了。营长也跟去了……”小周低声回答。她没从小周的声音中听出什么特殊的意味。她的心多少安定了一点。她又说：“替我想着点，明天给营长家送一只灯泡。”小周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她进一步说：“我正在营长家和他谈冬季干部集训的事，灯忽然就灭了，接着你就来找营长……”小周用更低的声音说：“教导员，这还用解释吗……”沉默的一方是她自己了。这是比对方虚伪的沉默。
但她只有沉默——因为对方的话把她“将”死了。
幸亏对方很快就使她从尴尬之中挣扎出来了。
“教导员，多冷啊，咱们进屋去吧！”小周微微笑了一下，推开了门。进屋后，小周说：“嘿，屋里也这么冷！”她说：“我没想到你今天晚上还会赶回来。”小周说：“那你自己就不怕睡凉炕啦？”她说：“我自己无所谓。”小周说：“傻瓜才会像你一样！你睡凉炕的次数还少吗？得什么妇女病再后悔就晚了！”说完，便蹲下身去，抡起斧头劈柴。她望着这个一向对自己恭而不敬、顺而不近的北京姑娘，心头倏地滚过一阵热浪。她赶紧生火烧炕……直至熄灯后，两人再没说什么话。她穿着毛衣躺下了。想到自己被扯断了带的乳罩，她不敢当着小周的面脱下毛衣。她彻夜失眠，然而她不敢辗转。她几乎一动不动地仰躺了一夜，瞪大眼睛望着屋顶……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任何轻波微涟也没有。好像那件事根本就是她做的一个梦。倒是小周对她似乎比从前亲近了些。
而小孙因为小周对她的态度如此，也不再视她为需要提防的人了。只有几位营党委委员们表示过一点奇怪。他们奇怪的仅仅是营长为什么不穿上教导员为他织的那件毛衣？不合身？她和营长的话，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意见，在营党委委员们中间，仍具有决定性的，互相补充的威信。在各种工作会议或营党委会议上，营长还是常说那句话：“让教导员决定吧，她也代表我！”在评选究竟谁有资格获得某种荣誉的时候，营长还是像从前那样，用无私的口吻说：“我看就是小姚吧，她原则性强，组织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又是连续三年的标兵……”说时，还是像从前那样，连看也不看她。
营党委委员们，营机关的所有人们，对此依然如从前一般毫无疑义，心悦诚服。
但营长的这些话，在她听来，已不能像从前那样激起她心里由衷的感恩图报的回响了，她似乎觉得这些话是受了污染的，隐裹着心照不宣的肮脏内涵。
这是负着罪过感的灵魂对心理的反馈。
她明知自己非常不应该那样去领会营长的那些话，不应该对自己对营长这么无情这么严厉地进行并不公正的审判，不应该将自己也将营长的人格否定得那么彻底。
然而沉重的罪过感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自裁意识，在她心灵中扩散，糜烂，腐蚀，形成一环又一环的痛苦链条，紧紧地箍在她身上，无法挣脱。
当没有第三者的时候，她和营长不能够再用正常的语调说一句话，不能够彼此迎视一眼。仿佛两个人的内心里都蛰伏着一个魔鬼。不是她逃开了，便是他逃开了。
天天读，政治学习，传达文件，还是由她主持的事。
腐化、堕落、败坏、丑恶行为、不良意识、生活作风、道德品质、灵魂、世界观、自己割自己的尾巴，伪装是不能持久的等等等等。这些像《圣经》上的戒条一样，充斥语录本中，思想教育材料中和文件中的词句，使她口读着，心颤着。这些词句，这种对人的灵魂进行消毒的形式，是她以前所习惯的，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视为神圣职责的。而现在，却变成了一遍又一遍往她灵魂上刷的镪水。每天的这种时候，她都觉得自己仿佛是被捆绑起来扔进了镪水池。那是她每天都要经受折磨的时候，那是她每天最难度过的时候。度过后，常常是一头冷汗。
然而在别人听来，教导员的声音仍像从前一样，咬字清晰，发音标准，铿铿然具有警告的力量。职务的训练，使她成为全营读语录、读材料、读文件最适合的人。
她心中暗暗开始诅咒这永无休止的种种宗教式的压迫人灵魂的形式了。
因为在这种形式中真正感到灵魂受压迫受践踏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别人可以将头低下去偷偷打盹，可以剪指甲，可以用笔在破纸片上乱涂乱画，可以抠鼻孔，可以抓耳挠腮，可以胡思乱想……会过去的，就会过去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总会过去的……她只有如此抚慰自己。她变了，憔悴了，常常发怔发痴。
一天，她独自沉思地坐在办公室里，营长走了进来。她知道是他走了进来。她没动，没看他。他从头上扯下皮帽子，语无伦次地，绝望之极地说：“我受不了啦！我再也不能忍下去啦！共产党员……明人不做暗事……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但是想……那个的念头……就是犯了作风错误！我档案中没有过任何污点，可是这污点在我心上了……共产党员对党的一颗红心啊，从此就有污点了啊！我要在营党委会上主动坦白交待自己的严重错误，我要把我的……丑恶灵魂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我……我不是人！我甘心情愿接受大家的批判！我要请求给我党纪处分！我……我不配当营长！……他妈的我……共产党员对党的一颗红心……他妈的好端端地糟蹋了啊！……”
这山东汉子痛不欲生，由于话说得太急，满嘴吐出白沫，像一只螃蟹。
他一边说一边撕扯自己的领口，一颗扣子蹦飞了。他那样子仿佛神经有点错乱了，有点让人感到可怕也有点让人感到可怜。
她慢慢站起，朝窗外瞥了一眼，猛地转过身，低声然而恨恨地说：“别嚷叫！你忍受不了啦？你怎么就不问问我还能不能忍受？……”他半张着嘴，瞠目瞪着她。她又一字一句地说：“忍受不了，也得忍受！”他呆住了。他那粗壮的脖子青筋暴起，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一动，口中咕噜有声，像把什么要涌出口的东西艰难地咽了下去。她想：如果你心中真有个鬼，你就咬紧牙关，把它憋死在你心里！别让它钻出来吓你自己也吓别人！“你要是敢交代半句，我就自杀！”她的话每一个字都说得冷冰冰凉嗖嗖的。她不是在威胁他，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也肯定会这么做。他呆呆地望着她。他渐渐低下头去，渐渐地转过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体，无声地推开门，无声地走出去了。她仍呆呆地靠着桌子站立，凝视着他摔在炕上的狗皮帽子，许久许久一动不动。狗皮帽子仿佛变成了一条狗踡在炕上。人竟是多么自私啊！自私的是我还是他呢？她第一次像今天这样恶狠狠地对待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污点，错误……这两个词就能说明那件事吗？人啊人，你为什么在不折磨别人也不被别人所折磨时，还要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虐待自己呢？难道人有灵魂就是为了虐人或自虐的吗？她突然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教导员你哭什么？……”“教导员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她想止住哭声，拭去眼泪，装出没事的样子，可已经来不及了。走进来的是小周和小孙。她们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便同时走到她身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人的两只手轻按在她肩上，俯下身关切地询问她。“没什么……我……心里突然有点烦……”她窘迫地说。第一次被人发现在哭，她真觉得无地自容。小孙不安地说：“教导员，我俩以前对你……太不亲近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她触摸了一下小孙按在自己肩头上的那只手，苦笑着说：“别这么想，是个人都有心烦的时候，女人心烦了就爱哭，我也是个女人啊！……”
小孙真挚地说：“教导员，我可是第一次听你说这种话呀！你心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就不能放下教导员的架子对我俩说说吗？我俩今后也不对你保密，也会对你说的！……”
比她小四岁的电话员小孙，是个性格活泼的上海姑娘，不过有时善良得过于可爱。她微微地摇了摇头。不能说，傻姑娘！不能对你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说啊！那不是一般的烦恼忧伤，那是个魔鬼！它会吓坏了你，我要把它憋死在我自己心里！
小周到底比小孙大两岁，懂事些。她说：“别缠着教导员了，你这不是在给人添烦？……”说罢，拉着小孙朝外走，走到门口又扭回头说：“教导员，中午我们替你把饭打回来！”
两个姑娘走出去之后，她立刻站起来，从兜里掏出手绢在水盆里洗了几下，慌慌地擦自己的脸……
三天后，各连的伐木队都集合到营里了。原定是由一位副营长带队进山的，可营长非要去不可。谁也拗不过他，只好由他。他当天就带队离开了营部，没跟谁告别，只是将一些未安排妥的工作写在纸上，让人转给了她……
伐木队一钻进深山老林，就三四个月不出来。她将营长留下的那页纸压在玻璃板底下，常呆呆地瞧着它，心想：你逃避谁呢？逃避什么呢？男人，男人，你比女人还懦弱！……副营长乐得有人顶替自己进山，便请了探亲假，赶回吉林老家与老婆孩子过团圆年去了。全营的工作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了。她默默地处理着各连队汇报上来的种种问题，调解某连队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促进连队与连队之间的团结，视察全营的机务检修工作，了解知识青年的思想状况，做计划生育的动员报告……她的工作能力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充分的发挥。不久，团里又指示三营抽出六百名强壮劳力参加全团兴修水利大会战。她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水利大军第三支队总指挥。营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全都编入了支队，只留下了电话员小孙看守转插台，接电话；管理员开介绍信，盖图章。
六百人住在工地上临时搭起的简陋工棚和破棉帐篷里。要在两山之间垒起一道石坝，还要炸平两座山坡，修建起几十米深的水库库底。六百人都将自己最破最脏的衣服从连队穿来了，像一批苦役犯。六百人的劳动态度虽然说不上热情高涨，但起码可以说是非常自觉的。因为他们都是各个连队的党团员，而且他们经过动员后相信了，这绝不再是马歇尔计划。水库设计图纸不是团里的某位领导一时兴之所至、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从省农学院请来的几位教授实地勘察后认真绘制的。只要汗不白流，力气不白出，人们也就不发什么牢骚和怨言。那是精神很容易将人变成物质，而物质又很廉价的时代。一面锦旗可以使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一个师的人们忘记他们是人而非劳动机械……
工地上每天爆炸声不断，巨石源源地从山坡滚下，再被一双双肩膀抬走。
号子声，打钎声，铁镐与坚石的碰击声，从扩音器传出的工地宣传员的快板声响成一片。
那是她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责任心结合得最出色的一段日子。她既是总指挥，也是普通劳动者。抬石头、打钎、抡镐，她什么都干，她仿佛存心要把自己累垮似的。然而她那并不强壮的身体却似注射了兴奋剂，对劳累失去了正常反应。
她完全能理解营长为什么非要顶替副营长带领伐木队进深山老林了。
六百人在工地上度过了除夕之夜。从各连队抽调了几名男女知青，前一天临阵磨枪，赶排了几个节目，无非是二人转、对口词、数来宝、快板、山东快书、男声小合唱、女声小合唱、男女声小合唱……内容也无非是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就在雪地上、月光下为六百人演出。却只有极少的人去看，索然无味地看了一会儿，发声喊，一哄而散。
第二天开早饭前，各连的领队全来找她，替战士们要求，允许回连队去看看。她向团里请示，团里不答应。人们普遍不满起来。这种不满是有道理的。既然放三天假，为什么不让回各自的连队去看看呢？老职工们有不放心的家事要回去料理，知识青年们也盼望着寄到连里的信件和包裹。团里不答应也有道理：三天内六百人不能重新集中怎么办？大坝在三月底不能如期建成，几条河的汛水送下来，将可能前功尽弃……
但她还是自作主张——想回连队的，都可以回去！各连领队将她的话传达后，工地上一片欢呼。甚至有人高喊：“教导员万岁！”一个小时后，六百人就从工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团里得到了消息。团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口气相当严厉：“小姚你好大胆！三天后六百人集中不起来，我开你的全团批判会！”听得出来，团长是真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