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人民银行“腐败资产外逃”研究报告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底至2008年，共有1.6万—1.8万贪官外逃。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估计，尚有1万名贪官没有归案。例如，在2003年国庆节期间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其中在国庆节当天就抓捕51名贪官。据中纪委人士透露，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714名公职人员确认外逃。1988年至2002年，保守估计，外逃贪官卷走资金达1913.57亿美元（据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反贪报告》）；2003年至2012年粗略估计，外逃贪官卷走资金达1954.92亿美元（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报告测算）；两项相加为3868.49亿美元，合24100.69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而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人民币。25年来贪官卷走的资金比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还多2385亿元人民币！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从贪污或受贿中来的。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2012年11月26日王小鲁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说，2008年之后，这个“灰色收入”在两三年之间还在逐渐扩大，2009年大概超过了10万亿元，2010年达到12万亿元以上，2011年得到的这个推算结果稍微有所回落，但是也在10万亿元以上。也就是说这四年贪官们的“灰色收入”就达37.2万亿元以上。而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0.37万亿元。显然，这些贪官卷走海外的资金2.41万亿元仅是他们贪腐资金的一小部分。
这些贪官中卷走资金最多的是：
萧洪彬，上海大东江公司原董事长，卷走金额62.27亿元；
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卷走金额40.09亿元；
黄清洲，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卷走金额14亿元；
高山，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卷走金额8.39亿元；
钟武剑，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原总裁，卷走金额5亿元……
这被贪官卷走海外的24100.69亿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可以建12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按2000亿元计），其发电量将占目前全国总发电量的1/3（以三峡水利工程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计）；或者可以修建6条京广高速铁路（投资总额按4000亿元计），相当于建一条从北京通往欧洲的洲际高速铁路；或者建800万座希望小学（标准为30万元人民币），可以容纳40亿名小学生，几乎把全球的一半人都装进去；或者供全国6000万企业退休人员发放1.6年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按2000元计）。
来自权威媒体的统计显示，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21名外逃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从级别看，厅局级官员易发生贪腐外逃。在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在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贪官外逃换29个身份证，携带逾4000万元潜逃多个国家。随着我国对外逃人员追逃力度的加大，国际联合执法能力的不断提高，外逃人员不但要逃得出，还要藏得住、能生存。于是很多外逃人员就东奔西跑、东躲西藏，有的还改头换面以躲避追捕。为了成功出逃，贪官们的确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据媒体披露，有贪官外逃换29个身份证，将“换证”做到极致。十几年前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的陈新在担任会计时，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挪用公款炒股，2001年1月，他携带逾4000万元的公款辗转潜逃于东南亚多个国家，68天的逃亡途中，他竟然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而原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携巨款外逃加拿大。此前，他曾经18次利用公务身份赴加拿大为其外逃做准备。
出境并不是逃亡的终点。2014年，国家重拳出击，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作为目标追回。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至11月24日，外逃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贪官有329人被抓捕归案，149人投案自首。这个数量是2013年的两倍。上了名单的，有的已经在逃十余年，有的则刚刚被立案侦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2014年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在凌厉的追逃之势下，一只又一只“狐狸”到案。越来越多的追逃成功案例证明，虽然此前有些腐败分子的确能够逍遥一时，但是却不会逍遥一世。境外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避罪天堂”。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的一番话语掷地有声：“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党人期待，国人期待。
（三）腐败现象千奇百态
中国近六成的百姓认为，官员贪污腐败最损害中国形象。《环球时报》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连续4年展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舆论调查。2009年底，研究人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5个城市进行电话访问。在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上，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第三次居于榜首，而且比例高达近六成（59.2%），是3年来的顶峰。如今，腐败干部可以说是千奇百态，确实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1.“公款消费”居高不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的腰包越来越鼓，公款消费也愈演愈烈。一些部门和单位，只要拥有公共权力，便有用之不竭的公共财富，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便有源源不断的“体制内”隐性福利，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请客送礼、购物补贴、按摩洗浴、观光游览、打球美容，等等。“踏遍天涯不缺钱，吃喝玩乐全报销”，一些见怪不怪的公款消费现象，已经到了让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
中国政府行政成本一路飙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公众普遍认为行政成本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公务用车、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的浪费。老百姓并不反对正常的公务消费，而是反对那些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反差巨大、与党和政府宣传的治国理政理念大相径庭、与我们所要达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南辕北辙式的超常规的“公款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2011年4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消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节目播出后，中国舆论和网民大感震惊，有网民惊呼9000亿元是“天文数字”，足以建造90个上海磁悬浮。也有网民计算，每名中国人每年得花700元左右供公务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和享用公车。王锡锌说这话时也让主持人柴静惊讶。自2008年12月网上曝光江西新余团和浙江温州团滥用公费出国后，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再次备受各界关注，而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中爆出“天文数字”后，舆论和网民的讨论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社会有识人士痛心不已。
村委会招待10年竟吃掉村民30吨鸡蛋。河北省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村民委员会在清查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账目时，发现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各式各样的请吃送礼清单上，1995—2005年，仅鸡蛋一项就有201320元，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送到了。泊庄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偏远村庄，1500多户5500余人，村民从1994年开始大量养鸡，高峰时达到180万只，最少时也有40余万只。这个逐渐富裕起来的养鸡专业村，也常常成为市、乡、村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迎来送往的地方，村干部请吃送礼成风。村民们虽有意见，却无奈看不到详细公开的账目。2009年1月，在上级的支持下，泊庄村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们推举69岁的刘铁链为组长，对尘封多年的账目进行了清查。清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民主理财小组”拉出了一个长长的送礼清单，其中1995年到2005年期间送出的鸡蛋为1334箱，总价201320元。“这些鸡蛋足够装满一火车皮！”刘铁链告诉记者，而这只是“部分”，2005年至今的还未在清单之列。“民主理财小组”将白条登记造册后发现，这些送鸡蛋的清单涉及辛集市电力局、公安局、农机局、法院、交通局、烟草局、乡镇等方方面面，其中仅公安部门账面上就有458箱，占了1/3。除了一箱箱的鸡蛋账，账目里还有大量吃喝白条，如“289元整，乡来人”。审计结果显示：“该村2006年到2008年多次开支为行政招待费和公款送礼费用，金额共计30086元。公款开支行政招待费71笔，金额共计10862.50元，其中招待公安部门16笔2132元，招待计生部门3笔713元，招待乡干部9笔1499元，混合招待30笔4149元……公款送礼36次共计19224元，其中，送鸡蛋33次共计18149元，电力局885元，公安部门7420元……”
公款吃喝猛于虎，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纷纷呼吁要用“严刑重典”堵住这个腐败的管涌。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赵林中2009年11月在北京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呼吁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赵林中为记者列举了他调查后整理的过度应酬、吃喝之风泛滥的表现：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中央发出厉行节约的号召之后，公务吃喝之风得到遏制，一些酒店上座率明显下滑。尽管公款吃请之风得到明显遏制，但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知情人透露，有些单位的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新华社记者2013年1月深入部分省市的餐饮市场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铺张浪费仍普遍存在。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还有一些公务宴请化整为零、“隐身埋名”，宴请单位成了一些酒楼最大机密。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我国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他们选取大中小三类城市，共对2700台不同规模的餐桌进行分析测算，保守推算，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这相当于倒掉了2亿人1年的口粮。
“成由勤俭败由奢”。而在这方面，有人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吃吃喝喝是小事，不管吃饭花掉十万八万还是游山玩水慷国家之慨，只要不把公家的钱装进个人腰包，就不算大问题。因此，公款消费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大，在一些地方甚至挤占了本应用于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既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助长了骄奢淫逸之风，败坏了党风政风，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