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敌方领土，孤单无援且安全堪虞，又面对着必须立即行动的状况，你毫不犹豫，也未曾顾念自身的安危。”他写道。
他说，尽管无法让一般大众得知我的行动，但他个人和国家都深深感谢我的贡献。信中还用到了“英雄”这个字眼。
我走向门，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我几乎没留意。我走出去，站在草坪上，看着这片荒凉的地景。“确定没有任何不法行为。”那封信上说，我想着这句话，还有他信上的其他话，一时间百感交集。要是比尔和格蕾丝知道了，不晓得会怎么想：我长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如今他们会以我为荣吗？
我听到汽车行驶声嘎吱辗过漫长的碎石车道，在屋前停下，但我没理会。还有那个死在底特律的女人呢，那个和我有同样鲜蓝眼珠的女人？她爱我，这点我确定，但感觉好奇怪，因为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她会有什么感想呢？
我一直站在那儿，驼着背抵挡狂风和心中汹涌的情绪碎片，直到我听到门打开。我回头——那个头儿和“魔术胸罩”来到门廊。跟他们一起的是一个老人，才刚搭车来到，这个人我已经认识很久了。他的名字不重要——反正照理说，没有人听说过他。他是“空降师”的局长。
他缓缓走下阶梯，来到我旁边。“那封信你看过了？”他问。我点点头。他一手放在我手臂上，稍微握紧了——这是他说谢谢的方式。我想他也知道，他现在说什么话，跟那个蓝金色的徽记相比之下，都会黯然失色。
他循着我的目光，看着眼前那片荒凉的地景，然后提起我杀掉的那个人。“如果不谈他最后的背叛，他其实是个优秀的探员——最顶尖的。”
我瞪着他。“这个说法真有意思，”我回答，“如果拿掉那颗原子弹，八月六日对广岛来说大概是很不错的一天。”
“耶稣啊，艾迪！我已经尽力了，我设法往正面看——他是我的朋友啊。”
“也是我的朋友，局长。”我冷冷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艾迪，”他回答，努力忍住怒气——一封总统的亲笔信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说过好几十次，我很高兴是你碰上了，而不是我。就算年轻个几岁，我也不确定自己下得了手。”
我什么都没说：根据我所听说的，只要他认为对自己的事业有利，叫他拿机关枪去迪斯尼乐园他都肯。
他竖起衣领挡风，跟我说他要我回伦敦。“我已经跟所有相关主管谈过。这个决定是全体一致同意的——我要指派你去当新的‘蓝骑士’。”
我没吭声，只是看着这片荒芜的田野许久，因为种种情况和那两个小女孩而悲伤得难以言喻。此时我二十九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蓝骑士”。
08
我搭飞机抵达的那一夜，伦敦真是前所未有地美——圣保罗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其他巨大而宏伟的古老建筑物，衬着暗红色的天空，有如一座座雕像。
此时我获得晋升还不到二十小时，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我猜错了那栋牧场住宅的地点——其实是在南达科他州的黑山，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偏远。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最接近的公共机场，然后一架私人喷气机载我们飞到纽约，换搭英国航空公司飞越大西洋的班机。
来希斯罗机场接我的，是一辆三年新、溅上泥巴而显得不起眼的福特越野休旅车，载着我们前往梅菲尔区。这是星期天晚上，没什么塞车，但即使如此，车行还是很缓慢——这辆防弹汽车特别重，因此很难驾驶。
最后司机终于把车转入南欧德利路附近的一条死巷，一栋优美排屋的车库门掀起。我们驶入了地下停车场，根据房子前门的黄铜名牌，这里是巴利亚利群岛投资信托公司的欧洲总部。
名牌底下还有个牌子说，预约必须通过电话，但是没列出电话号码。如果任何人想查，就会发现伦敦查号台查不到这家公司。不用说，反正没人打过。
我从地下室搭电梯到顶楼，来到长年都是“蓝骑士”办公室的所在——一大片光滑的木头地板，上头摆着白色沙发，但是没有窗子，也没有自然光。
这栋建筑物是一个由层层水泥构成的堡垒，从这个位于最核心的办公室内，我开始解开前任“蓝骑士”的欺瞒之网。第一个深夜，我打了几个连电话公司都不晓得他们有的秘密号码，组成一个由密码专家、分析师、档案员、外勤探员所构成的特殊小组。
不管政府怎么宣称，但战争进行时，不见得都有战地记者或有二十四小时的新闻摄影机在场。次日，新任“蓝骑士”和他那一小群同党便展开横跨全欧洲的长征，而他们作战的对象，后来证明是美国情报组织自冷战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渗透状况。
我们获得了一些重大成功，但即使如此，随着时间过去，敌军尸体开始堆积如山，我还是睡不着。有天夜里在布拉格，为了追查一个过期的线索，我在旧城区走了好几个小时，逼自己评估眼前的处境。以我自己的标准，简而言之，我失败了。连续工作二十个月后，我还是查不出俄罗斯人是怎么付钱给我方的受贿探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叛徒。
金钱的流向一直是个谜，除非可以成功追踪出来，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被渗透的状况有多么严重。于是我决心投入所有的资源去解决这个难题，但结果一切都没差：最后救了我们的，是一个腼腆的鉴识会计师，加上一点好运气。
从我那位前任位于伦敦的家中，我们没收了大批的数据。在即将送进“空降师”的档案室、从此不见天日前，那名会计师最后一次仔细检查，发现了一张手写的杂货购物单夹在一本支票簿的后方。他正准备丢掉，翻面看了一下，发现正面是一张空白的联邦快递托运单——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的调查中，从来没发现有任何联邦快递户头的证据。他好奇之下，就打电话去那个公司，查到了从我前任家地址寄出过的快递清单，全都是以现金付运费的。
那些寄出的对象，只有一个是有点苗头的——一盒昂贵的古巴雪茄，寄到迪拜的阿拉伯塔酒店。我们很快就查出那张联邦快递发货单上的收件人名字是假的，于是线索似乎到此为止了——只不过这时我们的好运来了，那个会计师的一个女助理曾在旅行社工作过，她知道所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饭店，都必须留下住宿客人的护照复印件。
我打电话到那家饭店，假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说服了饭店经理去查他们的档案，查出那个特定日期住宿在1608号套房的客人，把他的护照细节告诉我。
结果那个客人名叫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名字很优雅，跟本人真不配啊。
09
有件事是大家公认的——克里斯托非常英俊，只可惜太矮了。橄榄色的皮肤、一头不羁的深色卷发、整齐的牙齿，全都无法弥补那一双太短的腿。但金钱大概有帮助，尤其是他喜欢打交道的那些女人，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绝对是有大把金钱的。
查过警方数据库后，我们得知他是货真价实的社会败类，虽然没有被定过罪，可是曾涉入三宗谋杀案，还有其他一大堆暴力罪。三十一岁，希腊国籍，他是家中长子，没受过教育的父母住在希腊北方的帖撒罗尼迦市外。我强调“没受过教育的”，而非愚蠢，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可绝对不愚蠢。
接下来几星期，我们更深入研究他的生活，愈加发现这家人很有趣。这个家族的兄弟、叔伯、堂兄弟间的关系紧密，领袖是克里斯托六十岁的父亲帕特罗——这个家族无情的执行官。在雅典的说法是，他有一件厚夹克，意思是他的犯罪前科很长，不过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美国监控巴尔干半岛的卫星所拍摄到的一些照片，显示出这一家所居住那个庄园的惊人细节。
这个庄园位于广大起伏的薰衣草田间，里头有七栋豪宅、游泳池、大量的马厩，周围环绕着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巡逻的警卫我们相信是阿尔巴尼亚人，带着捷克制的蝎式冲锋枪。这很奇怪，因为这个家族是花卉批发商。或许在希腊北部，偷花贼的危害问题超过大部分人的理解。
我们的推论是，就像以前哥伦比亚美德因的贩毒集团，他们采取了高速空运和道路网的复合运输方式，以运送容易腐坏的产品，比方花卉，或者其他远远更有利可图的货物。
但是一个希腊贩毒家族，跟我的前任会有什么瓜葛？他为什么要寄一盒雪茄到一家中东的七星级饭店，给这个家族的长子呢？有可能这位前任“蓝骑士”有吸毒的习惯，克里斯托是供货给他的毒贩，但这实在不太合理：这个希腊家族做的一定是批发生意。
这条线索追不下去，我正打算丢开不管，心想或许克里斯托和我的前任只不过是臭味相投。此时纯粹是运气好，在伦敦一个阴冷的夜晚，我睡不着。从我位于贝尔格维亚的公寓，我望着窗外的屋顶，想着这两个人可能曾在这一带某个米其林星级餐厅共餐，这时我忽然想到，这个最大难题的解答，或许就在我眼前。
如果花钱收买我国探员的，根本不是俄罗斯人呢？比方其实是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和他的家族付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运毒进入莫斯科，就得收买缺钱的俄罗斯人放行，算是商业税吧。
这表示，那些希腊人会利用他们的黑钱和洗钱技巧，把钱从自己的账户转入那些叛国探员的户头中，而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会有任何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痕迹。照这个情况，某个刚收到大笔汇款的人（比方“蓝骑士”）为了知会对方，可能就会送一盒昂贵的雪茄，给刚刚付款给自己的人：在迪拜度假的克里斯托·尼可莱德。
我睡意全消，回到办公室，展开调查。在希腊政府的协助下，我深入追查尼可莱德家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财务安排状况。
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现的信息，引导我来到瑞士日内瓦的安静街道上。尽管这个城市素有整洁之名，却是我所见过最肮脏的小城。
10
这家全世界最保密的私人银行克雷蒙·瑞雪卢银行，其办公室位于日内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就在一栋不起眼的、石灰岩正面的大楼内。虽然没有招牌，但瑞雪卢银行已经在这栋大楼内营业了两百年，其客户包括无数的非洲专制君主、企业罪犯，外加少数纳粹德国重要成员的富有后裔。
瑞雪卢银行的客户，也包括那个希腊家族。在我看来，这家银行是我唯一能往前追查的线索。我必须说服他们，把尼可莱德家族过往五年的交易列表交给我——这些文件将会显示克里斯托是不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人，而如果是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查出他们付款给哪些美国人。
当然，我们可以跟法院申请，但瑞雪卢银行会主张，根据瑞士政府的金融保密法，他们不能泄漏客户信息。这点完全没错，就是因为这些法律，让瑞士成为专制君主和罪犯最喜欢的国家。
因此，我假扮成一名代表巴拉圭军方的摩纳哥律师，联系这家银行，然后来到这栋建筑的大理石阶梯前，准备要跟他们讨论一些高度机密的财务事宜。我带着一个公文包，装满了伪造文件，一副好像会带来数亿美元存款的模样，进入了一个充满仿造古董的会议室，等着这家银行的执行董事。
结果这场会面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事件之一，但不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而是因为我学到了一课。这堂课就始自于那扇橡木镶板门打开之时。
公平地说，我的很多工作就像在下水道里划着一艘玻璃底的船，但即使是以这么低的标准，马可斯·布榭也还是很令人难忘。且不管他是日内瓦一座简朴的卡尔文教派主教堂的非神职传道人，就像同行很多人一样，他的胸口以下都泡在一池鲜血和粪便中。他五十来岁，你可以说他的人生打出了全垒打——在日内瓦市郊的科洛尼有一座俯瞰日内瓦湖的庄园，车库里有一辆豪华的宾利汽车——但因为他一开始就从二垒起步，所以这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家族是这个私股银行最大的股东。
他小题大做地表明这个会议室的隔音效果是“美国情报单位的标准”，但却没提到一幅画像的画框上有个隐藏式摄影机，且角度正好可以隔着客户的肩膀，录下他们手上拿的任何文件。我故意捣蛋，挪动了椅子的位置，好让所有摄影机只能看到我公文包的背面。真外行，我心想。
布榭检视着那些伪造文件，大概还一边在计算他可以从这样庞大的金额所收到的管理费，此时我看了手表一眼——差三分钟一点，就快到这家银行的午休时间了。
对尼可莱德家族而言，很不幸的是，当他们把愈来愈多钱存入瑞雪卢银行时，却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布榭唯一的小孩也进入了银行业。年仅二十三岁、涉世未深的这个女儿，是在这一行名声比较好的地方工作——瑞士信贷公司的香港分公司。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差两分钟一点。我身子前倾，低声告诉布榭：“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任何巴拉圭军方的人。”
他看着我，很困惑，然后大笑，认为这是美式幽默。我跟他保证不是。
我把克里斯托的全名、银行账号告诉他，说我需要他、他家人、他们持股公司过去五年来的银行记录。在我内心最黑暗的角落里，我希望自己这招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眼前已经无法回头了。
布榭站起来，正义的愤慨涨满胸口，咆哮着说，虽然有很多人假冒身份跑来，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有美国人才会以为瑞士银行家会泄漏这类信息。他走向我，然后我发现，他给了我众多独裁者和谋杀凶手所未曾享有的一项荣耀：他要把我踢出一家瑞士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