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点了。他暂停，我看到他的目光朝办公桌看了一眼：他的私人手机，放在那些纸张上——他相信这个手机号码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道——正在震动。我沉默旁观，他偷看一眼来电显示的号码，决定可以稍后再处理，然后转身逼近我，一身愤怒有如盔甲般罩住他。
“现在香港是晚上八点。”我说，坐在椅子上没动，准备好要是他敢碰我，我就打断他的手臂。
“什么？！”他凶巴巴地说，没搞懂。
“在香港，”我说得更慢了，“现在是晚上了。”
我看到他明白我说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看着我，脑中冒出一堆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怎么知道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转身抓起手机。
我一直看着他，心知他不但会听到我说得没错、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而且知道他女儿正努力压抑自己声音中的恐慌，跟他说她眼前有个大麻烦。此时在日内瓦只是午餐时间，但对马可斯·布榭而言，整个世界却愈来愈昏暗。
看起来状况是，两个小时前，他女儿居住的那栋奢华摩天大楼的所有通信忽然报故障——电话、有线电视、Wi-Fi、高速DSL全都不通了。香港电讯公司派了一打人员过来，开始寻找故障来源。其中一个维修小组——三名男子，全都穿着一般的白色连身工作服，脖子上挂着识别证——进入了克莱尔·布榭的公寓。
等到她打电话给她父亲时，她已经看出他们或许不是香港电讯的员工。她的第一个线索就是其中两人完全不会说中文——事实上，他们讲话是美国口音。第二个线索是有关通信设备。虽然她对这些不太懂，但她很确定修网络不必用到一把北约标准9毫米口径的贝瑞塔手枪，上面还套了一个消音器。
她解释状况的时候，我看着她父亲的脸转为惨白的病容。他抬头看着我，表情混合了痛恨与绝望。“你是谁？”他说，小声得几乎听不到。
“从我刚刚在旁边听到的，”我说，“我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帮你的人。我运气好，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刚好欠我一个人情——姑且说，我帮他成功标到乌拉圭的一个电话合约吧。”
那一刻，我以为他就要朝我扑过来，所以我准备好必要时要狠狠修理他，同时继续说话。“我很确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我可以打个电话，拜托他请那些技术人员离开。”
布榭设法控制住自己。他看着我，深陷在原先从没想到过的森林深处，面对着一个将会决定他后半生的十字路口。
我看着他一脸挣扎：他宁可放弃一切坚持，也不会抛下女儿不管。他整个人呆掉了，我得帮他做决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这是可怕的一天。“这么说吧——如果你决定不合作，那些技术人员就得灭了你女儿。请你了解，他们要对你女儿怎么样，不会事先向我报告的。我管不了他们。”
面对一个父亲，我不喜欢用“强暴”这个字眼。他一声不吭，然后脸转向一旁，呕吐在地板上。他用袖子擦擦嘴，然后颤抖地直起身子。“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他说，踉跄着往前走。
我听过有人说爱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们错了：爱很强大。在绝大部分人身上，爱能压倒其他一切，比方爱国精神和野心，宗教和教养。而在所有的爱之中——宏大的爱或卑微的爱，高贵的爱或卑鄙的爱——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我那天学到的一课，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几年后，在一处叫作“死亡剧场”的废墟深处，这一点将能挽救一切。
布榭朝门走到一半，表明甘愿放弃一切，一心只想设法救出女儿。此时我抓住他的手臂。“慢着！”我说。
他转向我，快哭出来了。“你那些‘技术人员’还在她公寓里，”他吼道，“你以为我会去报警吗？！”
“当然不是，”我说。“你又不是笨蛋。”
“那就让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老天在上！”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给我假数据，或者另一个客户的数据？不，我们一起去计算机那边。”
他摇头，很恐慌。“不可能。外人不准进去后头的办公室——会被其他员工发现的。”
这点没错，只不过有个例外。“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挑放假前的星期五、下午1点过来？”我说，“现在每个人都去吃中饭了。”我拿起公文包，跟着他走出会议室，看着他用一个加密过的识别卡开了门锁，进入后方的办公区。
我们坐在一台终端机前，他用指纹扫描开启系统，输入一个账号。资料调出来了——好几页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机密银行记录，同时还连到家族里的其他各个账户。几分钟之内，我们就把那些记录全都打印出来。
我看着那些纸页许久，这些账目里包含了太多贪污和死亡。尼可莱德家族的身价有几十亿，或者很接近了。但那些记录也无疑证明克里斯托就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者。不只如此，正如我之前的盼望，那些数据也透露了其他的活动。其中常态性的转账显示，有六个我永远想象不到的我方工作人员，其实也是卖国贼。
其中两个是负责反间谍活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另外四个是美国驻欧洲的职业外交官——其中一个女人还跟我上过床——而他们所犯的罪，通常只有一种刑罚。我心底期望他们能找个好律师，设法谈认罪条件，把刑罚降到终身监禁。别相信一般的说法——手里掌握着别人的性命，这种滋味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把那些数据放进公文包里的时候，并不如原先预料中那么满足。我转向布榭，跟他说两个小时内，我会打电话给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把那些技术人员撤走。我站起来，考虑到当时的状况，决定不要跟他握手告别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出去，留下他独自一人——呕吐物弄脏了他的西装，颤抖着手，想搞清楚胸口的心悸只是紧张，还是更严重许多的病情。
我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复原，而要不是我小时候的一件奇怪事件，或许我本来会对他有点同情。
小时候我曾陪着养父比尔·莫道克，去接近德国边界一个叫罗托的法国小村。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年，我也经历过无数冒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也或许我该说，那个地方的某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11
如果你碰巧来到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这个小村，又想让自己心碎的话，那么，就开着车驶过蜿蜒的道路，穿过一片片松树林，进入佛日山脉的山麓地带吧。
最后，你会来到一个叫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地方。这里以前是纳粹集中营，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从来没能像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那般，成为旅游指南上介绍悲惨历史的景点。出了松树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乡间道路的简单指标：一方指向一家当地的酒吧，另一方则是毒气室。对，我没在开玩笑。
曾有数万名囚犯进入这个集中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几乎没有人听过这里——这个数字所构成的悲痛，在20世纪历史上还达不到大地震级的程度。我想，这是另一个进步的指标吧。
我去那儿的时候是十二岁。当时是暑假，一如往常，比尔和格蕾丝来到巴黎，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乔治五世饭店的套房。他们两夫妻都对艺术有兴趣。格蕾丝喜欢古典大师，让人们一走进屋子就晓得这个女人有钱又有品味。而比尔，感谢上帝，则是走在时代前端——半数时间是在时代前端跳舞。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发现某间新画廊，或是在某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室里闲逛。
格蕾丝对这类事情则是完全没兴趣，老早就禁止他把买来的作品挂在墙上。而比尔会朝我偷偷挤眼睛说，“她说得没错——不管这是什么，都不能称之为艺术。我称之为做慈善——有些人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我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但在这一切玩笑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拥有专家的眼光，说来奇怪，因为他完全没受过艺术训练，而且他的家族只对化学物质有兴趣。他母亲的娘家，就是杜邦家族。
我们到巴黎的第二个星期，比尔接到一名男子从斯特拉斯堡打来的电话，说手上有一沓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早期素描，作画时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士兵。次日，我和比尔就带着一个过夜包搭上飞机，让格蕾丝留在巴黎满足她的第二热爱——去爱马仕购物。
于是就这样，比尔买到了那些素描，然后我们星期天在斯特拉斯堡没事做。“我想我们可以去佛日山脉一趟。”他说，“格蕾丝大概会说你年纪还小，但有个地方你该去看看——有时人生似乎很艰难，但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比尔会知道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因为他的父亲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第六军团，在欧洲战役期间担任中校。纳粹亲卫队抛下这个集中营后，比尔的父亲来到这里，他被交派的任务是写一份报告，最后这份报告被呈上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
我不晓得比尔是否阅读过他父亲写的报告，但他毫无困难就找到那条迂回的道路，我们在中午前来到一处停车场。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我们缓缓走进了死亡之屋。
这个集中营被保留当作法国的历史遗迹，因为二次大战期间，有太多法国反抗军成员死在这里。比尔指出那栋昔日的旅馆外屋，后来被德国人改装为一间毒气室，还有一间包括了尸体库和火炉的焚化场。
我这辈子难得牵他的手，那是其中一次。
我们经过了用来公开处决的绞刑架，经过了他们用人体来进行医学实验的那几栋建筑物，然后来到了一号囚犯营，后来改装为博物馆。里头有以前囚犯穿过的旧制服，以及集中营的一些平面图，我们看着看着，两人就走散了。
在后方靠近一排双层床的安静角落里，我似乎更能明确感觉到周围萦绕的鬼魂。就在这儿，我看到墙上陈列的一张照片。事实上，墙上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的照片，但这张我始终无法淡忘。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矮壮结实的妇人，走在一条宽阔的小路，两旁是高耸的通电铁丝网篱笆。从光线看来，当时是傍晚。而且以那些时代的风格判断，她的穿着像个农妇。
这张照片中刚好没有警卫，没有狗，没有瞭望台（但我确定其实画面外都有），只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另外两个子女紧紧抓着她的裙子。那个母亲隐忍、坚定，支撑着孩子们的小小生命——就像任何母亲一样，尽力帮助他们——陪他们走向毒气室。你几乎能听到那种沉默，嗅到那种恐惧。
我瞪着这张毫无修饰的照片，这一家人和一个母亲无边的爱，同时令我振奋又哀恸。里头有个小小的声音，小孩的声音，一直跟我说着话，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真希望能认识她。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是比尔，他来找我了。从他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哭过了。
他满怀感情地指着那一堆堆囚犯留下的东西，诸如鞋子和梳子之类的小东西。“我以前都不晓得日常的东西这么有力量。”他说。
最后，我们沿着旧日通电铁丝网篱笆间的一条小径，走向出口。走到一半时，他问我：“你看过吉普赛人的那部分吗？”
我摇摇头，没看到。
“他们死去的人口比例，比犹太人还高。”
“我都不晓得。”我说，试着表现得像个大人。
“我以前也不晓得，”他说，“吉普赛人不是称之为‘大屠杀’（the Holocaust）。在他们的语言里，他们有另外一个用词。说是‘大吞灭’（the Devouring）。”
接下来我们一路沉默地走到停车场的车上，当天晚上就飞回巴黎了。出于某种无言的默契，我们从来没跟格蕾丝提过我们那天的行踪。我想我们都知道，她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几个月后，圣诞节前两天的晚上，我在格林威治镇的安静大宅里走下楼梯时，听到格蕾丝生气地抬高嗓门，于是暂停下脚步。“五百万元？”格蕾丝不敢置信地说，“不过，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是你的钱。”
“一点也没错。”比尔回答。
“会计师说，你把钱捐给匈牙利的一家孤儿院。”她说，“这个我也不懂——你对匈牙利知道些什么？”
“不多。但是很显然，那个国家有很多吉普赛人，那是一家吉普赛孤儿院。”他说，口气还算平静。
她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吉普赛人？吉普赛人？！”
然后他们转身，发现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比尔的目光和我交会，他知道我明白了。Porrajmos，这是吉普赛人以他们的罗姆尼语所说的，意思就是“大吞灭”。
圣诞节过后，我进入考菲德学校就读，这个私立高中很虚伪，号称以“训练每个学生具备充分能力，以达成富裕的人生”为荣。
既然付得起贵死人的学费，我想这些学生本来就能达成富裕的人生——你的家族要有六代的富贵，才有办法踏进这个校门。
进入这个学校的第二个星期，在一门加强公开发言技巧——只有考菲德学校才会想到要开这种课——的课堂上，那天抽到的题目是母爱，起初三十分钟，很多同学谈起自己的妈妈对他们的付出，没什么稀奇的，还有个同学提到在法国南部的别墅里所发生的趣事。
然后我的名字被点到，于是我站起来，很紧张，开始说起夏日的松树林和进入山区的那条漫长道路，我试图解释自己看过的这张照片，说我知道那位母亲爱自己的子女胜过世上一切。我说我读过一本忘了是谁写的书，里头有个说法“悲伤浮现”，我对那张照片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正试图归纳这一切时，大家忽然开始笑了，问我吸了大麻还是什么，就连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她自认很体谅他人，其实并不——也叫我坐下，不要再瞎扯，还说我以后如果要竞选公职，最好多考虑一下。大家听了就笑得更大声了。
从此以后，在考菲德学校的五年，我在班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发过言，无论因此惹来多少麻烦，我都坚持不肯。于是大家开始说我孤僻，我心中有些黑暗的部分，所以我猜想他们说得也没错。他们有多少人过着秘密生活，或者杀的人有我一半多？
不过有件事很奇怪，经过了二十年，历经种种艰难，时光却不曾磨损我对那张照片的记忆，只是令它更鲜明——每天睡觉前，我总会想起那张照片，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法从我脑海里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