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电话，打开电视。在那可怕的一天，所有活着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世贸中心大楼里的人手牵手，从天晓得不知道几楼跳下来，两栋楼都垮了，曼哈顿下城的烟尘和末日景象。全世界各地的房屋、办公室、战情室里，人们看着一幕幕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景象。悲伤浮现。
尽管我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但看着那些警察和消防员冲进即将成为水泥坟墓的灾区，有一个人在那片混乱的旋风中，看到了生平最大的机会。她是我碰到过最聪明的人，而尽管我嗑过很多种不同的迷幻药物，但真正让我难以抗拒的，始终就是智力的挑战。光是为了这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不论别人觉得多么不道德，毫无疑问的是，要在9月11日的大混乱状态下，开始策划一件完美的谋杀案，且许久之后在一个叫作东城旅店的小旅馆里执行，的确是非常天才。
正当她开始筹备那些周密的秘密计划时，那天傍晚，我就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人跳下大楼。到了日内瓦时间的晚上10点，危机逐渐告终。总统正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欧福特空军基地飞回华盛顿，五角大厦的火势已经控制住，第一座通往曼哈顿的桥梁重新开放。
大约就在同时，我接到一名国家安全会议助理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政府位于阿富汗基地的攻击已经开始进行。二十分钟后，我看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到炸弹攻击的报道，心知所谓的“反恐战争”开始了。
闷在房间里又沮丧不堪，于是我出门去散步。“反恐战争”听起来毫无特色，就跟“反毒战争”一样，而从个人经验，我知道反毒战争有多么失败。日内瓦的街道上空旷无人，酒吧都悄然无声，有轨电车空荡荡的。稍后我听说，从悉尼到伦敦，各个大城都是如此，好像整个西方世界因为同情美国，所有的灯光都暂时黯淡了下来。
我走过名为“英格兰花园”的湖畔公园，经过一群怨叹着没生意的摩洛哥毒贩，有一会儿还火大起来，考虑要朝他们开枪。我沿着湖畔的散步大道走着，正前方就是那个豪华的小村科洛尼，全世界半数的骗子，都在那里有房子。我在一张湖畔的长椅坐下，看着湖对岸的联合国——被泛光灯照得一片明亮，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联合国大楼往南，几乎就在湖岸边，有一片灰色的巨大建筑物，就是威尔逊总统酒店，可以俯瞰日内瓦最受欢迎的那片沙滩，视野绝佳。每年夏天，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人就会付天价订下正面的房间，以便观看裸着上身的女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房间里有藏酒丰富的迷你吧，简直就像是阿拉伯版的高档脱衣酒吧——还不必付小费。
尽管此时很晚了，大部分房间的灯却还亮着。我猜想他们明白接下来没有搞头了，于是正在收拾双筒望远镜和行李，准备搭明天最早的班机回家。
但无论西方到底会对一般阿拉伯人采取什么报复手段，有件事很确定——过去十二个小时所发生的事件，是史上最大的情报失败之一。美国这个耗费巨资的情报网，其首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国土，而从“珍珠港事件”以来，这些强大的情报组织从来没有搞砸得这么惨，又这么公开过。
我坐在凉爽的日内瓦黑夜中，无意指责任何人——我们每个人都有错。我们全都受雇于国家，我们全都有责任。
但是我们所服务的总统和国会议员也有责任，我们的预算和行动优先级是他们决定的。不像我们，他们至少可以公开发言，但我猜想，美国人民如果希望他们任何一个人道歉，那可有得等了——或许再过一千年吧。
起风了，从阿尔卑斯山脉吹过来，带着雨水的气味。回我的饭店要走很远，我最好现在就起身出发，但是我没动。
即使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但我很确定，很快地，化为废墟的地方，将不仅只有曼哈顿下城而已——这个国家的整个情报结构都将拆散。如果你想重建，就非得拆散不可。谍报世界的一切再也不会一样了，尤其是“空降师”：政府官员再也没有兴趣暗中监控特务世界，以后他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暗中监控另一拨人。
今天早上我如常起床，但到了晚上的入睡时间，整个星球已经截然不同了：世界并没有在你眼前改变，而是在你背后悄悄改变。
全新的情报世界即将诞生，但我没有所需的语言或行动技巧去应付，所以我发现自己就像马可斯·布榭一样，忽然来到一个岔路口。不确定眼前有什么样的未来等着我，不见得是要追求幸福，但如果能有成就感也不错。我迷失了。我得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独自坐在风暴逼近的湖畔，我回顾过去几年，即使找不到答案，希望至少能找到一个往前走的方向。从过往浮现的，是泰国一个叫作坤戎的小村，离缅甸的边界很近。回想起来，这个记忆多年来一直在黑暗深处等着我，知道现身的一天总会到来。
那是一个没有法纪的蛮荒乡间，离盛产罂粟的“金三角”不远。我在这一行刚起步时——当时我刚派驻到柏林一个月——曾被莫名其妙派到这里。坤戎的一切都跟其他原始的山间小村没有两样，只除了深入丛林五千米处，有一连串冷酷的煤渣砖建筑物，周围用通电铁丝篱笆围起来，还有瞭望塔看守。
表面上，这是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中继站，但其实，这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这类美国人所设的集中营虽然被严厉禁止，但其实还是存在：由于地处偏远，就可以用来关押一些在美国不能合法拷打的囚犯。
这个黑牢里有个警卫死了，通常该由东京办事处负责处理。但当时他们忙着另一桩间谍的丑闻，于是我就离开欧洲，搭乘螺旋桨飞机来到一个叫湄宏顺——别名“三雾之城”——的地方。
要去那个卫星定位系统的中继站，通常只要再搭一小段直升机就行，但此时是夏日的雨季，而“三雾之城”的别号可不是徒有其名。于是我跟一个家伙（我想他是当地的鸦片大王）租了一辆丰田四驱车，朝着坤戎的中央情报局黑牢驶去。
经过了壮阔的高山地带，我来到一个老旧的渡口。眼前的河水因为雨季而水势汹涌，渡河的唯一办法就是横水渡——两岸间有一条固定的铁缆，船夫拉着缆绳让船横渡。这条河往下游，将会汇入大名鼎鼎的湄公河——许多秘密行动和越战期间众多美军的悲惨战役，都曾发生在这条河上。
我下了车，满脸憔悴，双眼凹陷；当时我已经马不停蹄赶了三十二个小时路，什么东西都没吃，唯一支撑我的就是满心壮志，以及对这趟任务的焦虑。我跟着一群卖食物的小贩和村民们一起等待渡轮，看着一条生锈的铁缆拖着平底渡轮朝我们驶来，扬起一道道水花。此时一名穿着橙黄色僧袍的僧人问我要不要喝一杯当地的印度奶茶。他英语说得很好，而且当时除了泰国的大象啤酒，也买不到其他饮料，所以我就很感激地接受了。
那个僧人也跟我一样，要朝内陆走，而且我表面上的身份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要来研究地方性流行病，所以他要求搭我便车时，我实在很难拒绝。我们乘坐在那辆丰田上渡河，平底拖船往下沉，几乎浮不起来了，水花飞溅到甲板上，我们只靠一条两英寸宽的生锈铁缆保命——往下游一千米处，就是全泰国最高的瀑布之一。那是我这辈子最惊险的一段路。
我们驶出那个峡谷，进入丛林，头上是浓密的树荫，那个僧人盯着我，看得有点太久了，然后问我是做哪一行的。多亏以前受过的医学训练，我就针对登革热叙述了一番，讲得很精彩，但很快地，他就摆明了他一个字也不相信。或许他知道坤戎那个煤渣砖盖成的集中营。
他曾在纽约附近的一个静修所住过，所以对美国生活的了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且他谈起派对药物和现代生活的压力非常有见解。我开始感觉这不是一般的闲聊。“你看起来很惊恐。”他最后终于说，是那种佛教徒的方式，比较像是哀伤，而非批判。
惊恐？我大笑，跟他说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还说大家通常把我放到食物链的另一边。
“只有西方人才会这么想，”他平静地说，“食物链没有另一边。人人都在逃离一些什么，没有人能幸免。”
我们目光交会。我露出微笑，打趣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宗教信仰。他也立刻大笑，问我有没有听过山里人是怎么抓猴子的。
我跟他说我对人生略有所知，但这件事倒是不知道。“我们在哈佛不太吃猴肉——通常只有感恩节和圣诞节才吃。”我开玩笑说。
于是他告诉我，山里人会找一个细颈阔腹的水罐，用链子绑在树干底下。
“他们在水罐里放满坚果以及猴子喜欢吃的其他食物。到了夜里，猴子就会从树上爬下来，手伸进那个长颈水罐中。它会抓住那些坚果之类的食物，手就握成拳头。但是拳头太大了，无法通过水罐的细颈，于是猴子就被困住了。到了早上，村民就会来察看，用力朝猴子的脑袋敲下去。”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当然，这是一个禅宗故事。”他说，又笑了，“故事的意义是：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是的，我懂这个意义，我告诉他。这是个好故事，但对我没有任何意义，至少现在没有。
“我想也是，”他回答，“但或许我是注定遇见你，告诉你这个故事。你还年轻，医生——或许以后哪天时机到了，这个故事会对你有意义。”
当然了，他说得没错，时机果然到了，而且是以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我坐在日内瓦的黑夜里，等着风暴到来，想着纽约所发生的大规模谋杀事件，想着穿短裙的女人为了一个新时代，去招募更年轻的毕业生。
此时我三十一岁，忽然明白了：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我所受的训练是要打欧洲的坦克战；谁晓得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要对付的是阿富汗的游击队。无论我喜不喜欢，历史已经把我丢在后头了。
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我知道或早或晚，我都会想找到某样东西，这件东西我很难说清是什么，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说那是爱吧。我想跟某个人走在沙滩上，不要去想狙击手的步枪射程有多远。我想忘掉子弹的速度比音速快，所以你会先感觉到子弹射中你，接着才听到枪响。我想找到一个人，可以让我明白安全港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现在不离开谍报世界，以后就永远不会了。要转身离开你所知道的一切很难，比你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困难。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一件事：
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14
那天深夜，我在隆河饭店里写好辞呈。第二天一早交给外交信使后，就立刻飞回伦敦。
接下来三个星期，我把手上未完成的案子收拾一下，将所有档案交给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情报界第一波的诸多重大改变中，其中一个就是废止成立四十余年的“空降师”，所有业务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讽刺的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刚好人在柏林，对我来说，这个城市是我事业的真正起点。我最后一次锁上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送我到滕普尔霍夫机场，准备搭飞机回美国。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间谍本色还是贯彻了到最后一刻，跟他们说我预订要搭稍后的一班飞机。
但我没去搭飞机，而是走出机场大门，带着完全不同的新身份，叫了出租车到一家汽车代理商，开走一辆预订好的保时捷卡宴汽车。这辆车有五百马力，所以也算是准备好要上德国高速公路了。
我把行李丢在后座，傍晚时经过法兰克福，次日凌晨穿过边界。这一年秋天来得晚，即使只有月光，我想我也从来没看过法国乡村这么美。我飞驰过一个个有着浪漫地名的村子，找到了我要找的那条付费高速公路。
如果你从南边进入巴黎，就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位于高耸的摩天大楼之间，有大量的移民聚居在这里——此处几乎完全看不到巴黎的景观。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远处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埃菲尔铁塔。
此时是清晨，冷冽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种闪亮的清新之感。即使这幅景象之前看过好多次，再看一遍仍令我为之屏息。一整夜在我胸中滋长的解脱之感终于决堤而出，我把车停在路边：要到巴黎，就该趁着年轻而自由之时——啊，世上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可不多。
我在巴黎第8区、当地人称之为“金三角”的地带租了一套公寓，离美丽的弗朗索瓦一世街不远。日复一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努力写一本很少人会阅读的书——除了一个纽约的年轻女子，我真希望她从没读过。
六个月之后，这本书写完了，共计数十万字，所有批注和校对也都已完成。我感觉已把自己之前的人生洗涤完毕——我已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章，让它像一艘葬礼驳船般沿河往下游漂，驶向过往。我以这本书为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共服务，或是说我天真；但我认为，如果我的专业知识可以有助于击垮一个像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这样的人，那么这本书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也值得了。
经过国家情报总监辖下一组分析师仔细审查后，这本书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悲惨的回忆录，包括逃出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或是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家族男性以维护名誉的理由而杀害。换句话说，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中央情报局底下的一个秘密分支。
这样的出版社，显然很习惯要隐瞒作者的真正身份，但即使如此，我的状况还是有点复杂：我辞职时，就已经对国家安全情报网够了解，也很确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或我以前的职业。所以情报圈就算知道我的身份和过往经历，也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