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我走出克雷蒙·瑞雪卢银行的前门，进入日内瓦的阳光下，此时我再度想起那张照片。当然，我本来可能对马可斯·布榭和他女儿有点同情，但我忍不住想到，协助出资并支持纳粹德国的，就是布榭这种瑞士银行家和他的家人。
我毫不怀疑，照片中的那位母亲，以及几百万个塞在运囚列车里的家庭，都会很乐意跟布榭家交换位置。那些家庭宁可忍受两小时的不舒服，也不想遭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就像比尔多年前所说过的：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我一面想着许多日内瓦秘密财富背后的黑暗历史，一面走到隆河街，右转，停在旧城区的入口，用我的手机打了个密码电话，到希腊的小岛圣托里尼。
那份银行账目的资料此刻装在手提箱里，再用链子将手提箱铐住我的手腕。而这就是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死刑执行令，而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上诉，也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延期。结果，杀了他并没有错，但杀他的方式就肯定错了。
有五个杀手——三男两女——在圣托里尼岛等我的电话。这个小岛是希腊诸岛中最美的，有蔚蓝海水的港口，沿着山崖建造着一栋栋纯白的房子，还有驴子穿梭来回，载着游客爬上珠宝盒般的精品店。
这个暗杀小组的成员们穿着卡其裤或七分裤，混在每天拜访这个小岛的数千名观光客中，一点也不起眼。武器就放在他们的相机包中。
几个月前，我们把神秘的尼可莱德家族研究得更清楚后，就对一艘取名为“北极N”、由破冰船改装的游艇产生兴趣。这艘利比里亚籍的船有三百英尺长，禁得起几乎任何攻击，整艘船花了大钱改装为一艘豪华游艇，船上有个直升机停机坪，还有个车库可以停一辆法拉利跑车。本来改装后是要包租给超级富豪进行地中海之旅的，但怪的是，从头到尾租过的顾客就只有一个——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带着他的那群辣妹、食客、业务伙伴，以及保镖。
一整个夏天，我们都以卫星监控那艘船，正当我们在车臣格罗兹尼或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追踪卖国贼和毒枭时，就一边看着他们派对开个不停，从法国蔚蓝海岸的圣托培南下到意大利的卡布里岛，直到终于驶入了火山喷发后所形成的圣托里尼港。
然后那艘船就停留在那边——尼可莱德和他的客人每天从船上巨大的上层甲板上岸到餐厅和夜店，然后又回到船上来。
同时，半个欧洲之外，我在日内瓦的一个街角拨通了电话。对方接起电话后，我跟那个坐在崖边咖啡店的男子说了几个字：“是你吗，雷诺？”我问。
“打错电话了。”他说，然后挂断。让·雷诺是一个法国演员的名字，曾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Léon）里面饰演主角杀手，而坐在咖啡店里的那名男子知道，这个名字就代表死亡。
他向旁边的同事点了个头，那同事立刻打电话给其他三名探员——各自坐在不同咖啡店的观光客人潮里。他们在“拉斯托尼”这家美丽的酒吧兼餐厅附近集合，看起来就像一群富有的欧洲假日游客，要碰面去吃中餐。其中的两个女人是主要射手，而这点，恐怕就是我的错了。
他们走进餐厅时，已经快要两点了，里头的人还是很多。三名男子跟忙昏头的经理说要一张桌子，同时两个女人则走向吧台，假装要用吧台后方的镜子检查她们脸上的妆，但其实是要看镜中用餐区里每个人的位置。
克里斯托带着三个阿尔巴尼亚保镖，以及一群年轻女郎——他母亲大概警告过他要小心这些女人——围坐在一张俯瞰着海港的桌子。
“都安排好了？”其中一个女人用勉强过得去的意大利语问男同事，听起来像个问句，但其实是叙述句。那三名男子点点头。
两个女人打开她们的托特包，收起口红，手朝相机包伸去。两人都拿出一把不锈钢SIG P232s手枪，迅速转身。
克里斯托那几个保镖穿着“真实信仰”牛仔裤、显露出胸肌的紧身衬衫，身上带着捷克制造的自动手枪，碰到真正的专业杀手是毫无机会。其中两个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们头一个听到的，就是子弹射进他们头部和胸膛的骨头碎裂声。
第三个保镖站起来，结果只是让自己成为更大的目标，证明了他有多笨。带头的男探员朝他开了三枪，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第一枪就差不多把他的心脏轰出胸腔了。
不出所料，很多人开始大叫，虽然完全没好处。其中一个人是克里斯托，我猜他是想发号施令吧，他匆忙着爬起身，伸手到他翻动的亚麻衬衫底下，要拿他插在长裤腰带上的那把贝瑞塔手枪。
就像很多没真正训练过的狠角色，他以为只要不关上保险，就能随时有准备。但在实际枪战的恐慌中，他要拔出手枪，手放在扳机上，结果就不小心射穿了自己的腿。他挣扎着忍住疼痛和丢脸，转身过来面对攻击者。他看到的是两名中年女人，双脚张开站稳，要是旁边有乐队，她们看起来就好像要开始跳一种奇怪的舞了。
但没有，她们只是在七码[8]外开始射击，每个人都开了两轮枪。克里斯托倒地前，身上大部分的重要器官（包括脑袋）都报废了。
紧接着，五名探员分别朝餐厅里的各面镜子开枪，制造出一大堆噪音和最大的恐慌。吓坏的顾客们冲向门，一个日本游客想用手机录下这个场面，同时一颗跳弹击中了克里斯托带来的一名女子的臀部。其中一名女探员后来告诉我，从那女人的打扮看来，她上回屁股那么痛，大概是有赚到钱的。
那个皮肉之伤只是附带的损失而已——餐厅里那么多人，加上暗杀总有种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这五名探员居然可以做到这样，的确是一大成就。
他们把枪收起来，夹在那些恐慌奔逃、尖叫要报警的顾客之间。然后来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小广场——会合，骑上四辆伟士牌轻型机车。外地人是禁止骑机车的，但他们当天稍早付了一大笔钱给当地一家修车店。他们迅速奔驰过城区里窄窄的小巷，同时组长利用手机打电话，要两艘快艇在下一个海湾等候。
才三分钟，这组杀手就搭上了观光缆车，比骑驴子快得多。不到两分钟，他们就下降一千两百英尺，来到山下，此时两艘快艇已经停在码头上。这组人搭上船，飞驰过闪闪发亮的蓝色海水，带出一缕白色的水花，等到第一批警察抵达拉斯托尼餐厅时，他们已经在驶往下一个小岛的半途中了。
那些希腊警察一得知射杀帕特罗·尼可莱德最疼爱的长子克里斯托的，是两个穿着七分裤、戴着香奈儿太阳眼镜的女人，就纷纷用粗话取笑起来。这是我的错——不是杀了他，而是派出女人动手。我真的没多想，只是派出枪法最厉害的手下而已。但是，我必须一再重新学习到：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而认可的假设。
在北希腊的那些乡下村庄，只有男人才能参与重要决策，因此，派女人去动手杀人，就某种程度而言，要比死亡本身更糟糕。这是一种侮辱。对帕特罗而言，这就像是告诉他：克里斯托是个没用的太监，根本不配让堂堂正正的斗牛士动手。
帕特罗是个无情的执法者，也是克里斯托的父亲，或许他无论如何都会冲出庄园为儿子报仇，但当他得知当时的状况，为了他男性的尊严，为了他的荣耀——虽然他过往的所作所为既无尊严，也无荣耀——他相信自己别无选择，非得复仇不可。
那个女探员搞错了另一个受伤者的身份：尽管穿着紧身裤，但她根本不是妓女，而是克里斯托的妹妹。后来我才知道，在拉斯托尼餐厅那天，是她成年后难得没吸毒或喝酒的一段时间。当其他顾客竞相逃生时，她爬过满地的碎玻璃，弯腰察看她哥哥，想鼓励他振作起来不要死。
结果发现这是徒劳，她就抓起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尽管那些年她身边没缺过男人，但那通电话是打给她人生中唯一真正的男人——她的父亲。于是，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人同伙比我还早知道那个事件的详细状况。
十分钟后，我还在日内瓦靠近旧城区的那个角落没动，就接到了电话通知。那是一通短信，告诉我《这个杀手不太冷》在亚马逊书店的价格——表示克里斯托死了，暗杀小组已经安全登上快艇，没有被追捕的迹象。我收起手机，看着手表。自从我打了那个电话，开启整个事件以来，已经过去十八分钟了。
在这十八分钟内，我已经打过一些电话下令，通知其他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小组，去逮捕其他六个已知姓名的通敌者，于是，数年前在红场所开启的这一连串事件，现在终于要收尾了。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下，默默庆祝，让自己有点小小的胜利之感，但我的个性很容易自我怀疑——老是在怀疑。
我调整一下公文包，在别人眼中，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商人，走出阴影，融入了千篇一律的外国人群中。我心里想着已故的英国演说家和作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他曾说，战争的问题，就是它通常会消磨掉你为之而战的事物——正义、尊重、人性——我不禁想到，有多少次，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违反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价值？
我沉思着，走向过河的小桥。从旧城区边缘走到我住的饭店是八百步。八百步，大约要走四分钟——在历史长河中，这四分钟其实连眨个眼都算不上——然而就在那几分钟，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就被几个疯子扭转了。
13
我走进隆河饭店时，里头一片空荡。门厅侍者不在，礼宾部服务员不在，接待柜台也没人。更令人不安的是那种安静。我喊了一声没人回应，便走向大厅一侧的酒吧。
旅馆工作人员都在里头，跟顾客站在一起，看着一台电视屏幕。当时差几分就是日内瓦时间的下午3点了，纽约则是上午9点。日期是9月11日。
第一架飞机刚撞上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那段新闻影片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两个新闻主播开始推断可能是反美恐怖分子，这个理论引起酒吧里几个白痴瑞士人的欢呼。他们在讲法文，但我小时候在巴黎度过好几个暑假，所以还能听得懂他们正在赞美干出这件事的人勇敢又聪明。
我想着在家乡、在纽约的人们，也正看着跟我们一样的新闻画面，知道自己所爱的人就在那座焚烧的大楼里，拼命祈祷他们能够逃出来。那些人就眼睁睁看着电视上转播自己的家人死掉，那一刻，我真想不出世上还能有更惨的事情了。
我口袋里有一把枪——完全是以陶瓷和塑料材质制造的，特别设计用来逃过金属侦测器，就像布榭他们银行办公室的那个——当时我气得真想把枪掏出来用。
我努力按捺住情绪时，从波士顿起飞的联合航空175号班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全酒吧的人都震惊不已，包括那几个白痴。我的记忆是，一开始的一声尖叫后，整个酒吧就安静下来，但或许我记错了——我只知道我有种世界崩溃掉的可怕感觉，觉得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彻底动摇了。
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我害怕一切都再也不会一样了：历史上头一遭，有个身份不明的敌人在美国本土取人性命。不仅如此，他们还摧毁了一个象征符号，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象征符号也就代表了这个国家——雄心勃勃、现代，永远向上。
当时没有人晓得损害程度会有多大，但在那个酒吧里，生活断裂成一堆支离破碎的时刻——电话铃响没人接，雪茄烧成灰烬，电视画面播着可怕的现在，时而又切换到之前刚刚过去的时刻。
大家还是没说话。或许就连那些白痴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想着是否还会有更多。最后的收场会是攻击哪里——白宫、三里岛？
我没掏出口袋里的枪，而是挤过我身后悄悄聚集的人群，搭着空电梯上楼到我房间。我打电话回华盛顿，先是试一般电话线，然后透过松树谷卫星，但当时因为负荷量太大，所有通往美国东岸的通信全都中断了。
最后，我打到国家安全局位于秘鲁的一个中继站，报上了“蓝骑士”的优先权密码，利用一个紧急卫星网络接到了“空降师”，找到局长。电话里面的声音好空荡，仿佛我们是在马桶里通话似的，我要求局长派一架飞机来接我回去，我想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说没有什么我能帮的，而且反正呢，他刚刚才听到国家安全会议的宣布：所有飞机都即将暂时停止进出美国。我应该留在当地等消息；没有人晓得这件该死的事情会有什么发展。吓到我的其实不是他讲的话，而是他声音里面的恐慌。他说他得离开了——他的那栋大楼正在撤离所有人员，白宫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