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每次出诊总要带上我，只要我在屋子附近没走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那样做。他喜欢有人做做，而我则喜欢看他做事，听他说话。我想这是在我大约五岁时开始的。因为我记得我坐在前座上，从一家到另一家，从家中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家，父亲和街上的许多人都戴着口罩。那是1918年流感大疫的时候。
在这些频繁的出诊中，我觉得最来劲的是到桑福德街一个大院子去的那几次。他从不把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而是通常把车子和我放在离房子一个街区远的拐角处。后来他解释说，病人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名士，是该门派的大梁。他本来完全可以停在门前，假如两人之间关于他所做的事有更清楚的理解的话。因为，他做着的，也算是某种信仰疗法。
我对他的药箱极有兴趣。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手提箱，里面分了格子，装着他的听诊器、各式各样的玻璃瓶子、安瓿、注射器、注射针，还有一个金属匣子装着些仪器。药箱发着来苏味儿和乙醚味儿。箱子里的家当就那么一些。吗啡是最重要的。那是整个药典里唯一不可或缺的药物。毛地黄制剂价值仅次于它。胰岛素是在他开始行医二十年后才出现的。他有。肾上腺素也在里面，装在小安瓿里，以备遇到过敏反应病例，不过他从未遇见过。开车上路后，他就一路谈论要诊视的病人。
我相信父亲一直希望我会向往做个医生。这可能也是他带我去出诊的原因之一。不过，他的言谈的主旨，意在尽早让我明白，医学中有一个方面，在他整个行医生涯中最令他困惑。那么多人需要帮助，而他能够为他们任何人做的又是如此之少。他有必要在那儿，有必要出那么多诊，但他没有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以为他能有多少作为来改变他的病人们所患疾病的进程。对父亲来说，让我懂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这个行当的根本特点。一个医生不但要心中有数，而且不能自欺欺人。
做到诚实不欺并非总是易事，他说。他最初的病人之一来到他新开的诊所，那时他在镇上还默默无闻。病人主诉大量的血尿。父亲仔细地为他做了检查，取了带血的尿样，做了其他一些检查，发现自己不能做出诊断。为了赚取足够的时间以便阅读资料，他给病人一些布劳德氏药丸，一种铁剂，当时流行的治疗贫血的药物，告诉病人四天后回诊所复诊。到了约定的日子，病人兴高采烈地回到诊所，带着一烧瓶清澄的尿液，完全好了。随后的几个月里，父亲发现，他因这一次成功而声名鹊起，满城都知道，新来的医生托马斯，是个天才。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说是因为，父亲生气地抗议说，他的布劳德氏药丸不可能对血尿有任何作用。那个病人可能是正在排一块肾结石。可能就这么回事，父亲说。但他已经赢得了神医的声誉。这一声誉在他行医的以后岁月里一直见长，对此他毫无办法。
直到今天，他过世二十五年了，我还常常遇到一些曾经在福乐盛住过的人，或者其父母在那儿住过的人，我从他们那儿听到类似的传闻逸事，是关于他的能耐的。某某的孩子得了大脑炎，或风湿热，他们的命就是父亲救的。某某和某某得了肺炎，是得到他的照料才好了的。甚至某某的不治的心内膜炎，来势凶险的伤寒热、腹膜炎，不一而足。
可是，关于那年头其他好的、兢兢业业的全科行医者，也流传着同样的故事。病人的确好转了，至少有一些是这样，包括得了最要命的病的病人；很少疾病，像狂犬病，能致死所有的病人。大多数疾病倾向于致死一些，放过一些。假如你属于那些幸运的人，同时身边又有一个从容镇定、博学多能的医生，你就会相信，是那个医生救了你的命。当我坐在他巡诊车子的前座上的时候，父亲对我最早的教训就是，假如我做医生的话，可要小心，自己是不能相信自己能救人命的。
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到处带着那些药方，向所有病人连篇累牍地开出来。那是一些妙不可言的组成，含有五六样植物成分，每一样都要求由药剂师仔细地称量。药剂师把药物捣成末，溶解在酒精里，装在瓶子里，标签上面只有病人的名字、日期，以及关于用量的医嘱。那内容是深深的神秘，要的就是这神秘劲儿。药方总是用拉丁文写的，更增加其神秘。这种疗法的目的本质上是安慰。一个熟练的、富有经验的医生可能会记得数十个药方，以备随时随地一有情况就能无懈可击、天衣无缝、详详细细地开出来。但是，他能有点儿把握地预见的仅仅是，那汤药苦的程度、色调、气味，以及作为溶剂的酒精的浓度会产生多少效力。这些药方是安慰剂，是医学中主要的药典，一千年来，它们具有宗教仪式里咒语般的力量。父亲对这些药物的效用一样也不信，可他在行医中天天用它们。他的病人期待它们。医生不开这些药方，就会很快失去业务。就他所知，这些药没有任何害处。既然无害，它们就会给病人一点事做，而让那病——不管是什么，按既定的过程自己长去。
《美国药典》，一本像家用的圣经那样大部头的书，墩在父亲诊所的书架上，跟几十本教科书和内外科专书在一起。进入药方的那些成分，它们的配伍和服法，都收录在内。那本药典的真诚是丝毫不爽的。那是一千页真正的信仰：这套成分宜用于肺结核，那套成分用于“急性食滞”（后来称为冠状动脉栓塞），另一套宜于神经衰弱（凡是病人，偶尔都不免会有点神经衰弱），等等。全部已知人类疾患的名目都在，应有尽有。每一情况都有不同的药方，通常是三到四个。最通用、最有效的药方，是那些“补药”，用于提神儿。这些补剂含有最上头的酒精，而鸦片则是19世纪药方的基本成分。当人们意识到，很多上年纪的人，特别是一些“神经兮兮”的老妇，坐在摇椅上，用鸦片用上了瘾，飘飘然不知所之的时候，它就被从那些方子里去掉了。
直到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学生了，这个传统依然存在。在波士顿市立医院的门诊部，每天有成百的病人到那里登记，换药方，每个医生都有满抽屉的药方，印得好好的以便节省时间，只需要医生签个字。最通用的一个药方是用于那些慢性的、不易确诊的疾患的IQs酡剂，也就是铁、奎宁、马钱子碱剂，每样成分一点点，溶解在威士忌之类的里面。
在我父亲行医的年代，医学很受一阵又一阵风气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很久，顺势疗法出现了，而且在他行医的早年还拥有许多虔诚的实践者。这一复杂的理论涉及被认为具有疗效的“以毒攻毒法”，应用微量的药物，热病热治，寒病寒治。此疗法得势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的毒物疗法的反应。那时时兴的疗法通常用剧毒的药物，如汞、砒霜、铋、马钱子碱、乌头，诸如此类。接受顺势疗法的病人感觉好些，活下来的机会多些，差不多跟不加治疗一样多。因之，此理论风行了数十年。
到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一种新的理论又非常时髦了。这一理论把人类疾病归因于肠道下端对毒物的吸收。“自体中毒”成了医疗的主要标的。引进了最强烈的措施来排空大肠并使之保持排空状态。泻药，设计精巧、变化多样的灌肠器，以及其他一些用于刺激蠕动的装置，成了医疗的主流。我的父亲，禁不起医疗设备供应站一个推销员的劝诱，于1912年买了这么一套装置，一个圆圆的、铅做的物件，像滚球一样大，套在皮套里。病人租用这个装置，遵嘱每天数次躺在床上，顺时针绕腹部顺着结肠的方向滚动。父亲尝试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试过几个病人，效果不令人鼓舞，有一天就把它放在一个香烟箱子的顶上。后来，那个箱子，装上了轮子和一条长长的绳子，当礼物送给我大姐姐了。大姐高高兴兴把它拖过拐角，拖向邻家。父亲再也没见到这个铅球，直到十二年后，地方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宣布，发现了独立战争的炮弹，在那家邻居院子后面的被发掘的园子里。铅球放在邻居的壁炉架上公开展出。它使前来观瞻的历史学家们大伤脑筋。他们研究了当时英军和美军的交战，怎么也想不出它是顺哪条弹道飞来的。就此问题，发表了几篇头头是道的文章。父亲私下对家人宣布，让我们发誓保密，说他创造了医学的历史，尽管是间接地。
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相信过医学理论。1920年病灶感染论出来，他没有相信，因而一定失掉了一些有利可图的业务，因为没有摘除正常的扁桃体、阑尾和胆囊。当心身病学说袭来时，他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听任母亲给全家服用鳕鱼肝油，就他除外，甚至让她给我们服用一种叫作埃斯基氏神经磷酸盐的东西以有助于我们的神经。但他自己从来没有相信过药物的价值。
他由长期不迷信医药，逐渐地转向对外科的兴趣。他发现自己在外科有特别的天赋。最后，到他五十岁时，他决定放弃普通医学，而转营外科。他干得很出色。他的内在的怀疑主义使他成了一个特别成功的外科顾问。多年以后，他早已去世了，但还有些他当年的年轻同行们告诉我，他的意见特别有价值，全县之内被广泛征询。因为，大家知道，除非他坚信绝对有必要，否则他决不主张动刀。他的收入可能因此受影响，但他的声誉却稳步地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