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性向来很差，从我能记事的时候就这样。并不是说我把事情整个儿忘掉了，而是忘了把它们储存在什么地方。我需要提醒物。当提醒物改变了时——大多数提醒物从我小时候就改变了——我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了。
我出生和长成于斯的那个小镇不见了。唯一留下来标志我家住过的那旧木板屋的，是长岛铁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沿一道深沟穿过小镇。沿着深沟，在一座水泥墙后面，就是我家房子的后院。其余的景物荡然无存了。在本是后院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公寓楼。整个街区，连同围绕我们邻近的木屋和后园子的其他街区，都盖上了公寓楼。这些楼房固定地连成一片，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多核体结构，而从前的树木，大多是枫树和榆树，则无影无踪了。我们家大多数礼拜日早上前去的那个教堂仍在，看上去有些苍老颓败，门脸上的匾额，表明它已非旧日的荷兰改良教会，而是朝鲜清教的会所了。这条街两边的公寓楼紧靠路边石而建，把街道夹在中间像条隧道一样。我驱车走过街区，没看到一点东西使我得以唤起生活中的任何一幕。
由于没有路标，我拿不准我脑海里尚存的片片段段的记忆究竟有没有任何可靠性。这些记忆可能是我杜撰出来的，或者，它们竟不过是一些残梦的萦回呢。我确曾时时梦回福乐盛，梦见自己骑在自行车上，穿行于爱美谛街和麦迪逊街之间的保罗姆大道（这些街名都不见了，而由一些号码代替了它们），梦见那马拉的城市垃圾车，由长着红头发，凶巴巴地瞪着两眼名叫疯威利的小伙子驱赶着，隆隆地疾驰而过，威利高高地坐在驾驶座上，自言自语着。这段记忆我相当清楚。是有那么一辆垃圾车，赶车的是叫疯威利，可是，为什么我至今还把这样一个形象记录在额叶里，以待日后许多个夜晚重新播放，而其他的东西都付阙如呢？想着想着，我又记起来，那个礼拜日后半夜，姓割草机的那一家来访。那是我家的朋友，从老远老远，大概从俄亥俄来的吧。后来知道，那家朋友姓劳利莫尔。想必也是在那时，我发现了女仆告诉我的沙漏下面的铜器（copper），大片大片浸水的，易碎的铜器，足以确保我家的家产——那时候我就知道需要确保家产了。后来，几年之后，我丢了那份家产，因为我知道了，女仆说的可能是地毯（carpet）。院子尽头，靠近水泥围墙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后来，大树出毛病了，大概死了罢，我想。它被伐倒了，就地截成数段。而存在我脑海里，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宛在的是，那树木发出异香，就是整个大地的香气，香溢满院，直到用大车拉走时，一连数日在我家所有房间里缭绕不散。
我最早清楚记得的母亲是她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房后草坪的中央，眼瞅着草地，慢慢地转动着身子，扫视地面。从我童年最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景象悄悄地标志着母亲的烦恼，也是一家的烦恼。有时，她只在那儿待一小会儿，有时则要待上五分钟之久。然后，她会以最快的速度俯下身去，采起她正在寻找的一茎四叶车轴草，回到屋里。假如当时我在后门厅那儿看她回来，她会对我笑笑，永远是那句话：“愿主供养我们。”
就我所知，这是她唯一的迷信，不管怎样，是她如仪躬行的唯一迷信。而且也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父亲的病人付他们的账单。
很少病人即时付账，而许多病人根本就不付账。有的病人送来小额的现金，隔几个月致送一次。有那么寥寥几个病人很令人赞叹，可能是有钱人家，非但即时付账，而且一次付清。每遇上这种时候，父亲下了班总是兴高采烈地跑上楼来。
为钱犯愁的事没完没了，尽管大家谁也不很想谈论这个话题。一家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月为收入操心的是父亲。我们知道，他绝对坚执地在每月的第一天就付清所有账单，从不含糊。他认为，欠债是最最糟糕的事。他在收到账单后，一旦有能力就马上支付所有的人——菜店老板、肉店老板、送煤的、税金，还有器械商和供应他诊所的药铺，视他在银行的存款数目而定。但那年头可不作兴很快支付医生。
那是人人都认为是这个国家好光景的年月，也就是大萧条以前的十年。小镇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行医却被认为是不保险的赚钱养家的行当。没有人会料想医生能富裕起来。医生们自己心里最明白。在我生长的那个镇子，有两三家医生似乎很有钱，但那钱是世传的家产，而不是行医所得。父亲的其他同行们则是月月靠病人支付的薄酬凑合度日，很多工作都是白干。他们并不是愿意这样做，或者有什么行善的自觉，而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
父亲自己记账，记在一本台历上，用娟秀的斯宾塞书体记录着每天接诊的病人的名字，名字后面跟着他开的价目，再后面记实收的数额。管事儿的就是这最后一栏。母亲仔细地注意着这些数目，而她回到草坪上去寻找她的四叶车轴草也正是在每个月月底的几天。
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是怎样寻找的。等我长大些了，到了七八岁时，我喜欢跟着她一块儿寻找那种家庭的幸运草，尽量相帮吧，但从来没找到一棵，尽管我的眼睛离地面近得多。我经常紧靠母亲站着，尽量和母亲看同一块草皮，睁大眼睛使劲盯着，但甚至到她弯腰要去采起一根时，我还看不出来，直到那根草到了她指头上。
此后很久，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四年级生了，我更客观地了解到关于医学经济学的更多事实。1937届的年鉴是阿尔伯特·库恩斯编辑的。他是我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他邀请我忝于编委之列，因为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医疗与死亡的诗，题目叫《艾伦街》。库恩斯为年鉴准备了一个问题单，在1936年年底寄发出去，寄给1927、1917和1907三届哈佛毕业生。问题主要涉及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各方面的训练经验，这是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哈佛生最重视的，但也有一两行，措辞优雅得体，并且保证匿名，问受问者1937年的估计收入。问卷后面留了大块空白，征询总的评述，对1937届有何指教。
想不到竟有60%的问卷被填写了，寄了回来。这些回答对库恩斯和我，对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饶有兴味的读物。大多数回答对毕业后的训练不感兴趣，而集中于钱的问题。十年毕业生的平均收入约3500美元，二十年毕业生约7500美元。有一个人，一个神经病学家，报告了五万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反常的例子。其他所有的人，就1937年的生活水准，他们的收入尽管还算体面，但也相当菲薄。
问卷底部的空白处写了关于此事的评语。所给的劝告大同小异：大家普遍说，医生是个最好的职业，但不是一条好的生财之道。假如可能，你最好娶一个阔气的太太。
作一个医生，工作艰辛呵。所有的男子们（那些哈佛班上只有男子）对工作都写了一两行：长长的工作时间，上班中间不休息，假期短，他们对1937届的忠告是，做好准备，应付艰辛的工作。别指望发财。
看父亲工作是我童年最坚持做的日课。他的诊所设在家里。福乐盛所有的医生都是如此。屋子是宽敞的维多利亚结构。底楼辟一间候诊室，一间工作室。那个时代，在其他人家，那地方本是用作门厅和客厅的。我家的起居室在二楼，但餐厅却在底楼，离病人的候诊室只有一门之隔。因此，我家吃饭比大多数人家要更安静、更快。
在最好的年景，直到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我家用着一个长住的女佣人。她的房间在三楼。还用着一个洗衣工，住地下室。后来，大萧条最初几年，改用一个女短工。最后，什么人也不用了。做饭的总是母亲，有女佣的时候也是如此。后来，连打扫和屋里其他的活儿也都是她做了。剩下的时间，她就在后院的周边部位经营起菜园子来。记得我家曾经有过一个园丁，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是一个叫吉米的意大利人，从山溪街上来干活儿。吉米天天和母亲谈论着园子的进展。他情绪激昂，挥舞手臂，滔滔不绝地讲着意大利语；而母亲则安详斯文地讲着措辞坚决的英语。他们处得很好。后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她耕作着那整片地方，而孩子们则刈割草坪。
有两条街面目陌生，孩子们都不敢去。一条是山溪街，就在长岛火车站下方。那条街住着意大利人，有几十户人家，都很穷，都是在家说意大利语，到别处则讲磕磕绊绊的英语。另一条是林肯街，住着黑人。林肯街不是贫民窟。它正居福乐盛镇的中央，全镇最好的地方，可林肯街整整两个街区全部住着黑人。我常常纳罕，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所有黑人全都住在这两个街区，但从未得到解答。事情一直是那个样子的。
悼念日和七·四是镇上的大事。两个日子都有游行。第一次游行从北大街到镇政厅再到内战纪念碑。到了那里，有个童子军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一年是我担当此任）。第二次游行从第一大道到桑福德大道。人们拥在街道两旁，等待敞车的到来。敞车上拉着内战老兵，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满脸烦恼和困惑，身穿联军的制服，然后是一战老兵（那时叫大战，因为还没有人想到要给它一个编号）。他们年轻、鲜光，穿着咔叽制服，打着绑腿。铜管乐队，旗旌，共济会和哥伦布骑士团，村警，消防队员，穿着童子军和女童子军服装的潮水般的孩子，女先锋队，童子海军，还有小孩子们，穿着日常的服装，高高兴兴，满面红光。
镇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老幼皆知，德高望重。一个是盖小姐，在二十小教一年级。一个是比尔斯先生，他是二十小的校长。盖小姐是大名人，教了好几代福乐盛人。比尔斯先生的社会地位则全靠他的地位高。他是外来人，来镇不过十年。
福乐盛的孩子整个儿一帮少年犯。一到晚上，我们满镇乱窜，按人家门铃，然后绕过房子的一边去躲起来，拿着彩色粉笔在路边爬，为万圣节前夜做演习。这时，我们立时变成一帮凡达尔人，砸人家窗户，往人家前院扔垃圾箱，拧路标，让它们指错误的方向。我们撬窃伍尔沃斯家的店铺，到珍尼斯电影院去撬开安装在座位后面的自动售糖果机，买皮尔蒙德牌香烟到第一大街去坐在街边石上抽，就这伙儿十岁的孩子。真是一帮坏蛋。
在我小的时候，没人指望孩子们会做什么好事。大家都认为，小孩子嘛，自然是坏的。谁也没有指望我们良心发现，因为我们没有良心。所以，正像小孩子成长的习性一样，我们长大了全都成了相当好的人。
我父亲从来没有正式的护士或秘书。应门的是母亲，或者任何一个凑手的孩子。要么就是父亲自己，在他手上没有病人的时候。上班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两点和晚上七点到八点。我记这些数字像记一些老歌一样，是听母亲应答电话的声音记住的。妈妈一次次对打电话的人重复这些数字，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安慰的语调，像唱歌一样：下午一点到两点——晚上七点到八点。
候诊室在上班前一个小时就满了。在忙时，有些病人得等在外面车里或前厅。大多数日子，父亲每小时看十个病人；我想这些病人有一半是新病人，另一半是从前看过，来复诊的。
除了上班时间和匆匆地吃饭之外，父亲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清晨一大早，他到地方医院查房。他在那家医院里作外科主刀。他到外科病房查房，也顺便看自己的病人。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就是家访。在他行医的最初几年——那时他和母亲从纽约城来到了福乐盛，之所以选了福乐盛，是因为这是一个乡间小镇，有林木田园，但也有进城的火车——那时他有辆自行车。一年后，有了一辆马车。他讨厌自行车和马车。在我出生前约一年，他有了足够的钱买了一辆汽车。先是一辆麦克斯韦，经常熄火抛锚，让他不断地生气。然后是一辆狮鼻式车头的富兰克林轿车。最后是一辆相当阔绰的富兰克林轿车，车头换了时称摩登的老样式。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车里，开往医院，转福乐盛，穿过邻近的镇子，看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大多数晚上，他都得九点十点才回家。
但正是在夜晚，全家人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最艰苦的工作开始了。中夜过后，电话豁啷啷响起来。我从卧室就听得到大厅的电话声，听到了他的声音，疲倦的、睡意未消的声音，询问细节，然后听见他在黑暗中挂了电话；通常他咒骂一声“真扯淡”，有时，他恨极了，就会更直截地骂一声“扯淡”，或简直“操蛋”，有那么几回，真的气急了，也听见他骂过“他妈的操蛋”。然后，我会听见他从床上挣起来，穿衣，客厅里的电灯亮起，然后他的脚步声响在后门的台阶上，到了院子，上车，轰然而去，去家访。这种事每天晚上都会发生，至少一回，有时三到四回。
我在黑暗中听着，从不知那些电话所为何来。它们听起来总是那么紧急，有时是一段长长的对话，我可以听见父亲在出主意，说他明天早上就到。更多的时候，他简短地说几句，然后就挂上，穿衣。有的是要给孩子接生，我记得这些，是因为在更晚的时候，父亲出去家访了，大厅响起母亲接电话的声音，说医生出去“临盆”了。但并不都是接生。有时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是深夜来的急诊病例。有的是新病人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因这样那样的急病而惊慌。有时是垂死的病人在病榻上，或已经死在了病榻上。父亲在很多个深夜被叫走想必都是因为垂死或已死的病人。
二十年后，当我忝列于图林医学院，投身于医学科学时，我得以从另一角度仔细观察了行医的这个方面。我曾应邀去密西西比州中部一个县级医学学会参加一次年会，做一个关于抗生素的发言。会议是在当地的旅馆举行的。东道主是新当选的学会会长，一个全科医生，四十来岁，事业很成功。那天晚上，他的事业就要登峰造极，宴会之后即将就职。在那方土地上，作县级医学学会的会长是很大的荣誉了。吃着饭，他被叫去接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主席座前，向大家道歉，他得出一次急诊。饭局依旧进行，他的就职典礼令人尴尬地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结束。我做了发言，晚会告终。正当人们往外走到了门口时，他出现了，一脸倦容和愁容。我问他电话是什么事，他讲，是一个老妇人，他多年来照顾的一个病人，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去世了。就这么回事。他知道那一家人很悲痛，需要他。因此必须去。他很遗憾错过了晚会。他整整一年都盼着这件事，可他说，有些事你就是没办法。
这是1950年代前几年的情况。那时，医学正在成为一门科学，但那门古老的艺术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