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偶尔闯入一个奇妙的学术领域——比较语言学的疆界。忘了在何时何地，我曾经纳闷过，为什么leech一词既指医生，同时又指被医生使用了许多个世纪的一种蠕虫（蚂蟥）。二者谁先出现的，是医生，还是那虫子？
可爱的《美国传统词典》有个五十页的印欧词根附录，基本上是根据《波科尔尼印欧语言词典》辑录的。我妻子曾跑遍纽约城的大小书店，在一家珍本书店里找到了一本波科尔尼，作为送我的生日礼物，此后，从前的书再没翻开过。
语言的进化可比之于生物学上物种的进化，就看你愿不愿意从那么远处去比。在这两个方面，首先的和最深刻的问题都是迄无定论，而且是无法回答的：生命最初是怎么开始的？最初的人类语言是什么样子？
两者都存在化石，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追溯到接近起初的某个地方。最初的生命形式是原核细胞。那些有机物形状和大小都跟细菌一样；好多种系的球菌和杆菌在岩石中留下丝毫不爽的印迹，把生命的历史溯回到三十五亿年前。此后的二十五亿年里，类似的微生物构成了这一行星上的全部生命。这些微生物有的是自由生长，更多的则聚群而生，形成像“藻丛”那样的庞大群落。后来，这种巨大群落化石成为巨大的地质结构，称作垫藻岩。只是在晚近的时期，也许是在十亿年前，原核的藻类才向地球的大气中输入足够的氧气，使有核细胞得以形成。线粒体是为所有的有核细胞提供氧化能量的；植物细胞内的叶绿体利用太阳能，生产出植物所需要的养料和氧气——它们都是细菌和蓝绿藻的直系后裔，在这十亿年间与我们所有这些生命形式结成共生关系。
人类语言的化石当然晚近得多，并且只能通过比较语言学的间接方法加以观察。可那些化石的确是存在的。最面熟的是那些印欧语词根，相当于原核生物，乃是大多数西方语言和某些东方语言的祖先。这些语言包括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所有的斯拉夫语言和日耳曼语言、赫梯语、吐火罗语、伊朗语、印度伊朗语族诸语言，还有其他数种，均来源于粗略估计约二万年前的一种共同话语。这些语言进化所来自的那些原始词汇，可能就是关于一些简单的无核概念的表达法，是一些词义毫不含糊的单义词。
Leech的两种含义是生物拟态现象在语言里进行的例子。意为医生的leech，它的词根可追溯到语言的起源：leg一词意指“收集”，派生意义为“讲话”，不知怎的，还带有知识和智慧的含义。它后来成了古英语里的laece，古荷兰语里的lake，意思均为医生。一路演进下来，在早期的日耳曼语里，它产生了lek-jaz，意指“讲着咒语的巫师”，这与早期医生的职责是正相符合的。医生在英语里被称为leech有好几百年。丹麦医生现在仍叫作Laege，在瑞典，则称为Lakere。
Leg又生发出其他的子裔，跟医生不同，但意义有些关联。这些词有lecture（讲课），logic（逻辑），还有logos（逻各斯，理念），这些例子够让医学受宠若惊的。
作为虫子的leech较难追寻其渊源。《牛津英语词典》记录其10世纪的形态为lyce，后来写作laece，再后来，这两种leech不管怎样，实际上成为同一个总的意思。医生这种leech靠使用leech这种虫子来谋生；leech这种虫子据认为（我认为这种认为是错误的）有祛病强身的功效，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医生。像这样，两个意义不同的词融合成一单个词，带有两种意义，这有个术语叫“同化”。“收集”这一意思大概没有被融合，却在两种用法里都顽强地保留下来：蚂蟥采人血，医生收诊费（同时兼采人血）。税吏曾被称为leech，当然用的是血吸虫的意思。
Doctor（医生）一词来自dek，意为某种合宜的、可接受的和有用的东西。它变成拉丁文的docere，意为教导；还变成discere，意为学习，于是有了disciple（门徒）。在希腊语里，它被认为意指某种可接受的教导，于是产生了dogma（教条）和orthodox（正统的）。Decorum（礼）和decency（宜）两字同源。
Medicine（医）本身来自词根med，意指分给一定分量，或采取适当措施。拉丁语使用这个词根，造出了mederi，意思是照料，愈合。英语词moderate（适度）和modest（适中）也是med的后裔，包含着被长期遗忘的对医家的古训。对这些词源学上的表兄弟们，医学生们应时时加以静思（meditate，另一个同源词）才对。
Physician（内科医生）一词来自一个奇妙的词，是古语言里词根的元老之一，即bheu，意为自然本身，生存和存在。希腊语里用这个词根造出了phu-sis，一路演进到英语，生发出physic（体质的），通常用于医学；还有physics（物理学），意为研究自然。
Doctor（医生），medicine（医学），physician（内科医生）这几个词，连同围绕它们成长起来的一些同源词一起考虑，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它们告诉我们，古代社会对这一行当有怎样的期待。这些期待很难达到。对我来说，在这个名单上，适度和中庸最需要铭记不忘。词根med深埋在这些词的内里，它在medicine里的类似存在，应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讯息，要时常提醒教育者、愈伤者、科学的收集者，那古老的leech。
医学曾经是最受人尊敬的行业。而今天，当它具有了数年以前还简直不可思议的治疗（或治愈）疾病的种种技术时，却因各种各样的理由遭到抨击。批评者说，医生无非是些应用科学家，光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不把病人当作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关心。他们并不真心听病人倾诉。他们不愿意，也没能力对病人及其家属做出解释。他们的技术不保险，经常出错，要不，为什么误医保险会急剧上升？要找他们，只能去诊所或医院。那些地方，大得叫人害怕；四壁森严，没点儿人情味儿。“非人化”被用来作为这些人受训方式和行医方式的徽号。古老的医道失传了，被遗忘了。
美国的医学院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要它们找回家庭医生——那渊博通达的、慈祥的内科医生，他们惯于做家访，照料那一家老小的大灾小病，甚至能叫出那家的狗的名字。为此，整个新的系科建立起来，其中有一些，在州立医学院里，实际上还是通过立法来建立的，在官方的名单上被称作家庭行医、保健基础、预防医学、草根医学。其意图明言不讳，就是要制造出更多的全天候普通行医者。那种行医者是每个人从小记得的，或从他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小时候就记得的，或通过书本、电影和电视记得的。
人们一直从医生那里期待的，到底是什么呢？医学这一行当究竟是怎样历经这样长的人类历史而存续至今呢？作为一个阶层，医生一直因其软弱无力而受到批评。蒙田（1533～1592），莫里哀（1622～1673）和萧伯纳（1856～1950）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比今天的批评者更瞧不上医生和医道。那么，19世纪的，此前几个世纪的，上追到我这一行的祖先，直到史前的萨满巫师，那些医家的病人们，在搬请医生之际，他们到底希望些什么呢？大疫之年，每天夜里，大板车辘辘前来，走街串巷，把死的拉走，拉去埋掉：那时候，医生的作用又安在哉？淋巴腺鼠疫、斑疹伤寒、结核病、梅毒，是为数众多的传染病里典型的例子。这些传染病发病迅速，通常致命，不管医生做了什么，大部分受害者都难逃一死。这时候，那个被人深夜唤出，看望病人，却拿不出任何缓解之法、遑论治愈良方的人，他干了些什么呢？
是的，有一件事他干了，从远古时就干了，那就是巫术。萨满以最艰难的方式学会了他的职业：他被迫亲历某种死亡，活过来时，他被认为有了对付病人的资格。他发一阵阵的癫痫，看见幻象，听见天声人语，一连数星期迷失于旷野，三番五次长时间昏迷不醒。醒转来后，就有资格行医了。他在病榻周围跳舞，制造烟火，诵唱谁也不懂的咒文，触碰病人的各处。那触碰才是真正的职业秘密。从来没有人承认过那是核心的、至关重要的技艺，总是被舞蹈和诵唱所掩盖。但那用手的触摸却是忙碌不停地一直存在。
我想，医生最古老、最有效的行为，就在于此。有些人讨厌被人摆弄。但病人不这样，或者几乎从不这样。他们需要被触动。得重病的部分苦恼就是缺乏人的密切接触。一般人，甚至亲密的朋友，就连家里人，都倾向于远离病重的人，尽可能少碰他们，因为怕打搅他们，或怕染上那种病，或仅仅害怕沾上晦气。医生最古老的职业技巧就是把双手放在病人身上。
经过几个世纪，技艺越来越精。那双手除了单纯的接触，还学会干其他的事情。它们学会了把脉，触诊脾尖，摸肝的边缘，在胸部叩诊，以辨肺区共鸣的清浊，在皮肤上涂油膏，拉道小口子放血，等等。可是，与此同时还在触摸、抚弄，完了还拉住病人的手指头不放。
那些躬行用手触摸的人，想必至少天生就有同情心。的确有些人不怎么喜欢他人。他们宁可不去从事这种要求跟人接触的行业。假如阴差阳错，不留神学了医，他们要么会退缩不干，要么就会成为不成功的医生。
用肉耳接触病人是医学史上一大进步。一旦人们知道心和肺会自动发声，而且这声音会有助于诊断，内科医生们就把耳朵贴近心脏处，前胸后胸，倾听内里的声音。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加友好的人类姿态，更加密切地表示关切和同情的信号，能比得上这种低首下心的接触。19世纪发明了听诊器，大大加强了胸腔的声音，可同时也使医生离他的病人远了一些。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设计。此后还有许许多多，一项又一项接踵而来，为的都是拉开这一距离。
今天，医生可以根本不见病人，而在另一座大楼的诊所里执行许多最重要的任务。甚至还有记录病史的计算机程序。一个实习生可以提问题，在印好的表格上打勾，而计算机就会迅速打印出一些可能性供诊断考虑，还有需要做的化验程序。医生用不着花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听诊胸腔，扪摸腹部，而可以签张条子，把病人送到放射科做CT扫描，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清晰入微地看到所有的内脏情况，而从前，这些都需要借助手指和耳朵做出猜测。有了病理科，再也不用在冥思苦想中等待新的体征和症状出现了。电脑化的装置披露出有毛病的心脏或不灵便的大脑的电波秘密。几代人以前，那些内科医生在病床边忙活着触摸，远远达不到这个精度，并且有些地方摸不到，也想不到。
如果愿意，医生可以把自己安置在老远，远远离开病人及其家属，始终不接触任何人。例行公事地草草地拉拉手算是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接触。行医不再是手的触摸，而更像是从机器读取信号。
医学的机械化是站住脚了。新医学管事儿。它成了更加复杂的行当，更多生死攸关的事需要闻讯即做。内科医生们责任未减，还像五十年前一样过劳，并且常常是劳累加沮丧。可他们又有了应有尽有的技术操作，需要迅速准确地完成。在病家看来，生病求医的经验迥异于父母告诉他的那个样子。有些重要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医生看起来不像从前那样亲切、自信，不像从前那样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关心，而是一心一意对付他患的那种疾病。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没有回头路好走。而且，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要人希望走回头路。假如我发生了恶性高血压，或结肠癌，或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我当然希望能就近找到安慰和友谊。可我最希望的，还是尽快地得到有效的治疗以保住性命，如果可能的话。假如我躺在一家现代医院的病床上，同时还要为这床位的价码而担忧，那我就会希望尽快出去，可能的话，最好囫囵个儿健康无病地出去。
在我父亲的时代，跟病人谈话可是行医的最主要部分，因为除了谈话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好也罢，坏也罢，是一番长谈，谈话中，病人乃是关怀的中心，而病人也知道这一点。到了我作实习医生时，科学的医疗技术刚刚发轫，谈话依然存在，但变得匆匆忙忙，经常是边跑边谈了。
今天，医学界的新技术繁多而复杂。到床脚（而不是到床头、床边）查房，抽血样去自动估价每一种已知（或想到）的生化异常，轮椅和担架滚过走廊前往放射科——有了这些，就更没有多少时间谈话了。跟住院病人做的最长的、最关切的谈话，是在他们来医院时，由受过会计训练的人员进行的，那是关于财务和保险的讨论。他们的科研仪器是计算机。一时间，住院病人感到，他成了一架巨大的自动装置的一个部件。他入院出院都是由计算机操作的。有时连医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对病人来说，这一差别可能是怪怪的，有点令人沮丧。可是，还有另一个差别值得强调。许多病人很快就出院回家，健康良好，病患治愈了。在我父亲的年代，这种事发生得少得多。而偶有发生，那是仗着运气好，要么就是体质强。这种事发生在今天，更经常是仗着技术。
其中的代价是必须面对的。这代价不仅仅是实在的沉甸甸的金钱。内科医生那贴近的、令人宽心的、温暖的触摸，那安慰与关怀，那连病家的狗也编织进话题中去的闲闲的长谈，正在从医道中消失。日后可能证明，这些不但是病人的大损失，对医生一方也是同样大的损失。这种独一无二的微妙亲切的关系，可追溯到医史的源头，值得保存下去。做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这要求有最优秀的医生，最好的友情。一旦丧失，即使在短短一代人手里丧失，那么，要把它重新找回可就太难了。
假如我还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个实习医生，刚要开始走进这一行，关于我的前途的方方面面，我最担忧的就会是这一方面。我会担心，我的真正工作，照顾患病的人，可能会被弄走，给我剩下的是一桩大不相同的职业——照看机器。我会尽力想办法阻止这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