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关心正义？】
我是怎么开始关心正义这个主题的呢？在孩童时期，施行正义并不是我的兴趣。我在成长过程中曾经躲避过一个我唯一熟悉的穷孩子，他叫杰弗里（Jeffrey），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曾住在“第八街桥下”。在我的学校里，社会等级森严，一些学生是圈内人，而另外一些则被归为不合群的圈外人。此外，还有一个等级，就是杰弗里他自己。他的衣服是从二手店买的，不太合身，而且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他被人无情地耻笑，被排除在所有游戏和谈话之外，甚至在学业上也遭到惩罚，因为没有谁愿意与他合作完成作业。我承认大多数时间我也躲避他，因为我属于不合群的圈外人，正一心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没有同情杰弗里，也没有意识到他所承受的不公正，并且也开始欺负这个唯一比我更被边缘化的孩子。[9]
当我在六十年代末进入大学时，我成为被民权运动惊呆了的一代大学生。我了解到南部黑人和民权抗议者所遭遇的体制性暴力。我特别记得自己被麦瑞迪斯（James Meredith）的影像所震惊，他在1966年的一次为争取选举权的游行中被枪杀，但在一张照片中，杀死他的人看起来却很镇定。我很吃惊地意识到，像种族隔离这样一种不义的制度，居然可以这么轻易被整个社会合理化。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人生中所听到的成年白人所说的那些道理，很多都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只是“几个捣乱的家伙”造成的。黑人的确有权利要求为他们遭受的很多冤屈平反。
【“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去教会，但上大学后我就开始对基督教失去兴趣。一是因为我处在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圈子中，一边是我那些支持民权运动的世俗朋友们，另一边是一些正统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却认为马丁·路德·金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此热切地相信平等权利和正义，而那些我认识的宗教人士却对此漠不关心？
后来出现一个转机，我发现了一小群善于思考的虔诚基督徒，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与社会中每一类正义的事结合起来。最初我只是表明我的种族正义观，把它们添加到我作为基督徒刚刚学到的基督教神学上。但有一件事是我起初没有看出来，后来才认识到的：实际上，圣经才是正义的基础。我学到，《创世记》中的创造叙事原来就是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10]，而且圣经的先知著作中充满了对正义的呼唤。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如此推崇的民权运动，源于非洲裔美国教会中对罪和救恩的观点，远胜于世俗主义。[11]
当我进入神学院预备服事时，我遇到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艾利斯（Elward Ellis），他成了我和我未来的妻子凯西（Kathy Kristy）的朋友。他指导我们了解美国文化中的非正义现实，满有恩慈，坦诚不讳。有一次，他在我们的饭桌前说：“你知道吗，你是个种族主义者。噢，你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不想这样，但你确实是。你不由自主。”他还说，比如，“当黑人用某种方式做事时，你会说：‘嗯，那是你的文化。’但当白人用某种方式做事时，你会说：‘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嘛。’你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在一个文化中。你的很多信念和做法都是文化性的，但是你看不到。”我们那时才开始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让自己的文化观念成为道德原则，然后用它们来判断其他种族的人，觉得他们不如我们。他所举的例子非常有力、公正，而且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也认同他的说法。
当我第一次在弗吉尼亚的霍普维尔（Hopewell）担任牧师时，我决定修读一个教牧学博士课程，我的论文是关于如何训练执事。在长老会教会组织中，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在教会历史上，执事被任命去服事社区中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传统丢失了，执事演变成了看门人和财务管理者。我的导师挑战我研究这个职分的历史，并且设计一些方法，帮助长老会恢复他们教会生活中这一方面的传统。
我接受了这个论文题目，它成了我的一个转变过程。我去了附近一个大学的社会工作系，拿到他们基础课程的一个完整书单，就开始读所有这些书。我研究了欧洲城市（如日内瓦、阿姆斯特丹和格拉斯哥）的历史，了解到教会执事怎样建立起最早的一批公共社会服务体系。我设计了一些针对执事的技术培训课程，写了一些材料，帮助教会领袖建立异象，不仅包括上帝话语事工（word ministry）方面的传讲和教导，也包括好行为事工（deed ministry），就是服务那些在物质上、经济上有需要的人。[12]
在结束了弗吉尼亚的牧师职分之后，我进入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我们系里有四位教员都住在内城区，而且教导关于城市事工的课程。我每周会在院系会议开始之前早到十五分钟，与系主任康恩（Harvie Conn）单独谈话。康恩非常热情地委身于城市生活和服事。我意识到，自己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过的。二十五年前我读过他的一本小书《传福音：行公义和传讲恩典》（Evangelism：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13]，其中的主题深深进入我对上帝和教会的思考中。
康恩的教导所带来的激励，以及我在八十年代费城的城市教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在1989年应邀搬回纽约市，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教会——救赎主长老教会。
【关于恩典和正义】
弗吉尼亚小镇霍普维尔和大都市纽约之间存在很多极大的差别，但两地之间有一样事物是相同的。让我很吃惊的是，一个人对上帝恩典的把握和经历，与他向往正义、渴望帮助穷人的心是直接相关的。我在两地都曾传讲过一个经典的信息，即上帝并不赐予我们正义，而是借着他白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我发现，那些最受这一信息感动的人，也成为最敏感于他们周围社会不义的人。我在霍普维尔的教会有一个名叫谢尔顿（Easley Shelton）的人，他的生命经历了深刻的改变。他转离了对生命道德主义式的枯燥理解，开始明白自己的救恩是以耶稣那白白的、人不配承受的恩典为根基的。这给他带来一种被更新后的温暖、喜乐和信心，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但这一变化还带来另外一个让人吃惊的效果。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很惊讶，因为我还没有向他或教会传讲过这个主题，他却自己想清楚了。他说，当他离弃自己的法利赛主义和属灵自义时，他也离弃了他的种族主义。
哈佛的斯卡利（Elaine Scarry）写过一本精彩的小书《论美和正义》（On Beauty and Being Just）。[14]她提出的论点是，美的经历会让我们少一些自我中心，而更多接受正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我观察到，当人们看到上帝恩典在基督里的美好时，恩典就会有力地引导他们追求正义。
这本书既适合那些认为圣经是可靠的人生指引的人，也适合那些还在怀疑基督教作为这世上一种积极力量的人。我希望有正统信仰的人可以看到，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施行正义，这是圣经中最为核心的一个信息。我也想挑战那些不相信基督教的人，不要把圣经视为一种带给人压迫的文本，事实上，圣经是现代人理解人权的根基。在这本书中，我在每一章都会以一段引自圣经的关于正义的呼召开始，然后显明这些话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正义的、慷慨的人类社区的根基。我不奢望每个读者都认同我所说的，但我希望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并以此来看待圣经、正义和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