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这里有三个要点。其一，不但所有制归属要清晰，各类所有制内的各项实际控制、使用、经营、处置财产的权利，也要界定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深化改革要针对性地解决半拉子产改留下的难题，做到无论是国企的经理和员工，还是股份制企业或私企的经理和员工，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承包农户，都有清晰的财产权利边界，以求预期更稳定，行为更规范。
其二，各类所有制和各项实际的财产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的任务不是优先保护某一种所有制或某一类产权，歧视或忽略其他所有制和产权。法治国家的第一要义，是平等保护一切合法的所有制和财产权利。这也是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基础。既有的改革成果，确立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产权，但远没有实现法治下的一律平等，这是深化改革要实现的目标。
其三，有效保护产权，不仅要保护长期稳定的使用权，更要保护“流转顺畅”的转让权。这是因为，任何资源都有多种利用的可能，包括同一主体以不同方式利用资源会带来的不同效益，也包括不同主体利用资源所带来的不同效益。保护产权，就是保护产权主体选择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其中也包括放弃自用、转给他人利用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不能认为，保护产权就是资源永不换手、永不转让。那样固守资源的自给自用，会妨害分工和交易的发展，事实上永远也做不到自足。要明确，在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基础上，包括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在内一切资源的“流转顺畅”，是产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三点，缺一不可。所谓“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基础正是完整的现代产权制度。这说明，走市场之路，确权不可逾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奠基性工程。
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7]
现在大家关心，如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能够按照《决定》扎实推进改革。我想大家都知道，推进改革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什么推进改革很难？首先当然是因为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要改变已有的利益格局。改革又不同于革命，触犯了既得利益，多少总要给予补偿。很多时候，因为补偿的本金不够，就启动不了改革。拖来拖去，拖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贸然改，一不小心改革就容易引发社会冲突。这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圈。现在讲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可见要触动的既得利益不小。虽然今天中国的国力比30年前强大很多，但触犯既得利益要补偿的价码也水涨船高。全部要补偿？怕是谁也补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改革？怎样才能有效推进改革？我想从过去经验看，可能有一个办法、一条途径值得注意，那就是改革除了坚决触犯非触犯不可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与改革方向一致的受益群体。
让我们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验。当时改人民公社，也触动既得利益。大锅饭体制下，敲钟上工发号施令的，掌权分粮分草的，可以决定别人家的命运，权力也不小。包产到户后，这些权力废掉了，既得利益当然也受到触犯。当时也没条件给补偿，生产队穷，国家也穷，补不起。那怎么推进改革的？就是在局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迅速形成全国包产到户之势，成片成片推进，很快家家户户多打粮食、多卖钱，解决了多少年来种地人自己也吃不饱的老大难问题。绝大多数农户从改革中得益，成了新的既得利益——包产到户的既得利益群体。一旦人数众多过了临界点，改革就不可阻挡。以往的农村基层干部，有能力的很快转过去搞工商副业、办乡镇企业，比敲钟管农民强多了，于是也转变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少数啥也搞不来的，怨别人没用，只好怨自己。
其他方面改革也如此。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1985年前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就是多数人迅速在改革中得益。农村一改，几亿农民得益。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合法化，上亿人口得益。恢复高考呢？每年几百万年轻人有了奔头，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加起来也不是小数目。开放留学，又是每年多少万知识精英欢欣鼓舞。“四化”干部政策，让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官员脱颖而出。每开放一个市场，总有一批先行者尝到甜头。经验证明，在改革中受益人口越多，改革之势就越无法逆转。对改革不满意的总有，无奈寡不敌众，慢慢转弯就是了。
扪心自问，对邓小平的决策是不是一直都跟得上、都拥护？也没有，因为做不到。但对改革开放，我在整体上总是拥护。为什么？因为自己是78级大学生啊。当年如果不是邓小平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此生哪里有机会上大学！没法子，我也是改革既得利益者。
国企改革很难，但只要认真改了的，也一定改出一些新利益。参与了市场竞争，总有能赚到钱的国企，总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企业家。联想、海尔、格力、TCL都是国企改制的成果，否则，这批好公司都不会存在。资本市场是1990年开的，邓小平当时表态，说可以办，不行再关。但实践结果，开了就关不上了。为什么，“杨百万”们不干哪，多少新的利益群体在市场里受益，或满怀希望受益，谁还关得了？
当然，改革的既得利益也可能转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那就再改。再改也要注意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一波一波向前推。否则徒抱一步到位之理想，却不能实质推进改革。这些经验无非说明，不管观念上、理论上确立的改革目标多么正确，离开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就难以迈开步子。80年代早期改革的成功之处，就是在改革进程中较快形成了新的受益群体，人数要足够多。相信这个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管用。
今天《财经》高朋满座，大家都关心新的改革决定能不能得到落实。我们究竟做些什么，才能有助于改革的实质推进？想到几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今天的改革跟30年前不同，面临很多现存法律。有法要依法，但一些法律条款与全面深化改革相抵触，如何处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是决定，很难贯彻。譬如土地体制，有法律文本，限定农民集体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农民房屋呢，规定不得抵押。这都是现存法律明文写上了的。为此，呼吁立法机关，包括社会相关各界人士，根据全会《决定》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列出来，通过修法改法程序给予修订，有的则要建议废止。否则，以违法来推改革，那个路子走不通。只通过改革决定，既不修法也不改法，决定归决定，法规归法规，说上几年还是改不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这次《决定》明确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要素市场，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发展中一个关键门槛。在这个方向上，要注意聚焦于某些区位密集推进改革，增加改革元素的集结，增加改革措施的密度。散开来搞改革无效，因为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乡、每镇、每县都开市场。要素市场比较集中，金融市场更集中，价格发现一定在中心市场。这对中国很重要，人才不够、律师不够、合格监管者更不够。高端要素市场散开来建，哪里都搞不像样。所以集聚、集中为上，在中心大都会把要素市场建设好。
第三，落实《决定》，除了抽象的原则和准则，更要注意“图像”，也就是活生生的真实故事和真实场景。从传播效果看，抽象文字总敌不过图像。比如对民营经济，现在已提到了历史最高位。这很重要，因为是中央决定。但能不能落实，来回讲条条不如抓故事。当年邓小平肯定民营经济时，就是抓住一个“傻子瓜子”，连讲几年不准动，结果天下都知道那是当真的。现在落实改革，尤其需要“图像”，希望《财经》再报道一批好的改革故事，让人们不但读得懂条文，还相信条文当真，不是说说而已。像大学、事业单位和医院去行政化，光讲没有用，总要几个带头的把步子迈出去，形成改革风潮。否则讲几年也不动，将来再讲就没人信。
第四，通常人们认为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部门利益，这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条条还是块块，政府部门内也有主张改革的力量。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氛围、一种舆论，有助于激发政府部门的改革动力，降低那里的改革阻力。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在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后，要有一个切实问责的机制，问推动改革之责。前些年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似乎改革都是下面地方的事。有的高官习惯挑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们自己似乎就没有落实改革决定的责任。80年代有不少设在地方的改革试验区，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一起搞。无论深圳特区，还是后来的上海开放，从来就不只是地方责任。深水区改革，光地方是干不起来的，非上下互动，合力推进才搞得成。这经验是说，要加大中央有关部门推进改革的责任。形成如此舆论和氛围，部门内主张改革的力量就好抬头，改革干将就容易上位。
“接着石头”过河
在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未来要走什么路有过一番热议。十八大得出了结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邓小平当年走过的路上提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下一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推进改革开放？
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与实践首创
从经验看，有过几个办法。改革开放早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方法论。最早与农村改革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多地方因农民常年贫困和吃不饱饭，在底层发生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等地针对这个现象，做了调查研究和分析，制定了地方性政策支持改革。然后，中央连发五个“1号文件”[8]给予承认和肯定。这是第一个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块摸到的石头是民营经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过去在公社体制下磨洋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儿去？国家和集体办的企业并没有这么大的吸纳能力，于是民营经济提上日程。最早的民营经济也是从底下冒出来的，广东的陈志雄包鱼塘、芜湖的“傻子瓜子”，都涉及民营雇工经营。过去的理念对此完全不能接受，以为这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当时高层看法也不尽一致，所以邓小平定下来多看一看，到1987年才给予政策承认。
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后，遇到的问题复杂，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大约在1986年，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税收、国企等，考虑综合性总体改革方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体制改革决定比较系统，邓小平说他的印象是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当时不用“顶层设计”这个词，但其实已有了这个内容。同时，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相关部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准备了方案，提交给党的十三大讨论通过。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涉及的体制面更为广泛，后来有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要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系统性改革。
又过了十多年，应该是制定“十二五”时，正式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意思是改革不能互相打架，不能这里通了那里又不通，要有通盘考虑。
这些经验都很有意义。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几次通盘规划好了的改革，还要一次次地再发动？究竟是原来设计不全面，还是实施中遇到阻力被搁置？现在看，改革目标的确定、方案设计，以及改革实施，是互有联系的三个环节。目标要明确，不能摇来摇去；方案要系统和全面，尽可能考虑周详；实施则要看环境与战机，选好突破口。
直面飞来之石
还要看到，现在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不是新世纪初的局面。中国启动改革30多年了，出现了好多新情况。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基层、民众、企业、各类组织，都遇到新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得到的信息、他们的诉求、权利意识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
可不可以说，现在不光是执政者自上而下摸石头，设计方案推进改革，水面上也露出了大大小小一些石头，天天在考验决策者？很多尖锐的问题，其实露出水面很久了，要不要面对、怎样面对？有时候是一类现象反复出现；有时候又是一个突发事件，像水面上丢下块石头，牵动方方面面，引起全社会关注，要求做出回答和反应，看政策制定和体制形成能不能从中吸收正能量。
举一个例子，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多少事情？这方面虽然改革很早，但石头还是不小。都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最早提15年不变，后来说30年不变，到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长久不变，温家宝总理答外国记者，说长久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些都对，因为实践证明有效的经济体制就不要变。但走进农村看，不难发现土地关系其实还是经常在“变”。为什么？因为人民公社虽然取消了，但集体的制度基因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