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米沙，我的至爱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首屈一指的世界超级大国到如今的逐渐衰落，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令人惊讶的“奇观”之一了。这不仅表现为美国对地缘政治控制力的下降，还体现在美国“软实力”的基础——民主制度的某些方面已经失信于世。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本书所描述的美国政治文化中两种潮流之间日益严峻的分歧。
与美国衰落同步的是中国的崛起。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未来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会赶超美国。如果历史上帝国衰落的教训有任何可资借鉴之处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当前美国衰落有可能会引发巨大冲突。对中国而言，了解美国民族主义这种复杂和矛盾的本质将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战略，从而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本书中所描述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特朗普的个人素质是否有问题，他几乎是这个传统的完美代表人物：仇视移民，信奉经济保护主义，不信任与外国的结盟——极度仇视任何被认为对美国会造成威胁的人——再加上反对在海外推动民主事业以及全面推行“美国第一”政策，即美国利益绝对优先。
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民族主义的正命题，即以美国信条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原则已经寿终正寝。与特朗普相反，希拉里·克林顿是这个正命题的体现，因为希拉里毕竟赢得了2016年大选的大众选票，尽管领先票数不多。本书在2004年第一版问世时就做出过判断，认为美国民族主义两股潮流之间的冲突，要在不久的将来主导美国国内政治，并在可预测的未来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这本书是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撰写的。当时的出发点是对美国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发出警告，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到处弥漫着沙文主义和“救世主情结”，这两股思潮合二为一，被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及其同盟军充分利用。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美国民族主义的这两股思潮不仅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两者的冲突对美国自身也带来了极大危险。两种“美国观念”现在处于对立状态，其冲突的激烈程度已经使美国决策体制陷入瘫痪，长期来看，还可能使美国陷入内部争斗。
本书并没有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立看作“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美国民族主义中的排外思潮，有时被称作“杰克逊民族主义”。这个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传统，正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所青睐传承的。尽管这个传统中隐含着强烈的偏执和沙文主义情绪，但它在美国成长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由于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明白无误地把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它对那些与美国政治文化虽然不同，但对美国没有威胁的国家反而能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而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追随者们所代表的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对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国家采取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但对于不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认为美国有权利和义务领导世界，美国有本质上的优越性，而这其实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信念。
作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帮助发起了遏制中国的“轴心转向亚洲”战略，主导了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灾难性事件，并明确表示要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在2016年总统大选失败后，民主党发起了针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式的攻击，将希拉里败选的原因归咎于俄罗斯的幕后操纵。相比之下，“杰克逊主义传统”至少还有直言不讳的诚实美德。在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一次采访中，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要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个“杀手”改善关系时，特朗普答道：“世界上有很多杀手，你以为我们这个国家就那么纯真无邪吗？”
当今美国存在一个重大的危险倾向：在政治上对立的双方都在利用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民主党精英煽动的“恐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推翻特朗普政府，还为了击败民主党内部以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从而回避开展应该如何争取已经失去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党内大辩论，因为这场辩论的实质是要对美国体制进行激进的改革。我们同样可以假设，特朗普总统如果未能成功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给美国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包括工人阶级）带来实惠，那么他也有可能制造国际危机来转移民众对其政策失败的注意力。
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冲突不断加剧的现象是由美国经济衰落和多数白人中产阶级遭受文化围攻造成的。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对此有详细论述。在本书第一版问世的2004年，对于有心观察的人来说，白人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但是他们的境况在2008年经济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中变得更加糟糕。同时，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自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超过40%的国民财富集中在1%的顶级富豪手中。与此同时，民主党不仅放弃了原来有利于工人阶级选民的经济政策主张，还把精力放在像支持同性恋婚姻这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上，这极大地激怒了温和保守派，而这些人过去都曾因为民主党倡导的经济政策而支持过民主党。
此外，民主党公开对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变化表示支持，并承诺到2040年，白人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50%以下，而拉丁裔人口将达到20%。民主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未来他们就可以拥有永久的多数选民支持。但民主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的公开表态不可避免地会让白人感到恐惧和反感，从而使白人更加团结。特朗普令人震惊的当选（主要是依靠绝大多数白人选票）已经反映出，这种恐惧和反感已然根深蒂固。
民主党人也忘记了美国宪法越来越有利于白人保守派的事实。反对党可以通过操纵参议院规则和控制最高法院（如果有机会）来左右政府。美国宪法规定，无论人口多寡，每个州都有两个参议员名额，这对人口稀少的、白人保守派占主导的州，如怀俄明州和南、北达科他州都十分有利。而对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人口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则十分不利。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还可以利用选区划分变更的机制为共和党赢得很多众议院的席位，不管参选人是否赢得了更多大众选票。正是因为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共和党人未来肯定会更加大胆、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类操纵手法。未来即使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他们也无法有效执政。
与这些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也做出决定，取消对选举捐助资金数量的控制上限（借口是保障言论自由），而这极大强化了富豪精英的政治影响力。此外，因为美国宪法要求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而部分国会议员的选举每两年一次，这就造成美国政客们必须永久性地处于到处找钱的状态。政客对企业家捐款的依赖程度使国会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性和必要的改革，如对药品价格管理规则的改革，即使高昂的药价已让美国的医保体系难以为继。
所以，现行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对美国的民主制十分有害，对民主党更是特别不利。对于数千万生活在人口大州和大城市中心的选民而言，这些规则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参政权利。然而，尽管历史上曾有过27个宪法修正案，但现在修改宪法在主流政治中已经成为不可触及的话题。民主党人不愿提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领导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而且还因为我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美国政治文化：美国公民民族主义已经在学校的教科书、政治活动和媒体报道中把美国宪法确立为一个超越历史的、半神圣的文件，它已经被视为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因此，由于美国宪法具有神圣性，它自然是不可变更的。
这样一份18世纪末制定的、目的是为民主程序设限以制衡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文件却无法与时俱进，帮助21世纪的美国政府解决诸多与18世纪截然不同的难题。这也许“既是美国历史的高潮，也是悲剧”。我在本书中多次引用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这句名言：作为支撑美国成长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社会之一的公民民族主义，迟早会演变为使这个国家停滞不前的一种力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孙晓坤女士。正是因她热心为本书联系出版社并以极大的热情做了认真准确的翻译，本书的中文版才得以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