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将福音布道活动融入公共生活一起反映了盎格鲁血统的美国新教徒的宗教和文化习惯，在受到美国其他宗教和种族的威胁时，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福音派都是如此。”(20)当然，不是当代美国所有的民粹运动都由福音教派主导，但多少都会从中获得支持，特别是2011年的茶党运动。有一些茶党领导人，如米歇尔·巴赫曼的行为主要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而绝大多数茶党领导人也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受这种传统影响，当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时，他们必须对此表示尊重。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和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使得美国右翼有一种被围剿的歇斯底里的情绪。局外人对此往往大惑不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这些宗教信念是早期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感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南方尤其明显，正如约翰逊总统夫人所描述的，“我们这些人才是美国种”。(21)
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每天都在受到现代世俗文化的威胁，特别是主流大众媒体的威胁。同样重要的是，近几十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逐步下降。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下降的速度更快。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寻找工作，那些尊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群体不得不面对家庭结构被破坏的现实。传统的基督教新教白人的世界同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变迁的关系也许可以用飓风的生成原因来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大海上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潮湿热气流，它与冷空气对流以后开始上升，在上升的过程中又吸收了旁边的气流，也就是移民。冷空气的构成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小城市及乡村居民、南方白人，还有那个传统的、一丝不苟的社会阶层——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
两股气流的碰撞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的爆炸性电能。同飓风一样，其产生的暴风雨是一个循环体系，首尾相连，自我维系，并产生出自身的能量。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要么沸腾的经济大海趋于平静，要么由这些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构成的社会阶层自行消亡，或者美国的体制本身分崩离析。这个飓风释放出来的电闪雷鸣中有仇恨，特别是民族主义仇恨。(22)
对外部世界的那种沙文主义的仇恨，是美国右翼在国内政治中展示的仇恨的翻版。他们对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的刻骨仇恨便是明证。在欧洲，克林顿被视为托尼·布莱尔式的人物：一个中间派，原本那个中左翼的政党被他“现代化”了，他从中右翼那里偷来他们的衣钵，采纳一种实质上是右翼的经济政策。同样，欧洲人把奥巴马看成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奥巴马推行了极其有限的改革。这个看法不仅仅限于人们的感觉，奥巴马的执政计划确实具有温和保守派的特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定会接受这些政策，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个计划。不用说，这两位都是共和党人。事实上，很多激进的民主党人批评他们的总统“简直像共和党那样治理国家”。
对激进的美国保守派来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们对克林顿和奥巴马的仇恨不在于这两位总统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什么人：这两个人是崇尚多元文化、多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化的精英。这是保守派最蔑视和痛恨的人。正如他们痛恨西欧人一样，认为这两位总统是无神论者、堕落分子和没有男性雄风的懦夫。他们不在乎欧洲人做了什么，而在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当记住，在美国的环境下，两种力量共同造就了一个系统，如同飓风或暴风雨的系统一样，两种力量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毫无控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基督教新教和保守的宗教文化主导的美国社会构成威胁。然而，来自同样一个社会的政治代表却在促成这个社会的解体。茶党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们竭力主张降低税收（包括对富人的税收）、减少国家干预、主张小政府。(23)
美国社会并非一直处于现在的状态。1890—1900年，属宗教右翼的美国人是民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他们对为所欲为的资本主义发出了抗议之声。20世纪30年代，这批人在投票中坚定地支持了“罗斯福新政”。今天，这批人居然与共和党内极端的“自由市场派”结成联盟。事实上，正是无节制的美国资本主义造成了宗教保守派希望维护的那个世界的衰落。
在经济领域，美国民粹主义放弃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除了对银行业的空洞批评）。他们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国家债务上，认为债务危机是导致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关注债务问题是美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右翼媒体、大公司及其精英们刻意地、系统地锁定这个问题，但茶党对这个问题的过分关注反而会损害经济和政治精英的长远利益。(24)
对社会和文化的保守派来说，他们对文化和社会的忠诚与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变化之间存在冲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困境，因为他们坚持要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如乔治·威尔斯所言，“资本主义最不保守，因为它总是在渴望新事物”(25)。
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给传统社会带来的震撼效果有很好的解释。他的描述提醒我们，所谓“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持续的、破坏性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存在共生关系：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26)
政治文化的一个神秘作用是调和相互冲突的压力，或者制造和谐的假象，只要社会认可就行。(27)我们在第二章将探讨在当代美国的社会环境下，美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种种神话是如何被利用的。
民族主义的威胁
很明显，固执己见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的政策造成很大的威胁。历史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民族主义建立在非理性的仇恨之上，把其他民族和种族—宗教群体描绘成无可救药的、邪恶的敌对势力。在过去，很多美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如此。今天，他们的仇恨对象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最危险的是，这种仇恨已经开始指向中国。“9·11”事件之后，共和党的沙文主义倾向达到巅峰。但共和党的领导层和他们的顾问们并没有及时对小布什政府的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28)
支持小布什政策的中东问题专家福瓦德·阿嘉米在2003年的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中，不经意地道出了在帝国主义掩饰之下美国沙文主义的实质，并明确地把它定义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中。阿嘉米的文章并不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文风，因为他是外来移民。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历史上的伟大文明帝国里更是常例。正如本书第一章将要展示的，历史上的帝国同美国一样，并不在乎其臣民的种族背景，只要他们愿意为帝国服务，毫无保留地接受帝国的意识形态。阿嘉米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用中东历史来举例，阿嘉米（黎巴嫩裔）就是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约瑟夫，是为美国这个“新罗马”服务的帝国事业的宣传家。(29)
阿嘉米的文章表面上是关注中东的反美情绪，但他对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等受人尊重的民调结果不屑一顾，否认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全球反美情绪的大幅上扬。阿嘉米认为，不只是在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在全球都存在。反美情绪是内生的、根深蒂固的。中东、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美情绪是对美国的财富、成功和现代性的回应，因为美国的榜样迫使它们要改变自己的现行体制。这篇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态度毫无关系。“9·11”事件以后，法国和其他国家对美国表示的同情实际上虚伪至极。他说：“为了保持法国对我们的同情，我们就不得不迎合基地组织的杀人犯，对塔利班组织高抬贵手，同阿拉伯世界开展高级别的文明对话。但是，究竟是谁需要马赛居民的高支持率呢？”(30)
美国右翼主要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用更加冷酷的语言来诠释阿嘉米的观点。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让同情滚开”的文章中，他不但攻击了“这个世界”，而且给国内的反对派扣上“反美主义”的大帽子。他进一步指出：
当美国下跪时，这个世界就喜欢它。这就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保持下跪的姿势，举止谦卑，这样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掌声”和支持。寻找反美主义的根源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这个世界的空气中就能闻到，它的根源是羡慕嫉妒和自愧不如。它们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受阻，只有拿现代性的楷模——美国来出气。仅仅在“9·11”事件那一天，它们没有攻击美国。但这算什么呢？(31)
另一个例子是，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国际媒体对主战派的评论与美国媒体的评论有很大区别。福克斯新闻的明星主持人比尔·奥赖利评论道：“当然，全世界都在撒谎。”(32)
散布这类观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美国的国际行为与道德责任剥离开来，从而使它能够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伪造或不去正视事实（比如，法国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坚定支持者这样的事实），正常的取证标准却被搁置不用。所以，在国际关系方面，声誉很高的民调结果被拒斥，尽管在其他场合仍然适用。民族偏见和美国优越论成为他们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
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敌意均是非理性的、不可救药的、一成不变的。因此，与这些国家进行妥协，顾及它们的利益和观点是毫无意义的。正因为它们是非理性的、野蛮的国度，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迫其就范，甚至为了它们的自身利益对其加以征服。这恰恰与1914年之前的欧洲情形相似，当时大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小国的交流也是使用这样的语言，其结果是欧洲陷入20世纪的大浩劫。此外，这也是传统的、极其恶劣的反犹言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特别令人沮丧的是，这类言论与涉及以色列的辩论紧密相关。美国右翼为以色列辩护，目的也是将以色列的行为与其产生的道德后果剥离开，从而解除以色列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进行探讨。用布赖恩·克鲁格的话说：
如果说以色列是反犹世界的受害者，那么它对自己目前受全球谴责的处境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个犹太国家做或没做的任何事，既不造成也不能阻止这种处境。面对这一切，以色列只能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挑战世界，不允许外部干预。换句话说，如果说以色列不过是一个“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犹太集体”，那么它这么做只是重新回归传统的“世界弃民”的地位。(33)
美国和以色列的激进民族主义言论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的敌人几乎无处不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一般都锁定一小部分国家为敌人。多年来，我看到过对俄罗斯、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指控，说这些国家的反美主义无法克服、邪恶至极，并以此为依据，推行针对这些国家的所有政策。只有在美国，也许还有以色列，我们才能看到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如查尔斯·克劳萨默，能够说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美国需要面对的疯狂敌人”。这种语言不是出现在偏僻乡村的广播节目中，而是在美国最重要的新闻杂志和外交政策的刊物之中。
如果这种观念主导美国政治，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将是一场灾难，对美国的精神也是重创。对外部世界的刻骨仇恨和恐惧将加深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偏见和恐惧。到那时，美国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将被摧毁，美国为未来创造的价值也将丢失，这将是无法弥补的。
美国沙文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带来的最大危险，莫过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史无前例的困境，即一个衰落的大国面对一个正在强盛的大国的挑战。从历史上看，大国地位更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美中两国都应当万分谨慎和克制。如果说，美国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既烦躁又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牢记近代国耻之仇的民族主义情感发生碰撞，那对全人类的文明来说必定是巨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