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主义的两个灵魂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主义一样，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多面性。本书并不试图要面面俱到，我只想探讨在形成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以及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埃里克·埃里克松曾写道：“每一个国家的性格都是由截然不同的两面所构成的。”在本书中我将说明，这对描述美国而言，真是恰如其分。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将最现代与最保守的理念融为一体的发达国家。(7)
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冲突，导致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国会中的僵局已经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工作效率，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冲突所反映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态度的分裂是自越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美国白人新教徒之所以投票给共和党而非民主党，只是由于两党在一两个道德问题，如堕胎问题上有分歧。当涉及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时，两党的差别就更大了。在2003年的一次民调中，称自己“非常爱国”的共和党人有71%，而民主党人只有48%。而这次调查结果还反映了种族对政治忠诚度的影响，比如有65%的白人称自己“非常爱国”，而黑人的比例只有38%。在美国商业界，对何为“犯罪”和“忠诚”的区别就更大了。(8)
但事实上，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总体性质，以及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正是这么做的，它同时利用了两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加以阐述。
在第二章，我们将详细说明美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主体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信条”，我称之为美国民族主义的“正命题”，即美国国家和宪法的根本原则：民主、法治、个人信仰等一整套理念。正是这些原则形成了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帮助美国融入了由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其他民主国家也信奉相似的原则，但在美国，这些信条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将“千差万别”的美国人联系在一起。正如“信条”这个词所暗示的，这其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和某种宗教狂热的因素。
虽然美国人对民主的信仰本身是令人敬佩的，但美国人对现行宪法的盲目忠诚，正如茶党所表现的那样，成为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棘手问题，这部形成于18世纪晚期的美国宪法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完全适用于21世纪的美国？当前，即使对现行宪法进行一些相对微小的修正（美国历史上曾数次通过宪法修正案）竟然也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国会政治陷入了僵局，还由于大众对美国宪法的宗教性狂热。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详细阐述。
形成美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因素，我称之为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主要的根源是种族宗教原因。这种传统也被称为“杰克逊式民族主义”，是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的名字命名的。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详细讨论。(9)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幅员极为辽阔，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民族主义在不断演变，因此持这种民族主义的人立场也非常复杂。
与单一民族国家，如波兰或泰国等不同，美国民族主义的传统由许多不同的身份和感情因素组成，这其中有怀有本土主义情感的美国最早期的白人文化，也有独特的南部白人文化，还有种族游说团体的信念和计划。美国高度多样化的民族和公民认同感在茶党成员的多样化背景中也有所体现。
毫无疑问，美国这种本土主义特征与美国信条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是有区别的。虽然本土主义的许多特征只是美国独有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新教原教旨主义以及他们对美国宪法的宗教式狂热信仰，但这种本土主义与世界更大范围内的种族—宗教式的民族主义也有关联。这种经久不衰的本土主义情感曾经在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中体现出来，即奥巴马总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是美国公民，这种说法在共和党人当中更为普遍。通常情况下，美国民族主义中的这一面是从属于美国信条的公民民族主义的，这才是主导美国官方和政治文化的正确言论。但是，在国家面临危机或冲突的时代，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往往就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种族—宗教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对反恐战争将产生极其危险的严重后果。
1983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学派奠基人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曾经写过一段话，总结了为什么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应该被称为“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他写道：“爱国主义源于对国家历史的热爱；而民族主义源于对国家特殊伟大前景的期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跳出狭隘的‘国家安全’字眼，它应该由国家的使命感来定义，追求的是‘世界大国’的利益。”(10)
克里斯托尔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与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肯尼思·米诺格对二者的区分相呼应。米诺格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一种保守的、希望保持国家原样的情感，而民族主义则是对一种理念的忠诚，它对国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往往伴随着一种要承担人类使命的信仰。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带有某种革命的锋芒。21世纪初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当然带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成分，是对美国国家制度和美国存在方式的一种特殊情感，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有某种革命的成分，即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情结。(11)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美国公民民族主义中的这一面。
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7—1970）曾经写道：“弥漫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显著的一种倾向就是要进行‘道义上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不用常识和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倾向，对美国来说，早晚都会致命。”(12)事实上，这一幕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了。伊拉克战争的悲惨后果已经使美国公众清醒了，他们开始反思美国政策的正确性。当然，当初正是小布什政府这种救世主式的“十字军东征”诉求把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中。
如果米诺格和克里斯托尔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是有效的，那我们必须承认，相较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更适用于描述当前美国人对国家的情感。这种感情更像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后起国家对现状“不满”的民族主义，与大英帝国那种满足于现状的爱国主义截然不同。
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的一面是激进的，因为它期待着“国家的未来，非凡的伟大”，那么它的另一面也是激进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回忆那个理想化的过去。这样，美国文化中这两面之间的矛盾将与日俱增。一方面，公民民族主义乐观地相信，美国必然的伟大源于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或者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美国在很多方面却都在衰落。事实上，美国的命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美国人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和迷茫，那种想回到辉煌过去的情感不可避免地得到加强。
这种“反命题”正是美国激进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共和党右派，特别是天主教右派和茶党等，口口声声要“夺回”美国，重建过去那个更加“古老、纯洁”的美国社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要探讨的，长期存在于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这种倾向正是许多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宗教式虔诚的体现。当然，这也一直是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焦虑的体现。美国在2008年经济衰退、中国崛起以及第一位黑人总统诞生后，这种呼声再次响起。
过去，这种焦虑感主要是缘于“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已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掌控权，此外还有对阶级关系的焦虑。在过去，阶级焦虑体现在美国乡村和小镇与移民充斥的大城市的对立上。现在，这体现在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上，这种恶化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2008年以后呈加速变化的趋势。
美国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分美国人都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那种认为美国高高在上、无往不胜的观念也遭到削弱。这一代美国人在国内的焦虑感外溢到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中。2002年，64%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得到保护，不能受外国影响”，而持这种观点的英国人只有51%，法国只有53%。美国人持此观点的比例介于西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如印度（76%），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最怕的“外国影响”主要是指美国。(13)
正是这种恐惧感使许多美国民族主义者变得愤世嫉俗、对外界充满敌意，这恰恰与美国的外部形象或者自我描绘的形象截然相反，因为美国一直是以成功、开放、富裕与慷慨闻名于世。近年来，这一代美国人充满挫败感、极度仇外，他们将这种情绪发泄到国内外的“敌人”身上。
将不满发泄到“外人”身上是古老的民族主义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见，至少在欧洲也是如此。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有的社会中上层阶级或群体的地位下降，或者说他们自认为地位下降了，激进的保守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就油然而生。我们观察美国民族主义的方法之一就是注重美国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也就是说，很多美国人对美国自己制造的世界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他们认为全世界都跟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美国作对。当然，对于为何全世界会反对美国，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信条也妨碍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当然，我们需要指出，除了一小部分极端“好战”的组织，如“新**”等，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力量并不会公开反对美国信条和公民民族主义等概念。(14)在历史上，世界其他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保守主义运动往往反对民主，要求实行专制统治。然而，传统上美国一直对民主和自由的信条深信不疑，茶党对此更是痴迷，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开还是私下里，它都认为民主和自由是某种特定的白人文明的产物，现在正在受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的威胁。我并不是说这种观点一定是错的，这不是本书要讨论的范围。我只想指出，在当前的大趋势下，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然会觉得四面楚歌、愤世嫉俗并盲目仇外。(15)
美国基督新教原教旨主义团体也不反对美国信条，但他们对文化、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对现代美国的排斥感更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赞同现代性。对他们来说，现代美国的大众文化就是对他们热切信仰的价值观的不断攻击。这种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在当今美国社会、文化和种族矛盾中四面受敌的心态。当美国还在向全世界推销它的“美国梦”时，无数的美国人却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美国噩梦”中。(16)
美国是西方世界中那些影响最深远、最广为人接受的、最保守的宗教思想的大本营。其中有一些人对新千年怀有强烈的希望、恐惧和仇恨。这两种现象相互交织，关系紧密。200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1世纪初的美国，在宗教信仰方面，相较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接近。（当然，美国绝大部分宗教信仰者并非原教旨主义者，主要是持温和立场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派基督徒。）这其实与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早期评论过的美国一脉相承，当欧洲的宗教信仰已经被数十年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打碎和动摇后，美国的宗教信仰却依然狂热，广受追捧。(17)
2002年，59%的受访者宣称“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比例处于墨西哥（57%）与土耳其（65%）之间，但远高于加拿大（30%）、意大利（27%）或日本（12%）。如果只是从百分比数字来看，相较于与法国（12%），美国与巴基斯坦（91%）更为接近。(18)当一位美国参议员惊呼欧洲“哪里还有共同价值观？他们甚至都不去教堂”时，他说的是事实。无论是美国精英（尽管不是文化或经济领域的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情况均是如此。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新教徒一直与美国民族主义有很强的历史联系，属于“偏执狂类型”，最初主要是反对天主教徒、共济会以及其他“异教徒”；后来，冷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使得这种偏执成为常态。(19)
